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孫三代受朱元璋恩寵的明初開國名臣，卻為何一步步走向絕路？

作者：唐寶民

宋濂是元末明初的著名文學家，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其代表作《送東陽馬生序》等篇已經成為中國文學史的經典之作，他也很受最高統治者的青睞，被明太祖朱元璋聘為首席秘書，朱元璋稱他為「開國文臣之首」，可謂志得意滿、春風得意。

然而，如此一代名士、肱骨重臣，最終的結局卻是71歲時病死於流放途中，令人嘆息不已。全面分析宋濂人生悲劇的成因，當然有很多因素，但如果要從中找出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只能歸結為「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了。儒家的理念，在完成了「修身」「齊家」兩項重要的任務後，就把「治國」「平天下」當成了最高境界，於是不再甘心做一個純粹的文人，而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修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種想法本身沒有什麼錯誤，但從政的文人，常常因為書生氣太足而玩不轉政治，到頭來反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宋濂的悲劇，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平心而論，宋濂並不是一個熱衷於名利場的官迷。早年的宋濂，把名利看得很淡，刻意保持著與官場的距離，一心鍾情於學術研究，想要成為一個純粹的學者。元朝末年，他已經是名滿天下的大學者了，元朝統治者想借重他的名聲來收買天下士人的心，打算起用他為「國史院編修官」，但這時的宋濂卻很清醒，以父母年老需要奉養為借口，拒絕了朝廷的徵召，躲進龍門山，潛心著書，欲做一個不聞世事的「桃花源人」。

可惜的是，宋濂的這種清醒卻沒能堅持到底，當一個「明主」出現的時候，他心中早已沉寂多時的「匡扶天下」的理想之火又重新燃起。這位「明主」，就是大明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定鼎金陵後，同樣是出於籠絡天下士人之心的考慮，派遣使者前往龍門山，聘請宋濂到朝廷共商國是。這一回，宋濂沒有拒絕，想來他認為朱元璋真的是一位「明主」，值得自己下山輔佐，同時，也能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殊不知，在他下山的那一刻起，悲劇結局就已註定，他開始一步步向深淵走去，而自己卻絲毫沒有覺察到。

在皇帝身邊的那十九年，朱元璋對宋濂還是很器重的，讓他擔任高級幕僚、充當顧問、負責起草文件，併兼任太子的經學老師，朱元璋還經常向宋濂請教治國之道。宋濂也是知無不言，用「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等大道理來開導皇帝。朱元璋對宋濂恩寵有加，不但重用宋濂，而且還想到了宋濂的子孫，想要讓宋濂的子孫都成為公職人員。

鄭曉的《皇明名臣記》一書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洪武九年，太祖朱元璋曾對宋濂說：「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據說，宋濂聽到這番話後，也曾對皇上的美意加以推辭，但最終還是被感動，遂欣然接受。於是，在朱元璋的親自任命下，宋濂的次子宋璲成為中書舍人；宋濂的孫子宋慎也成為殿廷儀禮司序班，祖孫三代同時在朝為官，可謂極盡榮耀。然而，這種表面上看著榮耀風光的事，卻為將來宋氏家族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宋濂沒有堅決謝絕朱元璋的好意，實在是不明智之舉。

須知這種來自皇帝的恩寵，是註定不會長久的，蜜月期過後，朱元璋就漸漸對宋濂心生不滿了。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個嗜殺成性的暴君，認為只有推行強權政治、施行嚴刑重法才能讓天下穩定，才能保住朱明王朝。而宋濂的治國理念恰恰與朱元璋相反，宋濂信奉的是儒家的仁厚倫理，主張立國以寬仁為本——這一主張就與朱元璋的理念發生了衝突，引起了朱元璋的反感。

朱元璋不但自己要堅持嚴刑俊法，也希望自己的子孫後代這樣做。然而宋濂是太子朱標的經學老師，他天天給太子灌輸儒家的那一套仁政理念，潛移默化中，太子對這種寬仁理念產生了共鳴，而且還應用到了實踐中。

張岱在《石匱書》中曾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朱元璋對報上來的案件，親自審定後，命御史袁凱送給太子複審，其實那時太子不掌權，朱元璋這麼做，是想試試太子的辦事能力，也是為了慢慢培養太子。結果，太子在複審時，把重罪都減為輕罪，這令朱元璋很不滿，他氣呼呼地問袁凱：「朕與太子哪一個正確？」袁凱哪一方也不敢得罪，只好以「陛下欲殺，法之正也；太子遞減，心之誠也」來搪塞。朱元璋當然清楚，太子之所以主張寬仁之道，都是宋濂教唆的結果，因此對宋濂就更加痛恨。遺憾的是，書獃子宋濂對此卻渾然不覺，還在大力推行他的「異端學說」。

總算到了退休年紀，洪武十年（1377年），宋濂以年老為由向朱元璋提出要辭官還鄉，朱元璋巴不得他早點走，所以很痛快地就批准了。既然已經退休了，就應該從此不問朝堂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可宋濂卻身處江湖之遠，而心念朝堂之事，退而不休。他退休時，朱元璋寫了一首詩送給他，其中有兩句意味深長：「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稀。」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就是委婉地忠告宋濂：回家好好養老，國家的事，就不要再操心了。但迂腐的宋濂卻沒有聽出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反而回贈了朱元璋這麼兩句詩：「臣身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雖然我回老家了，但每年秋天，我還會回來看看的。這樣不識抬舉，朱元璋對他豈能不恨上加恨？

宋濂退休後，依然以老師的身份給太子寫信，繼續向太子推行他的仁愛理念；而且真的是「一度秋風一度歸」，每年都要回京城一次，住一段時間，把朱元璋「跡應稀」的教誨當作耳旁風，因此使朱元璋更加不滿。焦竑在《玉堂叢語》一書中，論述宋濂惹禍的原因，認為宋濂日後之所遭到清算，就是因為沒能按照朱元璋希望的那樣徹底歸隱，這怎麼能讓猜忌心頗重的朱元璋放心呢？因此，朱元璋應該早就起了收拾宋濂的心思，只是還沒找到適當的借口，這沒關係，慢慢找，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所以，宋濂的落敗，只是時間問題了。

正在朱皇帝伺機等待的時候，一個時機主動送上門來了。「胡惟庸謀反案」中胡惟庸被處死後，朱元璋開始追查「胡黨分子」，準備將其黨羽一網打盡，以絕後患。查來查去，結果查到了宋濂的孫子宋慎頭上，宋慎被定性為「胡黨分子」，牽扯到了其中。

關於宋慎與胡惟庸「合謀逆反」的具體情由，在筆者讀到的諸多史料中，都語焉不詳，說得很含糊，總之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支持。但既然被定為同謀分子，也不可能是空穴來風，依據筆者的分析，胡惟庸當時是朱元璋所倚重的紅人，是當朝宰相，而宋慎作為一個年輕官員，想要繼續升遷，自然就要跟最高行政長官胡惟庸搞好關係，所以，應酬之事應該是有的。胡惟庸如果不倒台，這些事都根本不算什麼事；但胡惟庸一倒，這些就成為同黨的證據了。

結果是：宋慎被朱元璋下令處死；宋濂的次子宋璲也被株連而死；宋濂雖然早已退休，也沒能倖免，朱元璋派人到宋濂的老家，將宋濂抓捕，帶上枷鎖押到南京，準備將其處死。

面對這個結果，不知宋濂是否想起了朱元璋當年對他說過的「世世與國同休」。心地善良的太子朱標得知消息後，哭著向朱元璋求情，甚至以死相要挾，求朱元璋放過老師一馬，但朱元璋鐵了心欲置宋濂於死地。最後還是馬皇后出面勸說，朱元璋才打消了處死宋濂的念頭，但死罪饒過，活罪不免，改判宋濂流放四川茂州。南京離茂州，數千里之遙，而且還要一路戴著刑具行走，對於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來說，無異於是變相死刑。結果，才走到夔州地界，宋濂就一病不起，最後死於流放途中，一代傑出的名士就這樣魂歸地府，留給後人無盡的思索。

表面上來看，宋濂之死，似乎是受了孫子的牽連，彷彿如果胡惟庸不倒台、宋慎不被定為「胡黨分子」，宋濂就能平安無事了。其實不然，「胡惟庸案」只是朱元璋懲治宋濂的一個借口，即使不發生「胡惟庸案」，嗜殺成性的朱皇帝也會找到別的借口來清算宋氏一族。那些開國功臣，如劉伯溫、李善長等人，哪個逃過了朱元璋之手？朱元璋憑什麼會對宋濂法外開恩呢？

由此可見，鑄成宋濂悲劇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他自身。如果當初，他能看清楚官場的本質，在朱元璋請他出山時不為所動，繼續在龍門山隱居著書，做一個自在學者，他就不會有日後的下場了；或者在朱皇帝提出讓其子孫都入朝為官時，能堅決加以拒絕；又或者在受恩深處急流勇退，仿效漢代的張子房那樣名成身退，也能得以善終。

可惜的是，他悟不到這一點，終因功心未絕，流連官場，最終家破人亡。據說，退休後的宋濂，也似乎明白了這一點，他對人說：「若有意避遠，並子孫亦杜仕籍，恐天威一振，全族皆沉。」可惜的是，他明白得太晚了，一切都已來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