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國家捐獻了那麼多文物，而國家又給與他們什麼？

新中國成立以來，僅故宮博物院累計接收的捐獻文物就有近兩萬件，其中一級文物三百餘件；全國五十餘家博物館的藏品中，有10%以上為捐獻文物。

新中國以後，各界捐贈的這些文物是否都得妥善保管，良好展示？恐怕更多地，只是在博物館中靜默地居於一隅，甚至幾十年來不曾被人過問。

但是，歷史不應該如此，知情者亦不該沉默。關於這些文物曾經驚醒動魄的故事，還有其捐獻者不平凡的人生經歷，都值得人們一遍一遍地講述，值得我們一直銘記，值得一直不斷地提醒這個社會。

國寶秘史

——1950年代文物捐獻往事

「今還珠於民，乃終吾夙願」

張伯駒

1898~1982

收藏鑒賞家、書畫家、詩詞學家張伯駒的故居位於後海南沿，這裡經過了初步的整修，但尚未對外開放。進入小院，張伯駒和夫人潘素的合影照片被擺放在正房最顯眼的地方，這對夫婦目光沉靜，儒雅高潔。在文物界，張伯駒有著無人可及的崇高地位。為了收藏，他名下的房產早已全部變賣，女兒張傳綵從父母那裡繼承到的，只有這個小院而已。

如今已是84歲高齡的張傳綵，小時候從未見過父親捐贈的那些絕世珍寶。「像現藏於故宮博物院的陸機《平復帖》、展子虔《游春圖》、李白《上陽台帖》、杜牧《張好好詩》等等，也只是知其名而已。」但對於父親的捐獻之舉，她從未埋怨過，「他捐給國家很自然，不是朋友慫恿，不是形勢所迫，是心甘情願。對他的做法，我非常讚賞，我永遠愛我父親。」

張伯駒、潘素夫婦作畫。

張伯駒生前把文物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重。1941年，發生了一起震驚上海灘的綁票案。一日，張伯駒剛步出巷口，就被一幫強人持槍綁去，索價三百萬元偽幣。後來，綁匪派人傳話，說張伯駒連日絕食，昏迷不醒，但求一見。夫人潘素見到張伯駒時，他已憔悴不堪，卻還是再三叮囑妻子：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所藏古代書畫贖身。僵持了八個月之久，綁匪眼見巨額贖金無望，只得將價錢降至四十萬元，張伯駒這才重獲自由。

經歷了這場風波，張伯駒惦記起藏在北京的文物。為了讓這些寶貝得到妥善安置，他決定冒險將其轉運至西安。那段時日，他將獨生女兒寄養在老熟人、國民黨11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家裡，一放就是半年。「他一次次從北京把東西轉運到西安，我都記不清是多少次了。」 張傳綵說。

陸機《平復帖》，現存最早名家墨跡，有「墨皇」之美譽。張氏夫婦於1956年將其捐獻國家。

張伯駒收藏文物雖是出於愛好，但他有個明確原則，就是要千方百計留住它們，決不允許把它們賣到國外去。他的女婿樓宇棟提起一件往事：1946年，一批故宮散失於東北的書畫陸續出現在市場上，其中一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是我國保留至今年代最早的一幅畫跡，被琉璃廠的古董商馬霽川收入。

「我岳父擔心國寶被商人轉手賣到國外，立即向馬霽川詢價。結果要價八百萬兩黃金。」樓宇棟回憶說，當時張伯駒剛剛收入宋元巨跡，手頭拮据，他曾建議故宮博物院收下這件文物，但得到的答覆是沒錢。思來想去，張伯駒只得忍痛將原購弓弦胡同李蓮英的一處佔地13畝的院落出售，湊夠二百四十萬兩黃金，好說歹說，才將這件國寶買了下來。

1956年，張伯駒將自己用身家性命換來的118件文物捐獻給國家，其中8件精品還獲得文化部的褒獎狀。誰知僅僅過了一年，他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樓宇棟記得岳父當年說過的一句話：「個人受點委屈不僅難免，也不算什麼。自己看古董也有過差錯，為什麼不許別人錯戴我一頂帽子呢？」

張伯駒捐贈宋《百花圖卷》之荷花。

可是，磨難還是接二連三。1964年，他將南宋《百花圖卷》捐給吉林博物館，第二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這是常人無法忍受的遭遇，可是多年以後，張伯駒在病榻上向女兒、女婿提及自己的這些經歷，說了這樣一句耐人尋味的話：「人生在世，愛國是大事，決不能糊塗，小事滿可不必計較。」

張伯駒曾寫下這一段文字：「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則是予所願也！今還珠於民，乃終吾夙願！」但是，他的這個願望並未完全實現。長期以來，由張伯駒捐贈的一些文物沉睡在各個博物館裡，即使是他的家屬，要想了解昔日家中所藏珍寶的現況，也不是一件易事。

張伯駒與女兒、女婿一家。

「只要你們看上的東西隨便拿」

孫瀛洲

1893~1966

孫瀛洲的名字，如今在文物界之外已幾乎不再被人提起。但在一些歷史親歷者的記憶中，他「一鍋端」捐文物的壯舉至今仍令人感到震撼。那是在1956年，這位著名古陶瓷鑒定專家一次性捐獻的文物數量，多達3940件。

在孫瀛洲之子孫洪琦當年幼小的心靈中，那次捐獻留下了一絲神秘感。「父親在敦華齋專門有一間屋子放這些寶貝，普通朋友都看不了，只有懂行的人才被允許入內。」他描述道，「但在正式捐贈之前，父親決定讓全家人看上一眼。我那時候很小，只覺得那些寶貝就這麼一晃，後來就都不見了。」

今年已是82歲高齡的故宮博物院研究院李輝柄，是孫瀛洲的弟子。當初捐獻時，他到孫瀛洲的住處清點捐獻文物。師父告訴他：「只要你們看上的東西隨便拿，越多越好，剩下來的破爛我留著。」那些文物，由李輝柄親自領取、包裝、登記。他說，那其中包括陶瓷、犀角、漆器、雕塑、佛像、傢具等多個門類，僅瓷器就有兩千多件，國家一級文物達25件。

孫瀛洲捐贈明成化鬥彩三秋杯。

孫瀛洲捐獻的文物中，有一對明成化鬥彩三秋杯，是故宮的鎮館之寶之一。這對三秋杯不足四厘米高，胎體薄如蟬翼，從杯子內壁可看透外壁花紋。胎體上描繪了兩隻在山石花草中翩躚起舞的蝴蝶，其中一隻蝴蝶的翅膀上所施的紫色彩釉濃而無光，是明代成化鬥彩的固有特徵。孫洪琦說，三秋杯是父親當年用四十根黃金換來的，他雖有如此豪舉，但平日始終過的是窮人生活，「早點就是在燈市口的小攤上，買幾分錢的豆漿油餅；鞋壞了，全是自己釘掌。」

孫瀛洲的老家在河北冀州，他到北京後從學徒工干起，特別肯鑽研，後來開了自己的古玩店。在同行還沒有認識永宣青花的時候，他就從造型、繪畫、款識、用料等各方面，進行過很透徹的研究。他還到景德鎮考察窯址，對永宣青花進行仿製，他仿製的永樂、宣德青花盤、碗類，凝重結晶的青花斑點深入胎骨之間，效果與真正永樂、宣德青花器相似。解放前，行內人把他仿製的東西叫「孫窯」。

孫瀛洲捐贈（宋）哥窯青釉雙耳三足爐

讓李輝柄至今都驚嘆不已的是，孫瀛洲並非科班出身，但其研究方式竟然和考古學中的類型學天然吻合，他甚至成為我國採用類型學方法對明清瓷器進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後來，孫瀛洲擔任故宮學術顧問，整理、鑒定文物時，不免要和自己昔日把玩的寶貝碰上一面。李輝柄記得，每到這個時候，他都會幽默地說，「這是本公司的東西。」

但是，「文革」的到來摧毀了一切。因為無法忍受折磨，孫瀛洲於1966年含冤離世。此時距離他向國家捐獻文物，僅過去了整整十年。

孫瀛洲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財富。前年舉行的孫瀛洲捐獻文物精品展上，價值連城的三秋杯對外展出。現場，有文物愛好者特別羨慕地問孫洪琦，是開什麼牌子的汽車來觀展的，孫洪坦白：「騎車來的！」

孫瀛洲故居。

「在子女手裡就是廢銅爛鐵」

羅伯昭

1899~1976

84歲的羅炯第一次真正了解父親羅伯昭，竟然是自己離休之後的事情。羅伯昭是知名的錢幣收藏家，羅炯根據父親留下的著述，找到他的舊時好友，整理出大量的文字資料，並連同兄弟姐妹四個人自籌兩萬元，出版了一套《羅伯昭文集》。此時，距離父親去世，已過去了32年。

羅伯昭生前曾有兩次重要的文物捐贈。一次是在1957年，他將15247枚古錢幣捐給了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前身）；1962年，又將自己珍藏的另一批錢幣捐獻給了上海博物館。羅炯一直記得捐獻前父親對家中孩子說的話：「我花了無數心血收藏，但是你們沒有一人繼承我的愛好，我的收藏，在子女手裡就是廢銅爛鐵。把它們捐獻給國家，就能得到永久保存。」

因為對「建國通寶」的鑒定和收藏，羅伯昭在錢幣收藏界被視為一個神話。

那是一段頗有些傳奇色彩的往事。建國通寶以前沒有人見過，錢譜上也沒有著錄過，更重要的是，歷史上也沒有「建國」這一年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曾有錢販子帶了一枚建國通寶到滬上，當地錢幣界人士都認為那是贗品。隨後，這枚錢幣又被錢販子帶到了北方。羅伯昭當時恰好沒在上海，未能親眼一睹建國通寶，可他後來見到拓片，仔細研究，斷言這是個好東西，於是派人帶著十兩黃金到北方，將這枚寶貝買了回來。

羅伯昭曾發表過《建國通寶考》一文，他在研究後發現，宋徽宗曾有過「建中靖國」年號，但時間也就是兩三個月，他因此確定，錢幣上「建國」兩字是「建中靖國」年號中首尾兩字，這在當時可是一個意義非凡的斷言。當時發現的建國通寶篆書錢、楷書錢各一枚，篆書錢現藏於國家博物館，而楷書錢已不知所蹤。

羅伯昭捐贈北宋大觀通寶。

但是，立下汗馬功勞的羅伯昭同樣沒能躲過「文革」的迫害。那期間他幾次遭遇抄家，受盡屈辱，卻毫無怨言。羅伯昭告訴子女，「這是受考驗」。

「文革」結束後，一些被抄走的文物發還給了羅家。1979年，羅家四個子女商量後，決定將其全部捐獻。上海博物館從中挑選了140件，其餘捐獻給了四川博物館。羅炯說：「家裡沒有剩下一枚錢幣，我們沒有覺得可惜，我們知道這是父親的願望。」

一份遲到的致敬禮

2010年，中國文物學會啟動了《新中國捐獻文物精品全集》出版項目，提議出版這套全集的，是93歲的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

謝老經歷過新中國成立初期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目睹了自己的老師鄭振鐸將私家珍藏捐獻給故宮。「解放初期，大家翻身做主人，私人捐獻文物成為一種風潮。當年那種愛國的激情，影響了我一生。」謝老說。

謝辰生提議，以國家文物局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捐獻文物檔案為線索，組織文物專家學者對全國各地博物館藏品中的捐獻文物進行調查摸底和研究，遴選出具有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的文物精品，並以一級品、二級品為主，編輯出版一套私人捐獻文物精品全集。這是國內文物收藏界首次推出此類項目。

謝辰生（圖中間）

2010年，調查正式啟動。就像事先預料的一樣，摸底調查並不順利。比如香港收藏家葉義捐贈的81件明清兩代的珍貴犀角雕刻器，根據其遺囑於1984年由胞弟移交北京故宮博物院。但此次調查的工作人員在核對此事的細節時發現，葉義一生低調且終身未婚，而他的弟弟和相關知情人也已去世，葉家後人對這件事完全一無所知，這其中的故事就此可能永遠在世間銷聲匿跡了。

還有一些博物館對此次調查並不配合，遲遲不願出示捐贈文物清單。有捐贈者家屬提出，一些文物早年間曾作為國禮贈送給外國元首，後來家屬希望有關部門提供相關清單，但至今仍然沒有得到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