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不只是國人專利：揭秘那些不願返鄉的法國「海歸」

在故鄉「水土不服」的法國「海歸」們，在自由與安穩間彷徨。

於1987年創立的伊拉斯莫斯項目（Erasmus） ，是歐洲範圍內最龐大的學生交流計劃。它覆蓋了歐洲4000多個高等教育機構，共有超過300萬大學生得到項目資助、走出國門。

事實上，項目為學生提供3至12個月的留學、實習獎學金（每月150-300歐元），旨在鼓勵他們在歐盟多國完成學業。2011年，該項目首次對身在歐盟的非歐盟學生開放。於2014年升級的「Erasmus +」，更是助推了歐洲年輕人的異國就業計劃。例如，2015年共有36000名法國學生參與了該項目，其中9600人得到了實習獎學金（每月150歐元，時長3-5個月）。簡而言之，這個如今「無所不包」的項目，不僅為大學生，也為法國中學生、學徒、年輕白領、教員提供了走出國門看看的機會。

回到法國，水土不服

通過Erasmus項目在歐盟多國遊學，自然是份不可多得的經歷。不過，在法國《世界報》的採訪中，一些得到這份命運「饋贈」的法國年輕人，卻表示自己患上了所謂「後Erasmus憂鬱症」。

例如，回憶起自己5年前的希臘留學經歷，27歲的法比安言簡意賅地總結道，這份命運贈送的好禮，在暗中早已標好了「代價」。現實與美好回憶的差距，導致了不滿與痛苦：「Erasmus，除了大寫的冒險，還意味著大寫的抑鬱」。

潘多拉魔盒已開，能否「回到過去」？

法比安對自己留學經歷的測評顯然頗為消極。不過，像他這樣被「後Erasmus憂鬱症」困擾的法國「海歸」，並不少見：體驗了「花花世界」的法國年輕人，感到難以心平氣和地看待自己的生活。

例如，現年25歲、在阿根廷居住了一年的洛里安娜在返法後，體會到強烈的陌生、孤獨感：「家鄉的生活、朋友、家人、學業…一切對我來說，都變得陌生」。剛從柏林回來、年紀更小的柏里娜更不無誇張地說道，「我與原先的朋友、同齡人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在模里西斯工作過的貝蒂也有同感。她表示，當最初見到家人、老朋友的興奮感一過去，她就被變本加厲的不適感侵襲，這一點是最難熬的：「每次回國，我都覺得自己認不出法國了。面對親戚朋友時，也感到惶惶然 [...] 大家都變了」。

換言之，歸來的人，需要再次努力適應早已成了「異鄉」的故鄉。不僅如此，他們得為過往做個「總結」、正視今非昔比的自己。

專家觀點：重新適應故鄉？沒什麼大不了！

不過，對於上述親歷者的「不適」，心理學家蒙沙步隆（Dominique Monchablon）表示，除了那些「心理非常脆弱」的人，遊學經歷對大部分參與者來說，「沒什麼大問題」。

在蒙沙步隆看來，所謂的「憂鬱」，本質上是學生們面對現實的逃避和困惑：

相比怡人、無憂無慮的遊學，回到法國意味著面對畢業、就業等現實問題。

《畢業生》：對未來的彷徨沒有盡頭。

遊學=盡情、短暫地享受自由

且不論心理學家對「後Erasmus憂鬱」原因的剖析是否過於簡單，那些「憂鬱」的項目參與者在描述遊學經歷時，的確表達了魚入大海的自由感。由於交流時間有限，許多人得以在此期間，保持了對異國生活的激情、未知、惶恐等初戀般複雜心態。

「寬容」、「好奇」，是年輕人回憶遊學經歷時，使用的常見關鍵詞：異域的新奇感讓他們心胸更開闊地去了解彼此。不同國籍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急切地訴說自己的此間印象，談論如何適應、被接納。

按他們的說法，充滿誠摯的交流，似乎比比皆是、不費力氣。21歲茱莉亞就固執地認為，即便使用同種語言，同胞們之間還是存在著千千萬萬傲慢與偏見的阻礙：「[在熱那亞]我參加了許多主題晚會、聚餐，我們這些來自全世界的年輕人之間，有真正的交流」。她動情地把活動參與者都稱作家人。茱莉亞年少、衝動的心由衷期望，「這個夢永不結束！」

的確，來到新地方提供了這樣的機會：把原先的生活清理乾淨，再賦予其新的內容。學生們往往把這段非凡新鮮的海外經歷當做真實生活之外的部分。言下之意，這裡一切發生的，並不真實。23歲的洛漢娜顯然是這麼想的：「遊學義大利時，我終於允許自己成為心中想要的樣子，不再畏首畏尾」 。而當他們重回到故鄉，開啟努力付賬單的人生時，最大的擔憂，莫過於失去這種熱情嘗試、不斤斤計較結果的能量。

雖然上述學生們對異國的眷戀極深，但長期在國外居住，是否能帶來他們想像中的自由？如果說短期留學時，他們能刪繁就簡地受制於種種約束，依靠好奇心與直覺克服困難，那麼在異鄉定居後，這些年輕人是否有能力始終抱有初來乍到時的理解力、好奇心?

返鄉：在自由與安穩中搖擺

患有「後Erasmus憂鬱症」的學生們，追求著這個問題的答案：怎樣能生活得更好？怎樣能不枉白活？

不少人在自由和安穩中搖擺不定的矛盾心態，可類比為在單身時嚮往婚姻、已婚時嚮往自由。當身為異鄉人的你對安居樂業的當地人心生羨慕時，說不定他們也在為一成不變的生活苦惱，並暗暗打量你、呼吸著你散發的異域氣息與衝勁。

電影《七月與安生》，就是一個關於「安穩」和「自由」人生選擇的故事。

這不禁讓人想起希臘神話里的西西弗斯：當他每每快將巨石推上山頂時，石頭重滾回山下，如此周而復始，永無止境。

緩解不適的方法——重新出發

為數不少的法國海歸們，不願重新適應「循規蹈矩」的日常生活，選擇了再次出發：根據2014年一項對88000名Erasmus項目參與者的調查， 40%參與人士在返法後，選擇再次前往國外工作、定居。超過25%參與者在項目時期，與自己的伴侶相遇相識。據估計，這些情侶的孩子總數已超過100萬。

例如，克拉拉就染上了反覆發作的「出國病毒」。現在，她正為南非的實習做準備。她的朋友奧黛麗也表示：「接下來，我會參與一個在加拿大工作兩年的項目」。過來人揚還熱心介紹了自己在國外工作的心得：「在法國，往往企業內等級和職能範圍都非常明確。相反，在國外工作時，我的責任和許可權範圍，都變大了」。除了工作能力的整體提升，在澳大利亞工作的雅克指出了另一大收穫：自己的心胸更加開闊，能夠更輕鬆地換位理解他人。

在路上

由生到死，是人們與世界的最終別離。而在有生之年離開熟悉的生活，可說是最終別離前的一系列「小演習」。

生活過、見證過，回到家鄉的我，能重新適應嗎？得到與失去、可控與不可控，這些生命元素在出發和停留間，是否存在著一個最終的平衡？

(歐洲時報/ 楊雨晗）

編輯：海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