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工人階級的子弟仍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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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維舟

在乘坐「灰狗」穿越美國各州旅行時，我一位朋友聽到身旁兩位美國黑人平民（他們的穿著、談吐以及乘坐灰狗本身都證實了這一點）的談話。當其中一人說到自己女兒考上了大學時，另一位以驚訝的語氣問：「Why？」（為什麼？）

這番話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是因為在我們的觀念里，一個孩子能考上大學，那他/她的幾乎任何親友都會覺得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而不會去反問「為什麼要上大學」。

在中國，「知識改變命運」幾乎是一種信仰，儘管現在也有揶揄這句話還有另一層含義（讀博讀窮了），或悲嘆「寒門再難出貴子」，但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家裡出了個大學生，對貧寒家庭總是一個希望，何況，讀書不好而想改善自己命運的機會更低。

然而這其實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中的特殊信念，美國平民之所以會問「為什麼要上大學」，是因為這對人們自我改善幾乎起不到多大作用。社會學家C. 賴特·米爾斯在1951年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就已說過，儘管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普遍社會地位更高，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受教育也變得不那麼「合算」了，有時甚至得不償失：以前大學畢業生掙的錢比美國人平均收入高三分之一，但趨勢卻是收窄，對大多數美國青年來說，四年大學教育不僅「毫無必要地昂貴」，而且也「不為社會歡迎」。

在英國也是如此，一個大學畢業生平均大致要花一年時間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而大部分低薪工作即便你沒上過大學也能被錄用並勝任；如果你想躋身精英階層，僅僅「上過大學」是遠遠不夠的，甚至靠你自己再努力也不夠。

在這裡，教育體系和文化實踐不是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是諷刺性地服務於階層固化；在校讀書並未帶來平等，反而強化了不平等，包括一種尤其讓人挫敗的意識：一個人沒能提升階級地位只能怪自己。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年來西方社會的年輕人普遍感到沒有希望，發展出一種憤世嫉俗的哲學或在街頭髮泄怒火，因為只有這些是他們可以不受約束地去做的。

英國人類學家保羅·威利斯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工人階級的子弟仍是工人？在對英格蘭傳統工業城鎮漢默鎮上的12位中學男生（他們自稱「傢伙們」）深訪之後，他得出的結論是：那既不是他們笨，也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他們主動選擇了走上父輩的老路。

他們為何「自甘」如此呢？答案是：能融入主流精英的人數太少、機會太小，其結果，剩餘的大部分工人階級子弟強化了對自己出身的認同，發展出一套對抗權威和主流文化的「反文化」。他們由此相信「體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種男子漢的方式，而智力的方式則是女性化的」，即便是高薪的腦力工作仍被視為「無聊」或「娘娘腔」；無論那些「書獃子」們成績多好，都還是被他們視為被動的、馴順的，文科尤其是女孩子學的，對詩歌和戲劇感興趣則絕對是娘娘腔。通過逃課、反文化和抵抗學校課程，他們把自己設想為具有男性氣概和反抗意識、更酷的一群，這也會吸引一些女性，學校中這些逃學的小混混約會女孩子的數量確實多得多。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最終使得他們喪失了從事中產階級工作的資格，到頭來造成了一種底層社會角色的自我詛咒：「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為有效地讓部分工人階級子弟準備好以體力勞動的方式出賣勞動力。」

這並不只是幾個逃學的壞男孩的妄想，而和他們成長的家庭環境密切相關。就像《不平等的童年》一書所證明的那樣，中產階級的孩子往往從小就受到不一樣的系統教育：他們與父母（所有權威的原型和化身）的關係更為平等對話而非對抗；生活的安排更具條理而不是自由放任的。這可以解釋為何英國工人階級的子弟會對權威（老師和學校體制）採取那樣一種對抗、排斥的態度，並蔑視、排斥循規蹈矩的好學生們，甚至還自認高人一等，因為在他們從小習得的社會氛圍中，自主、個人化的和堅毅氣質才是最值得推崇的，知識則談不上有多少用處，至少不如經驗有用。

車間文化原本就具有一種強烈男性沙文主義主題，推崇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艱苦面對危險的工作；工人們也普遍認為實踐比理論更重要，一個車間里的大幅標語是「一盎司的敏銳直覺可以媲美整座圖書館的學位證書」，工人中間充斥著關於純粹理論知識愚昧不堪的虛構故事；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一種對文憑價值的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即獲得這些文憑要在時間、行動、參與和獨立性上付出巨大犧牲；由於崇尚獨立和勇敢面對挑戰的價值觀，工人子弟在成長後往往在角色上與父親處於競爭衝突的位置。

在這過程中，父母往往通過言傳身教，不自覺地成為這些價值觀的媒介。但工人階級文化的這些常見主題，卻預示著這些孩子們成年後的命運：他們看不起文化知識，想做一份更自主的靈活工作，但缺乏長遠規劃，或者即便想「有一天」開始自己做生意但卻只是日復一日地工作了三十年。實際上，對這些工人子弟來說，車間文化使他們更如魚得水，而它與學校文化卻格格不入。

說這些並不僅僅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更不是為了嘲諷工人階級自甘生活在泥坑裡——畢竟，保羅·威利斯本人就是工人階級子弟，他是想用這樣一個事例來反思：一個群體未能實現自身狀況的改善，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通常來說，左派會指責那是國家和社會結構造成的，而右派則傾向於認為要責怪個人自身。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保羅·威利斯的答案並未偏向任何一方，而看出了其中有著遠為複雜的深層因素：在這個已十分精巧且結構固化的社會體制下，身處從屬地位的人儘管看到了文憑這個向上爬出深井的梯子，但卻繞開它，懷疑它的價值，認為那是渺茫的希望或將侵佔自己過多的自主性，而以一種反抗的姿態去體驗，然而這也沒能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最終，這看起來更像是一個難以擺脫的陷阱：你在其中越是掙扎反抗，就越是陷入難以自拔的境地。對他們而言，比絕望更絕望的是希望——他人給你的希望，但卻不是你自己想要的那種希望。

如果你覺得這些工人子弟鄙視「書獃子」而自視具有男子氣概，只是不學好而已，那麼試想下，這在某種程度上大概也就像近代中國人對假洋鬼子和買辦的蔑視：他們背叛自己的出身/民族/種族，對權威（「洋大人」）點頭哈腰地馴順，遠不像更具反抗精神的人們那樣具有男性氣概，他們就算因此生活得更好，也不值得羨慕。

在《城中城：社會學家的街頭髮現》一書中，芝加哥的貧困黑人也抱有同樣強烈的人生觀：他們將「打著領帶去上班」的那些黑人中產階層稱為「非裔美國人」，而自己則是「找不到工作」的「黑鬼」，因而美國學校里學習成績好的黑人孩子常常受到其他黑人學生的疏遠與排擠，嘲笑他是妄圖想「變成白人」。

這還不只是James Scott的名著《弱者的武器》中所描述的那種消極的對抗，而是一種主動的反抗意識，這意味著更難以消解這種內在矛盾。看似奇怪的是：由於階層固化而對改善自身不抱希望的這種憤恨與反抗本身，這種想要樹立自己主體性的努力，反倒更強地對階層結構起到固化作用。

顯然，這種情緒之所以值得認真對待，是因為由此帶來的文化實踐大大地打擊了現世努力的積極性——既然融入主流並自我改善是妄想和不義的，那為什麼還要這麼做呢？然而這並不能只是責備這些男孩子們自己，因為這本身意味著英國社會的等級制度的森嚴和社會文化的問題，以及教育公平性的缺失。

1920年代倫敦街頭的工人子女

沒有一個人不想改善自我，然而殘酷的現實是：向上流動的機會往往並不向所有人平等開放。這個問題之所以在英國尤為嚴重，是因為傳統上英國社會就不打算讓窮人家的子女藉由受教育的機會來擺脫自己的地位，「一旦有人想給最聰明的窮孩子多教一點東西，就會招來反對，小商人不願意見到自己的子女多出一些競爭對手」（《啟蒙時代》下冊）。

很多英國的啟蒙哲人看不起貧苦的同胞，約翰·洛克雖然思想開明，但卻認為自己的教育方案僅適用於紳士階層，建議把窮人的子女送進特殊的職業學校學點兒實用的工藝技能即可。在他看來，教育的宗旨在於鞏固而不是顛覆階級制度。

英國的教育制度長期以來也是精英式的，對平民則採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很遲才形成國家辦學體系，以至於被教育學家普遍視為在各項標準上都落後於西歐各國，在公立教育體系方面更是落後於歐洲大陸各國大半個世紀以上。

英格蘭和威爾士在1870年之前還沒有一個充分的公立教育體系，義務教育的落實要到1880年代，小學一直到1891年才完全免費，又等到1902年法案頒布，才出現了國立中學，高度統一的教育管理體系才得到鞏固。

不僅如此，英國人長期存在反對教育貧民的聲音。英國慈善學校的倡導者Benjamin Shaw在參觀完美國之後，於1817年寫道：「一想到在我的祖國，偉大的不列顛，還有這麼多人反對貧民教育事業，而且還認定我國的體制是無可爭議地好時，我就感到羞恥。」當時美國人A. Potter更曾直率地指出：「英國忽視了勞動人民的教育，其結果是——英國的土地上到處都是乞丐和流浪漢。」

《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英]保羅·威利斯著，譯林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

直至1944年的教育法案，才促使英國中等教育向來自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開放。但到了1960年代後期，執政的工黨政府建立起新的全面教育，其結果，任何有經濟能力的父母都想花錢讓孩子脫離公立學校體系而去買到一種窮人無法買到的教育。

和當下中國一樣，英國也有學區房，也有著教育資源上的競賽，以及高等教育中的過度補償：設法從公立學校選出優秀的孩子，但不顧那些學校往往無法為孩子們提供充足的教育資源來應付這一競爭。相比而言中國略微幸運之處在於：作為科舉傳統和相對平等社會的遺產，中國平民階層的孩子尚不至於像英國的工人子弟那樣，認為自己的人生在一開始就難以看見向上攀爬的機會。

在英國這樣一種保守傾向的制度下，當然也並不是沒有希望，只是那希望既不使人完全絕望（畢竟社會階層也不是種族、種姓等完全難以打破的壁壘），又不會滿足大多數人——簡言之，處於某種「吃不飽、餓不死」的狀態下。

工人階級子弟採取這樣一種姿態，某種意義上甚至是很可理解的，不過，書中所訪談的都是男性學生，那麼女學生呢？從北美華人社會來看，往往女性還更能接受並融入主流社會，因為她們並不那麼在意捍衛「男性氣概」（小混混們指責遵守紀律的好學生「女氣」也許不無道理）。而這又何止是學生們如此？

如果國際社會也是一個班級，那麼，日本可說是「優等生」，而伊拉克、利比亞和伊朗等則是接近於強烈反抗的「傢伙們」，至於中國，眾所周知，在抗爭了三十年後，我們選擇了「與國際接軌」，接受了在現行國際體系之下向上爬升的道路。

【注】本文原標題為《比絕望更絕望的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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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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