詩人于堅：保留靈性生活的記憶

雲南彝族的招魂儀式出現在「大象：詩與圖像詩」展覽開幕式上

宰殺公雞後，民間信仰中可以通鬼神的畢摩吹響牛角號，念起神秘咒語，銅鈴叮噹作響，現場瀰漫著輕微的血腥、松木香和白酒雄烈的氣息。

這場來自雲南彝族的招魂儀式，被詩人于堅帶到了在上海明當代美術館舉行的「大象：詩與圖像詩」展覽開幕式上。于堅不止一次見過招魂場面。1998年，在麗江一個納西族山村，招魂儀式最後，東巴巫師咬著豬的尾巴旋轉，一頭牛突然倒下，他也感覺到某種看不見的東西出場。而對於美術館裡的招魂效果，坐在台下的于堅卻很忐忑，「招魂就像屈原時代一樣必須在大地上進行。在上海一個舊工廠改造的美術館，所有來自大地的東西都被水泥鋼筋澆灌。怎麼招魂?」

插著彩旗的祭台背後，是于堅拍攝的120多幅攝影作品，一切有條不紊地進行。于堅說，他試圖喚起參觀者的某種記憶，重新激活人們和精神世界的超越性聯繫。在他看來，如果說「文革」拆遷了時間上的中國，把中國的故鄉經驗污名化、虛無化，這些年中國大地上以城市化名義進行的大拆大建，則在空間上摧毀了故鄉，古老中國的魂正在遠去。整個社會技術至上，拜物盛行，這也是三千年未有的另外一種大變局。

「比原子彈還恐怖!」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外形敦實的于堅突然拋出一個誇張而悶重的比喻，讓人想起他形容滇池之死的一句詩：「哦千年的湖泊之王/大地上一具享年最長的屍體」。

詩人于堅 攝影記者/吳軍

滇池竟先我而死

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于堅評價他是「一個偉大的招魂的巫師」。招魂是于堅近年來經常提到的話題，也是他詩歌、紀錄片、攝影創作的主題。

「我強調詩的招魂功能，是對屈原的繼承。屈原詩歌中的那種招魂在雲南還可以微弱地感受到。」他向記者解釋。散文集《還鄉的可能性》中，自幼在雲南長大的于堅將那裡描述為中國最原始的高原之一，大地上有種唐朝的氛圍，依然還有巫師在活躍。他的外祖母，一位堅強的舊式女性，活著的時候就早早準備好壽材。小時候于堅和表哥經常坐在柚木板子上講鬼故事。

1984年發表詩歌成名作《尚義街六號》時，和同時代大多數文學青年一樣，于堅受「垮掉的一代」影響很深。那時，他和雲南大學一群文學青年在好朋友吳文光位於尚義街6號的家中有一個文學沙龍。他們留長發、跳迪斯科、喝酒，聽披頭士和鮑勃·迪倫。于堅還夢想背著吉他，約幾個詩人，開著大篷車到處去朗誦自己寫的「搖滾詩」，一行詩十多個字，他注入搖滾式的節奏，彷彿這樣的寫作才能盡情消耗年輕躁動的身體：「二十歲是一棵非常年輕的樹在陽光中充血向天空噴射著綠葉/是隔著牛仔褲的千千萬萬次勃起是靈魂出竅的愛是狼嚎」。

時間滑到1990年代，社會經濟重新走向正軌的中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在尚義街出入的文學青年們，也有的結婚，有的成名，有的去了西部，「大家終於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也就是在1990年的一天，于堅忽然得知，滇池的水不能喝了，有毒。「轟的一聲!」時隔多年，他這樣仔細向第一財經記者描述當時內心受到的衝擊。

「在我的故鄉/人們把滇池叫做海」，早在未成名之前，于堅就為滇池寫過兩首詩。80年代，看似以反叛身份詩作登上詩壇的他，因為一首首描寫雲南大地的詩歌，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生態詩人。滇池之於他，如瓦爾登湖之於梭羅，是詩歌創作和靈魂棲息的聖地。從前在有月光的夜晚，年輕的于堅猛地跳進滇池，魚不時會撞到他的身體。

「我少年時代從未想過滇池會死，更沒有想到它會先於我而死。」于堅一直以為大地總是永恆不朽，因為從來沒有在古代詩人作品裡讀到對自然界死亡的描寫，「海枯石爛」的意思，恰恰就是強調這是不可能。也就是這一年，于堅寫了一篇標題非常詩意的文章由雲南一家報社發表，《滇池將先於我們死去》。文章見報後，很多人嗤之以鼻，以為他是杞人憂天。

1996年，于堅開始出國參加詩歌交流。他發現，有的外國詩人至今還住在三百多年前的老宅里。而滇池卻越來越臭，越來越黑;開發商還在周邊填海修起高檔別墅區。是年，激憤滿懷的于堅完成了他最重要的長詩《哀滇池》，這也是當代中國詩壇最有影響力的三部長詩之一。「滇池之死」對於堅影響很大。他稱生命就此「停止」，此後的歲月只是往日的回憶，「我是在故鄉被流放的尤利西斯。」

于堅轉而思考中國文化與現代性的衝突，並關注到先秦時期古典詩歌中的招魂傳統。而宋朝以後，這一宗教功能在古典詩歌中早已消失殆盡。

消失的尚義街六號

1970年代，于堅還在當工人，他記得，出昆明城幾公里就能看到豹子。青年時期因為有些天生弱聽，他特別想讓自己的性格更「強硬」，曾經有過與豹子對視的經歷。

也正是這段常年在高原陽光、豐饒大地上生活的經歷，讓于堅以思考很多內地作家和詩人都沒有想的問題：我們所喪失的那個故鄉，確實是必須被拋棄的嗎?中國當代詩壇中，于堅也是少數多次公開批判和反思城市拆遷的著名詩人。兩部紀錄片《碧色車站》和《故鄉》中都涉及拆遷話題。

《故鄉》中被擴張的城市侵蝕的宏仁村，被稱作昆明的江南，是個千年古村。于堅第一次騎著自行車去村子時，穿過大片稻田後看到荷塘、果樹，土狗的吠聲也撲面而來。進入村口，老人們閑適地曬著太陽，時間在村子裡彷彿凝滯了。一切就像汪峰在《北京北京》中所唱，「我在這裡生活，也在這裡死去」。

這樣的場景，與《歌德自傳》中，59歲的詩人回到兒時故鄉法蘭克福發現一切如故非常相似。于堅曾經也幻想，以後指著後院那棵老枇杷樹告訴孫輩們，小時候他用小便澆過樹根。

可是，在城市發展浪潮中不甘落伍的昆明，開始了持續多年的大拆大建。拆遷的消息傳來，《故鄉》鏡頭中一位80歲的老人被活活嚇死。少年時候于堅住的那片明清街區，也在幾小時內被夷為廢墟，連同地名在地圖上徹底消失。而中國當代詩歌史上著名的尚義街六號，那座「法國式的老房子」，也不知何時早就被拆除。

「昆明現在和上海一樣，沒有什麼區別。」坐在一個全國連鎖的經濟酒店一樓餐廳，于堅環顧酒店標準化的裝修風格，眉頭緊皺，「比如過去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畫棟雕梁，那是手工之城哪，現在拆得一根都沒有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

在他看來，拆遷固然也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手段」，但現在的許多拆遷導致生活世界同質化，生活細節進而也消失。生活世界的同質化，必然也導致寫作的同質化。「我可以肯定，在一個剛剛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區，是不會誕生歌德之類的人物的。這是文明史的一個普遍經驗。」

現在，索性把家搬到滇池邊的于堅，每天步行20分鐘，去看他的「聖湖」。20多年前詩人的呼喊終於有了迴響，公開資料顯示，雲南迄今為止在滇池治理上已累計投資超過500億。「水比以前清了些，但毀掉的東西不會復原。」

對話于堅

第一財經：你反覆說招魂，究竟想招回怎樣的魂?

于堅：魂，就是有無相生的無，知白守黑的黑。拜物教的技術力量試圖將一切都發展成可以量化的有。今天中國世界在技術圖紙的領導下，正在摧枯拉朽似地發生一場將古代世界那種不可知的、人和神的關係摧毀的祛魅運動，這個運動比較成功輝煌。現在就是什麼都是「有」。但傳統中國的哲學是「有無相生」。現在誰都不再關心「無」的在場了。我們已經進入本雅明說的靈光消失的時代。靈光就是魂。

現代寫作，不管是我的，還是像普魯斯特、卡夫卡，都是對一種記憶的保留和喚起。記憶會提醒人類思考，文明究竟該走什麼樣的方向?難道只有西式的科技貨幣同質化，只有全球化嗎?古代中國世界走的是詩的方向，詩意的生活是比物的佔有更重要。傳統中國的以詩為核心的生活世界在今天已經被物全面遮蔽起來。

我們今天的寫作，想保持魅力是不可能的。只能做到的是，保留某種曾經發生過的靈性生活的記憶。真的想招魂，太浪漫。我並非浪漫主義者，我只是想在美術館創造一個場，通過它在某種程度上喚醒記憶。

第一財經：你為什麼一直關注城市拆遷?

于堅：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細節每時每秒都像流沙一樣在滾滾消失的時代。細節就是人性，人生命的意義在細節中，沒有細節人們無法生活。工業化程度越強的地方人們為什麼會感到空虛?(因為)細節的消失導致人和人關係的平面化、同質化。

小區鐵門一關誰也不認識誰，從前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關於生活的經驗、藝術全部失效。這種生活沒有經驗，沒有記憶，沒有文化。你看中國什麼地方不是如此?文廟、作坊、廟會、百年老店、母親做腐乳必需的水井都拆掉了。巴黎19世紀也拆遷，但它沒有拆掉教堂，而是用現代的材料將教堂依照古老的樣式建得更為堅固。

第一財經：為什麼要急著把舊的東西推倒?

于堅：20世紀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判斷是觀念的判斷，(對於)五千年來中國人為什麼這樣生活，沒有真正思考過。他們認為西方不是這樣所以我們不能這樣。知先行後，而不是知行合一，這種思維模式的文化非常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人。

比如最近我重讀魯迅小說《在酒樓上》，有了和以前不同的閱讀體會。革命失敗者回到老家，故鄉只是一潭死水。賀知章「少小離家老大回」那樣的喜悅已經在現代文學裡面基本消失了，故鄉成為貶義詞，這是中國文明最深刻的巨變。魯迅比較矛盾，在《社戲》中，他寫的是另一個故鄉。「生活在別處」，別處其實就是西方。這是二十世紀的一個思潮。

更重要的東西，正是這些東西創造了唐詩宋詞、畫棟雕梁、四合院、小橋流水、東坡肉、腐乳、葬禮、廟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今天這些倖存的昔日的中國天堂正在成為博物館，被人們教堂般地頂禮膜拜。旅遊大軍會去膜拜一座電梯嗎?不會。他們今天越來越瘋狂地要回到過去，過去是什麼?原生態，傳統，故鄉。

我喜歡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理性地分析鄉土中國存在之必要。可惜後來鄉土中國被否定了，現代性、城市化等時髦的外衣背後，其實都是對過去中國傳統的否定。表面問題是環保、污染、拆遷，(背後)根本就是對故鄉的認識是錯誤的。西方文化說到底是在路上的文化，它重視的來世的復活，而故鄉是中國文明存在的根據。都快拆光了又來說鄉愁，鄉都沒有了，還愁個啥?

第一財經：你一直強調文學的招魂意義，又反對城市化之下的拆遷。這樣看來，你是不是個傳統、戀舊的人?

于堅：我的傳統和儒家的傳統還不一樣，我是大地的傳統，生命的傳統。我說的是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一個說漢語的人如何活著的傳統。和一般懷舊和復古還不一樣。懷的舊是大地。我說的故鄉也與「小橋流水」不一樣。故鄉對我來說是文明的方向，我不認為在故鄉只有黑暗和死亡。

中國已經西化，這種西化比三四十年代的觀念西化更可怕，是一種物的西化、空間的西化，物質可以把身體、精神都控制起來，回到野蠻時代。我以為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文化出了問題。禮失而求諸野，是否還能像孔子們那樣求得?我很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