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二人轉在南宋被列為三俗藝術，朝廷極力打壓民眾群起唾棄

如今的東北二人轉，因其唱腔高亢粗獷、唱詞詼諧風趣，早已風靡大江南北了。然則在南宋時期，這種藝術形式曾被朝野認為「服飾亂常，聲音亂雅」，屬於典型的應該反的「三俗」文化之一。

有學者（畢玉才、劉勇等人）考證說，東北二人轉是清末「闖關東」的人從關內帶至關外的，理由是東北人形容二人轉時，有句俏皮話叫「秧歌打底，蓮花落鑲邊」，因為「蓮花落」亦稱「落子」，是河北、山東等地的一種民間說唱藝術。也就是說，東北二人轉形成於清末。趙炎以為，這種考證顯然站不住腳。

根據文獻記載，南宋臨安北方南遷之人，就經常「靜夜十百為群，吹鷓鴣，撥胡琴，使一人衣黑衣而舞且歌，眾人拍手和之，道路聚觀，便同夷路」，這種街頭群眾娛樂形式，雖然沒有冠以二人轉之名，但卻明顯具有二人轉表演的特徵。另外，在南宋使節樓鑰的筆下，東北藝人大多「皆襆頭紅錦帕首，鵝黃衣，紫裳，裝束甚異」，這和今天那些喜歡搞怪的二人轉演員的服裝差不多，而表演則「樂聲焦急，歌曲幾如哀輓，應和者尤可怪笑」，也和今天的二人轉表演現場氣氛類似，台上演的怪，台下笑得怪。由此可見，二人轉在南宋時期就已經在民間流行，並具有了俗、色、酸等諸多特點。

由於金人在黃河流域的統治，北方漢人在服飾、髮式、飲食、禮節、習俗、歌舞、語言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發生變化，就使得他們在文化上已與以前的北方漢人有一定的區別。而文化上存在的這種差異，也使得那些已經遷入南方的北方老移民及其後裔，對紹興末年以後遷入南方的北方新移民，產生文化上的疏遠感。這種疏遠，在對待二人轉的態度上，尤為明顯。前者熱衷於傳播，以很少的人數，在人口眾多、文化高度發達的都城臨安掀起二人轉的大波瀾，而後者則百般譏刺或全力抵觸、防範，甚至禁止。

朝廷里，特別是孝宗以後，每一次北方人口南遷，都會引起大爭論，焦點無非是兩個，一個是是否接納這些人（南宋稱他們為歸明人、歸朝人、歸正人），一個是如何防範附載於他們身上的源於東北民族的文化的擴散，說到底就是二人轉（服飾與歌舞）的擴散。如淳熙、紹熙年間，大臣袁說友、蔣繼周和余古等人都曾就這種現象再三地向皇帝上奏，將二人轉認定為低俗文化，堅決要求打壓抵制。

袁說友指出：「都下年來一切衣冠服制習為虜俗，官民士庶浸相效習，恬不知恥。」具體表現在：「紫袍紫衫，必欲為紅赤紫色，謂之順聖紫。靴鞋常履，必欲前尖後高，用皂革，謂之不到頭。巾制，則辮髮低髻，為短統塌頂巾。棹篦，則雖武夫力士，皆插巾側。如此等類，不一而足。」蔣繼周和余古的進言著重分析二人轉的擴散之禍，據他們的報告，「渤海樂」等來自東北民族的音樂，已「盛行於世，都人多肆習之」，而且流傳到皇宮之中。甚至貴為一國之尊的光宗皇帝，也是東北音樂舞蹈的喜好者，余古批評光宗皇帝「宴遊無度，聲樂不絕……甚至奏胡戎樂，習齊郎舞。」

於是，朝廷在隆興元年下令，取締二人轉，新移民「不改胡服」和諸軍「仿效蕃裝」，皆罪，並要求「所習音樂」不得「雜以胡聲、作胡舞」。乾道四年七月，朝廷再次下令，「申禁異服異樂」。

在民間，二人轉流行「十數年來」， 「所在而然」，「初則效學以供戲笑，久則習之為非。甚則上之人亦將樂之，與之俱化矣。」也就是說，最初南宋民間也認為二人轉是低俗的文化，只是模仿以供取笑和譏諷，誰知模仿久了反而成了習慣了，漸次這種習慣也影響到了上層。使得朝廷的各種禁令其實沒有收到多少效果。

面對東北二人轉的強大擴散力和對習俗人心的潛移默化之影響，當時有人為之感嘆道：「中原士民淪於左袵，延首企踵，欲自致於衣冠之化者三四十年而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墜於胡虜之習而不自知，甚可痛也。」詞人韓元吉更是直言不諱地說：「舞女不記宣和妝，廬兒盡能女真語。」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