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醫生》：白衣天使為何變成惡魔

《納粹醫生》：白衣天使為何變成惡魔

文|劉爽爽

（財新記者）

1943年年初，一列滿載猶太人的火車從捷克斯洛伐克駛進奧斯維辛，17歲的瑪麗安被趕下車。

「你坐卡車走，你步行……」隊伍很快就形成了，大約14歲以下和35歲以上的人被分到卡車裡。瑪麗安後來才知道，卡車裡的人將被送入毒氣室，剩下的人去集中營，暫時活下去。而那些站在火車坡道決定自己生死的人，是醫生。

醫生在絕大多數文化中被稱為「白衣天使」。他們為什麼會「背棄」治病救人的醫德，成為「魔鬼」？

上世紀70年代起，美國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教授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採訪了29個當年的納粹醫生，12個納粹時代的律師、法官、經濟學家、管理人員和納粹黨官員、80個前奧斯維辛囚犯（其中40個為納粹醫生助手），寫成《納粹醫生》一書，1986年出版，之後多次再版。

《納粹醫生：醫學屠殺與種族滅絕心理學》

羅伯特·傑伊·利夫頓 著 王毅 劉偉 譯

江蘇文藝出版社

2016年10月1日

《紐約圖書評論》刊發書評稱，「這不僅是目前已有的關於醫學倫理學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歷史編纂學，對第三帝國和國家社會主義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學解說。在我看來，不參考這樣的心理學解說，未來無人能夠深刻地描述那個時代。」

2016年10月，《納粹醫生》中文版由漢唐陽光策劃首發。

屠殺是為了治療

在奧斯維辛，醫生主持了集中營100萬受害者中大部分人的屠殺。他們不僅站在坡道上篩選對剛運來的囚犯，監督毒氣室里的屠殺，還決定受害者何時死亡；他們在囚犯身上做傳染病實驗，有時直接殺害醫療區虛弱的病人；他們還為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人填寫虛假的死亡證明，為集中營的殘虐提供合法性。

電影《朗讀者》劇照 主人公漢娜曾為納粹服務，冷酷殘忍卻又傾心文學

更令人心驚的是，醫生們利用自己的醫學知識，想方設法讓集中營的屠殺更為高效。他們研製出「高濃度石炭酸溶液」，將其注入心臟10到15毫升，15秒內人就會死亡。由於死去的人太多，焚屍場的汽油幾近枯竭，醫生們又幫忙從屍體上煉化出油脂代替。

一位倖存者說，「奧斯維辛就像一場醫學手術」，「從一開始到結束，屠殺都是由醫生來領導的。」

絕大多數西方醫者學習的第一堂課便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它要求每位醫者應儘力救治病患，減輕他們的痛苦，更不能為他們帶來傷害。倖存者醫生埃洛?林根斯?賴納曾指著遠處焚屍爐的煙囪，問納粹醫生弗里茨?克萊因，「你怎樣把這些和你作為一個醫生的誓言協調起來？」

約瑟夫·門格勒（Josef Mengele，1911年3月16日－1979年2月7日），人稱「死亡天使」，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

對方回答：「我當然是個努力拯救生命的醫生。從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出發，我需要除掉病人身體上壞死的組織。猶太人就是人類身體上的寄生贅余。」

這樣的醫學意象並不鮮見。19世紀的土耳其，由於奧斯曼帝國的衰退，便有「歐洲的病人」之稱。晚清時期的中國也被稱為「東亞病夫」。

歷史學者雷頤指出，希特勒認為精神病人是社會廢物，應該被擇除。精神醫生由此加入篩選，目的是除掉雅利安民族的「寄生蟲」，助力德意志復興。

「這些醫生最初普遍沒有很激進、成體系的納粹意識形態，也沒有到希特勒說什麼、我就要做什麼的地步。只是或強或弱地有一些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情緒，他們在各種引誘逼迫下逐漸進入納粹國家的大機器，成為其中的一個個小零件。不知不覺中，這些專業醫生認同了最高領袖的指令，把篩選、屠殺視為工作。」

雙重自我的角色轉換

作者利夫頓說：「我訪談過的大部分納粹醫生都很普通，他們既不特別聰明也不愚蠢，既非天生邪惡，也不是特別有道德感。他們絕對不是惡魔——既沒有施虐傾向，不盲目偏執，也不是嗜殺者——儘管人們常常以為他們是這樣的人。」

利夫頓認為，從普通人到納粹醫生，其中的心理關鍵是角色轉換。每一個進入奧斯維辛的人都有雙重自我，這不同於精神分裂或雙重人格。而是一種「雙重自我的角色轉換的心理學原理」。

當維爾特別過頭去，他是一個體貼的丈夫、慈愛的父親。他會為孩子長出第一顆牙而欣喜，也為岳母的身體狀況而憂心。他在集中營養了一隻「又肥又大」的鵝，想在聖誕節送給家人。

《納粹醫生》作者、美國精神病學和心理學教授羅伯特?傑伊?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

在其專業領域，幾乎所有提到維爾特的人對他的評價都是「集中營里最有能力的醫生」。他保護囚犯醫生和其他做醫療工作的囚犯，在發現黨衛隊女軍官伊爾瑪?格里塞鞭打囚犯後，他嚴厲喝止：「不要打我的人。」

但回過頭來，他的「奧斯維辛自我」又可以在一天之內篩選2000人送往毒氣室。

一位倖存者評價他，「無疑靈魂上是納粹，但不是一個殘忍的人」。

關於「邪惡自我」的形成，利夫頓在後記中寫道：「一旦一個人做了邪惡行為，他就變成了這種行為的一部分，這種行為也變成了他的一部分。」

另一位納粹醫生恩斯特?B在書中有著經驗性的描述：「即使是最強硬的黨衛隊人員，在第一次看到兒童和婦女如何被篩選出來時，都會無比震驚，簡直難以言表。然而在過了幾周之後，一個人就可以習慣它了。這個轉變過程無法向任何人解釋……」

雷頤認為，耐人尋味的語言技巧也是讓醫生們成功轉變的因素之一。「從上至下，整個納粹系統的文件中從沒出現過『殺死』『處死』『處決』等辭彙，而以『清理』『最終解決』等辭彙代替。」

對歷史研究的兩點啟示

在寫《納粹醫生》之前，利夫頓研究過廣島倖存者和越戰老兵的心理。他出版的《生中之死：廣島倖存者》一書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

1978年起，利夫頓開始正式訪談集中營醫生。德國、以色列、法國、英國、挪威、丹麥、澳大利亞……他回憶，「我從來沒有如此頻繁地旅行過，也沒有做過如此投入和如此痛苦的心理調查。」

雷頤認為，這本書對國內歷史研究有兩方面啟示。

一是我們如何做口述歷史。「利夫頓怎樣和這些人溝通，怎樣採訪，如何處理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這本書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被訪談者都是些不願意提及過去的人，但他居然找到他們，有深有淺地都談了。這很了不起。」雷頤說。

老去的納粹醫生們在利夫頓面前都稱自己是正派人

在利夫頓訪談時，當年的納粹醫生最年輕者已近60歲，大部分人已近70歲或者更老。這些老人喜歡回顧過去，想在死亡來臨前找到自己一生的意義。於是他們在利夫頓面前都稱自己是正派人，是想在惡劣環境中儘可能做好事的人。他們對利夫頓說，「毒氣室的死法快速無痛苦，比槍殺虐殺人道多了」；「我對注射死亡法做了技術上的改進，死亡只需數秒鐘，痛苦程度大大降低」。利夫頓也時常會被這些人身上不時閃現的人性光芒吸引，不得不時刻提醒自己，他們曾做過什麼。為了訪談客觀、順利，利夫頓還故意隱藏了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盡量不在談話之初讓對方察覺。」

二是利夫頓運用了大量心理學方法研究納粹醫生心理扭曲的過程和原因，這種將心理學知識應用於歷史研究領域的跨學科方法，「從學術上，對中國歷史學界有很大啟發」。

《斯坦福監獄實驗》劇照

一群學生在實驗中逐漸認同自己扮演的角色，變成真正嚴酷的懲罰者或卑微的囚犯

學者劉瑜在本書導言中說：這本書所傳達的，與其說是納粹的危險，不如說是我們每個人自身所蘊藏的危險。歷史上奧斯維辛這樣的恐怖時刻並不多見，但是現實中的「微納粹」時刻卻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訊逼供、強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轉換」之後可以若無其事地作惡？又有多少人在「集體」的遮蔽下中施暴？當一個人「脫下」作為個體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並隱身於集體的庇護，作惡就變得輕鬆自如。而對於小惡匯聚成大惡，有時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別過頭去」。納粹之惡不僅僅存在於歷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蟬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動。

如何遠離納粹之惡？也許可以借鑒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裡的一段話：「仔細守護你自己和你的靈魂，以防忘記你眼睛看到的東西……你應該讓你的孩子及他們的後代知道這些事情。」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