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最年輕軍長為什麼與上將軍銜擦肩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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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從漫漫長征路到鎮守大西南，半個多世紀的戎馬生涯寫就了他輝煌的人生。尤其是他與上將軍銜失之交臂，成了一段永不言痛的遺憾。

在人民解放軍開國少將中，謝振華是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人物。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金戈鐵馬，還是和平時期的統兵主政，他都有著不凡的履歷。從漫漫長征路到鎮守大西南，半個多世紀的戎馬生涯寫就了他輝煌的人生。尤其是他與上將軍銜失之交臂，成了一段永不言痛的遺憾。

18歲的團政治委員

謝振華，原名謝振泮，1916年9月生於江西崇義一個貧農家庭。崇義縣是個具有光榮傳統的革命老區。大革命失敗後，謝振華的父親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9年夏，13歲的謝振華投身當地農民暴動的洪流中。1930年4月，謝振華的父親被反動派殘酷殺害。隨後，謝振華加入了紅軍游擊隊，後在崇義縣少共縣委任少先隊隊長。1931年夏秋之間，謝振華參加主力紅軍，進入紅三軍團政工幹部訓練隊學習。結業後，他被分配到紅三軍團政治部青年部任青年幹事兼青年訓練隊隊長。

1933年初，謝振華調任紅三軍團新兵營教導員。任職期間，他不僅圓滿完成了新兵營的集訓任務，並負責把這批紅軍新戰士補充到了各師、團。同年夏，謝振華進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紅軍幹部政治班學習，這個班後改紅軍大學幹部政治第二隊。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以及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都親自給他們這些學員講授過軍事課和政治理論課。

1934年4月，謝振華從紅軍大學畢業回到紅三軍團。8月，他擔任紅五師第十四團政治委員，時年不足18周歲。翻開開國將帥們的履歷可以發現，當時謝振華是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中最年輕的團政治委員。1955年授銜上將的楊勇、張愛萍、蘇振華、王平其時也在紅三軍團擔任團政治委員。

謝振華回到紅三軍團擔任團政治委員時，恰逢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由於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不顧敵我兵力懸殊，提出「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導致紅軍主力部隊損失慘重，甚至連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也丟失了。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紅軍的反「圍剿」鬥爭處於日益被動的局面，要在中央蘇區粉碎國民黨軍的「圍剿」已不可能，中央紅軍只好被迫撤離。

為掩護中央領導機關和紅軍主力撤離，謝振華率領第十四團參加阻擊任務，在兄弟部隊的協同下，經過半個月的浴血激戰，頂住了六倍於己、裝備優良的敵軍進攻，殲敵萬餘人，拖住了敵人，保障了紅軍主力和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撤離，從而踏上了萬里長征之路。11月底，在慘烈的湘江之戰中，謝振華又率部隨第五師頑強阻擊國民黨軍，經過多日激戰，在付出慘重代價後，完成掩護中央機關渡過湘江的任務。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紅軍實行縮編，謝振華改任營教導員，參加了攻佔婁山關、重奪遵義城等一系列戰鬥。後又從事紅軍的政治保衛工作，歷任紅三軍團政治保衛局執行科科長、陝甘支隊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第二科科長。1936年5月，謝振華調任紅軍大學幹部科第二隊政治委員。1937年1月，謝振華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

33歲的軍長

全面抗戰爆發後，謝振華從抗日軍政大學提前畢業，經組織安排到山西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人民武裝部擔任組織科長。不久，又奉命前往晉西地區進行擴軍。至1937年底，謝振華把征來的1000餘新兵從晉西帶到八路軍總部駐地洪洞縣，與原先的總部警衛營合編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謝振華擔任團政治委員。當時的八路軍剛整編完畢不久，最初僅有15個左右的正規團，大部分幹部都降數級使用，多數開國上將此時都在擔任團級幹部。而謝振華也擔任團政治委員，這體現了八路軍總部對他工作的充分肯定。

1938年1月，由於工作需要，謝振華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副部長。4月，八路軍總部再次決定讓謝振華到延安馬列學院深造。在馬列學院，他與徐海東、閻紅彥、宋平、江青等是同學。通過馬列學院的系統學習，謝振華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都有了很大進步。

1940年6月，中央決定由謝振華帶領100多名幹部到山東敵後根據地開展工作。他在到達皖北渦陽縣新興集後，意外地遇見老首長黃克誠。應老首長要求，經中央同意，謝振華一行留在八路軍第五縱隊工作。謝振華被任命為第五縱隊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10月，他奉命去江蘇阜寧縣建立根據地，組建地方武裝。到達阜寧後，他招兵1000餘人組建了阜寧縣大隊，擔任縣大隊大隊長兼政治委員。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新四軍重建，謝振華擔任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第二十四團團長，後兼任政治委員。從抗戰初期的團政治委員到抗戰結束時的團政治委員，在開國將帥中幾乎絕無僅有。這也是謝振華1955年沒有被授予中將軍銜的最主要原因。

1945年9月，黃克誠率新四軍第三師主力開赴東北。謝振華留守華中，任淮海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後任華中軍區第六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兼新十旅副政治委員、第六軍分區政治委員兼新十旅政治委員，率部在華中堅持鬥爭。

1948年3月，華東野戰軍以第二縱隊、第十一縱隊和第十二縱隊組成蘇北兵團。謝振華歷任第十二縱隊副政治委員、副司令員、司令員等職。10月，他率部積極投入淮海戰役，和兄弟部隊一道完成分割黃伯韜兵團的任務，並取得圍殲杜聿明集團的最後勝利。

1949年2月，華東野戰軍第十二縱隊奉命改編為第三野戰軍第三十軍，謝振華任第三十軍軍長。33歲的謝振華也是當時全軍整編後最年輕的軍長之一。隨後，謝振華率第三十軍部隊參加渡江、上海等戰役。5月28日上海解放後，謝振華奉命率第三十軍擔任淞滬警備任務。7月，他調任華東軍政大學第二總隊政治委員。

1951年1月，中共中央以華東軍政大學為基礎，在南京組建解放軍軍事學院，謝振華調任軍事學院基本系主任。1954年8月，謝振華進入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在學習期間，他被授予少將軍銜。1957年7月畢業後，謝振華入朝擔任志願軍第二十一軍軍長。1958年7月回國，謝振華繼續任解放軍第二十一軍軍長，率部進駐山西。1962年5月，謝振華改任解放軍第六十九軍副軍長主持工作，當時的軍長由起義將領董其武擔任，董因年事已高，常駐北京。時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找謝振華談話時，曾風趣地對他說：「你這是吃驢子的料，干騾子的活。」

從1949年初的人民解放軍軍長，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謝振華仍然在解放軍第六十九軍主持軍事工作，這在1949年初人民解放軍整編後的首批軍長中又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文化大革命」時期主政山西

1967年，在「全面奪權」的風暴即將刮遍大江南北之時，中央軍委對全軍多個部隊實施換防。時任第六十九軍副軍長的謝振華，奉命率部從當時的河北保定移駐到山西太原。「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謝振華出任山西省「支左」領導小組組長，統一指揮山西省軍區和駐山西野戰軍部隊的「支左」工作。1968年11月任山西省軍區司令員。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開以後，三晉大地武鬥仍然有增無減。為此，中共中央發布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二三」布告，並決定謝振華主持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組和省革委會工作。謝振華帶領省核心小組和省革委會一班人多方面做群眾工作，解散武鬥組織，撤除武鬥據點，要求上交一切武器。經過一段時間的不懈努力，全面制止了山西長達兩年多時間的武鬥，初步恢復了社會秩序。

1971年4月後，謝振華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同時擔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1972年5月起)兼山西省軍區司令員，主持山西省黨政軍全面工作。

在主持山西省全面工作期間，謝振華頂著林彪、江青一夥大批「唯生產力論」的巨大壓力，堅持抓工農業生產和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九一三事件後，謝振華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精神，對穩定山西的局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時，由於他對當時大寨實行的一些「左」的政策不同意不支持，因此惹惱了江青等人，不久遭到誣陷和批鬥。

1974年2月，山西省晉劇團帶著劇目《三上桃峰》(該劇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國務院文化組選中)，到北京參加華北地區文藝匯演。江青等人從《三上桃峰》中嗅出了這齣戲是株「毒草」，認為謝振華脫不了干係，便指示山西的兩派開始協力「炮轟」謝振華，並誣陷其利用《三上桃峰》為劉少奇、王光美翻案。隨後，謝振華被罷免山西的黨政軍一切職務，連續被圍攻、批鬥60多天。全家也受到株連，在國務院國防工辦任秘書的妻子被停止工作，在軍隊工作的大兒子夫婦和小女兒被複員處理，從南開大學畢業的兒子被隔離審查，長期不給分配工作。為此，謝振華給毛澤東寫信，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及他被誣陷挨批鬥的原委。毛澤東收到信後，批示：「到此為止。」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謝振華免遭更大的災難。此後，謝振華就留在北京治病。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12月，謝振華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實為掛名)調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部署清查與「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由於種種原因，謝振華在山西的所謂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一些群眾反而因為他的問題受到錯誤的牽連。1980年10月，霍士廉調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到山西任職前，鄧小平找他談話時說：「謝振華對『四人幫』不『感冒』，他執行的是周總理的指示，所以『四人幫』就比較恨他。『四人幫』支持一些人奪他的權。你到山西任第一書記，羅貴波同志任第二書記兼省長，到職後要重視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中紀委還派出工作組協助解決山西問題。在鄧小平、陳雲等人的親自過問下，中共中央於1981年1月18日簽發了為謝振華等人平反的中發第10號文件,中共中央明確批覆:「中央同意山西《關於為謝振華、曹中南同志平反的報告》，為謝振華徹底平反，恢複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