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反傳統情緒與雙重的無知

近兩年來，筆者對於儒家和中國歷史形成了一種迥異乎現代常識的認知，並將其中一部分內容概括為「儒家憲政主義」。在與袁偉時先生論辯的文章中，對此略有闡述。

不出預料，絕大多數網路評論者對此持批評態度。他們無法接受我對儒家的正面解讀。最有趣的是，很多人明確表示不看我的文章，而堅決拒絕我的看法。張耀傑先生大約是最為激烈的批評者。在這裡，我也要毫不客氣地指出：這些批評只是百年來瀰漫於知識分子中的反傳統情緒的簡單重複，這情緒在很大程度上緣於對傳統和西方的雙重無知，貌似張揚個性獨立的反傳統立場，其實是盲目地堅持一種已被證明荒唐的教條。

重構傳統之圖景

根據張耀傑的觀察，「最近幾年來，回到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有限資源裡面，去尋找救國救民、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再一次成為學術文化界的一種時髦風尚。」這個判斷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

過去十年間，「國學」在民間的復興，這一點，為人所共知。容易被忽略的一個現象是，思想界整體上正在改變對傳統、尤其是對儒家的態度，一反百年反傳統的激進情緒，轉而對儒家採取和解態度，試圖讓現代制度接續儒家主導的傳統，儘管不同論者的政治傾向各不相同。這一點乃是過去十年中國思想界最為重大的動向，並將對未來中國社會未來的變革進程產生巨大影響。給其貼上一個意識形態或政治標籤，閉眼予以拒斥，並不明智。

需要說明的是，從事這一工作的人們，包括我，並沒有到傳統文化中「尋找救國救民、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這個世界上不存在靈丹妙藥。恰恰是對傳統的關注，讓人具有這樣的信念。在五千年內，中國大體保持了文明的連續性，人口與地理規模又是超大。在這樣的共同體中建立現代的優良的治理秩序，實系人類史上最為複雜、最為繁難的工作，中國人當然也應以最為複雜的頭腦去承擔這個使命。

這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是，理性地對待這個保持了連續性的傳統。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是：雖經百年衝擊，這個傳統依然若隱若現地存在，且已呈現出復興的強勁態勢。那麼，關心於構造現代優良秩序的人們，自有必要認真地、理性地對待它、處理它。憲政的目的乃是讓生活趨向合理，而絕不是消滅生活，而傳統就是生活本身。更不要說，一個傳統，如果它已經維續了五千年，其規模持續擴大，並曾經創造出文明的輝煌，其中必蘊含著關於優良治理的若干秘密。致力於構建現代優良秩序的人們必須對此予以探究。

文化批評人王曉漁先生暗示我「把儒家完美化」。我還不至於如此喪失理智。恰恰是在針對我的種種批評中，我看到了另外一種普遍的不理智情緒：全盤否定儒家，基於想像和對歷史的曲解而刻意抹黑儒家。我所做的工作是重新認識中國歷史，為儒家辨誣，把儒家從專制的黑暗神話中拯救出來，重建中國傳統之想像。這不是美化，而是恢復被遮蔽的事實。

那麼，重建傳統的目的何在？歷史學者馬勇先生在微博中說：「主張向西走的胡適當年也認為，應該從儒家思想資源中尋找嫁接現代文明的土壤或契機，以為在儒家思想傳統中有憲政的因子。但因子畢竟只是因子，所以，當新儒家諸大師要從儒學開出外王開出憲政後，胡適等人也不能同意了。」

我沒有試圖從傳統中開出外王的憲政。牟宗三先生確曾以內聖-外王範式討論儒家的現代轉換問題。按照這樣的範式，儒家的核心是心性之學，科學與民主制度則完全是外來的。中國要建立科學與民主制度，就需要從儒家固有的心性主體、道德主體，開出、轉出、「坎陷出」認知主體和政治主體。我並不認同這樣的理路。儒家之學乃是君子之學，君子的天職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在過去兩千多年間一直在從事治理實踐，創造出諸多合理的人間治理制度，積累了治理與立法的技藝與智慧，而內聖-外王範式遮蔽了這一點。

我之研究儒家正是由此入手的。我是歷史地研究儒家之實踐，而不是單純研究儒家之思想或哲學。由此，這個研究就在重新發現儒家與重新認識中國歷史之間循環往複。它始於對周代封建制、尤其是作為其核心治理模式的「禮治」的重新認識。在封建的禮治下，人們雖不平等，卻是自由的。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生活於封建制中，享有這種封建的自由。在封建制動搖、王權制興起的時候，孔子主張「復封建」，其本質正是重建封建的自由。這一點構成了儒家的核心政治主張，君子之養成與其治理實踐，都是為了實現這一「三代之治」的理想。這一理想，最終在漢代部分地體制化，形成士大夫與皇權「共治體制」，這構成漢以來兩千年的基本治理架構。

上述種種看法，已散見於先賢論述中，比如：瞿同祖先生對封建的治理架構的分權特徵進行過剖析。周德偉先生藉助哈耶克關於法治、憲政的思想，論述了禮治與法治之間的結構類似性。梁啟超、蕭公權先生曾闡發過孔、孟思想之自由傾向。徐復觀先生闡明過董仲舒思想的憲政主義性質。余英時先生指出，「共治」乃是宋代儒者的核心政治主張。更不要說，中外學界對傳統中國的地方自治進行過廣泛研究。我所做的工作不過是將先賢的上述觀點整合為一個整體，在其間建立起聯繫，略微予以發展，而以「儒家憲政主義」概念概括之。

西方、憲政是複雜的

讀者或已注意到，我這裡說的是儒家憲政主義，而非儒家民主。這兩個詞相互關聯，但差別巨大。

從經驗上觀察，可以保證自由的憲制，乃是一系列複雜的制度的組合，我們至少可以將其區分為四個不同的面相：社會自治，法律之治，權力的分立與制衡，以及作為一種公共決策程序的民主。可以說，民主是憲政的一個重要構件，似乎也是最為顯著的構件。但歸根到底，民主只是優良治理架構中的一個方面。憲政結構要複雜得多。也因為它是複雜的，所以，它才是可以運轉的。

但是，自從「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提出之後，人們就總是容易用民主替代憲政，從而低估優良治理架構的複雜性，從而對憲政的基本概念，也不能形成正確認知。比如，張耀傑先生據以批評我的核心命題是：

所謂憲政，顧名思義就是憲法之政。沒有「權為民所賦」的既要限制公共權力又要保障個人私權的成文憲法，「憲政」二字從根本上是無從談起的。

這個憲政定義相當奇怪。沒有哪個權威的政治學家會以是否存在成文憲法作為憲政的基本條件。按照這樣的定義，在美國人制定憲法之前，不可能存在憲政。因此，羅馬共和國是沒有憲政的；世界上第一個、也是迄今最為成功、穩定的憲政國家——英格蘭，也是沒有憲政的。它們都沒有成文憲法。

上述定義顯示了過去一百年中國人討論問題的習慣：用最時新的概念討論複雜的現實問題和歷史問題。文章第二部分對現代價值體系和制度的概括，犯了同樣的毛病：它用十九世紀才形成的現代的「個人自由」概念，討論現實中複雜的「自由」。但實際上，這兩個概念的歷史脈絡和含義是大不相同的。羅爾斯與最近因網路公開課而走紅的邁克爾·桑德爾之間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這兩個概念的不同。歷史的複雜性，聚合而成為當代西方人觀念的多樣性。但這一點，被知識分子普遍地忽視了。

接下來，針對我所提出的董仲舒「天道憲政主義」概念，張耀傑發表了這樣一個評論：

依據超人力的無法驗證、無法量化、無法操作的「只有儒者能夠理解」的所謂「天意」；而不是依據以人為本、人為設計的「權為民所賦」的成文憲法，來表現「限制絕對權力的意向和精神」的儒生群體，歸根到底是反人道、反文明、反法律、反憲政的。

張耀傑反覆強調西方的憲政制度是「以人為本」，這實在令人莫名其妙。張耀傑的意思也許是，憲政的前提是把上帝、神靈從政治中驅逐。政教分離的常識確實是這樣說的。馬基雅維利也確實要讓國家完全世俗化。但是，這同樣只是西方觀玉這一問題的一種主張而已，西方還存在另外一個傳統。讓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歐洲若干國家的憲法現在還「國教」條款，哪些念叨政教分離教條的人完全忽略了這一事實。

更進一步說，即便現代憲政制度，也以神話為依託。美國憲法開首第一句話「我們，美國人民」，就是一個神話。「人民」不是任何具體的公民、國民，而是作為一個想像的抽象整體，存在於人們的信念中。

現代政治理論的兩個不同取向之分野也就在於，「人民」是否可在人世間活動。直接民主理論相信，「人民」應當自己決定自己的事務。這樣，現代的政治之神就活動於人間。然而，神的權威恰恰來自於超越性，一旦神進入人間，它一定被人控制、操縱。代議民主理論則相信，人民不可能具有思考和行動的能力，必須由其代議士來代議。人民作為神高高在上，在人間活動的主體是作為人的代議士。但是，神可以監察代議士。在《聯邦黨人文集》第七十八篇，漢密爾頓正是這樣論述司法審查制度的正當性的。對於代議士們通過的法律，最高法院大法官可以進行審查，因為，代議士是會犯錯誤的。重要的是，大法官的司法審查並不完全是依據憲法的條文，而是依據「憲義」。這個憲義是「無法驗證、無法量化」的，只有大法官能夠理解、獲知。好像沒有人因此就說美國的制度是反人道、反法律、反憲政的。

上述種種例證說明，對於西方，激烈反傳統的知識分子們只有一些常識性教條。他們一直在籠統地談論「西方」，而無視西方內在的豐富性、複雜性。由此形成的西方圖景其實是零碎而扭曲的。舉例來說，直到今天，大多數時間知識分子都在透過歐洲大陸哲學理解現代性。他們熱烈地擁抱法國啟蒙運動，而對英國、美國之立憲根本沒有伴隨著啟蒙運動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對啟蒙運動的另一支——蘇格蘭道德哲學，也毫無興趣。如此理解的現代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果真是現代的嗎？

傳統是複雜的

另一方面，過去百年間，對於傳統、儒家，現代知識分子始終停留在漫畫式理解的層次。新文化時代的知識分子乃是因為情感原因而故意如此，後來的知識分子則因為傳統教育的斷裂與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遷，而根本無從真切地理解儒家。諸多意識形態也扭曲了人們觀察傳統的視野，讓他們故意抹黑儒家，為此甚至不顧邏輯。

比如，張耀傑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代開始，儒家進入權力機構，並沒有起到控制、約束皇權的作用，「反而通過陽剛的皇權與陰柔的儒教狼狽為奸、相輔相成的陰陽配對，極大地強化了專制皇帝漢武帝的絕對統治權。」

這是一個傳播極廣的現代謬說。人們之所以相信儒家讓統治變得更加專制的荒唐結論，因為他們相信：意識形態就是謊言，而儒家就是意識形態。專制的暴力加上儒家的謊言，當然所向無敵。然而，這些人士全然忘記了，意識形態是一種現代現象。古代的宗教與儒家，都不是意識形態。相反，它們都是被人真誠對待的信仰、信念，具有崇高的權威。因此，皇帝絕不會認為，接受儒家，會讓自己的權力變成絕對的，那些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儒者更不可能這樣認為。

歷史可以證明這一點。秦始皇宣稱，自己就是天，他當然擁有張耀傑所說的「絕對統治權」：他不僅統治人，也統治神。而當漢儒主張皇帝是天子的時候，實際上降低了皇帝的位格：皇帝不是天，而是天的兒子。由此，皇帝不再是絕對的，就像董仲舒所說的，「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皇帝必須服從天。這實際上在皇帝之上，為皇帝的行為樹立一個客觀的權威。據此，臣民可以援引天的權威來批評皇帝，指控皇帝，乃至於更換皇帝。

這不只是理論上的想像，漢以來的儒生確實就是這樣做的。隨便舉一個例子，漢代有位儒生谷永，博學經書，尤其是精通天官、《京氏易》。他在呈奏漢成帝的「對」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這就是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這一理念源遠流長，《尚書》中多篇已經論及。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民在王之下。但從政治神學角度看，王在天之下。至關重要的是，上天在人間立王，乃是為了民的福祉。因而，天下絕不是皇帝的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作為一個整體的「民」乃是天下之主權者。正是憑藉著天，人民獲得了主權地位，這正是人民主權原則之政治神學式表述。這與美國《獨立宣言》中美洲人民憑藉這上帝的權威而獲得主權地位的理念，如出一轍。谷永接著說：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怒，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逾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征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

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踴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

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四顧，此惟予宅。」

如果皇帝殘害民眾，上天首先會發出警告，責令其改正。皇帝如果不思改正，上天就會拋棄他，向人們派遣更有德行的統治者。這就構成了儒家革命理論，這一理論意味著，皇帝和王朝都沒有絕對統治權。

也正是基於對天負責、因而對民負責的儒家政治理念，漢代形成「罪己詔」制度。皇帝向天下臣民承認，自己犯下錯誤，並承諾改正錯誤。享有絕對權力的皇帝怎麼可能對自己的臣民承認自己犯錯？「天子一爵」說也表明，儒家決不認為皇帝享有絕對權威。三綱之說出自《白虎通義》，很多現代人對此書抱著極大惡感。但我敢肯定，批評者中沒有幾個人認真讀過「三綱」的原始論述，人們也完全忽視了該書開篇提出的「天子一爵」說。根據這一學說，天子之位也不過是一個比公、侯高一級的爵位。顧炎武清楚指出這種學說的憲政含義：它表明，皇帝「非絕世之貴」，「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

由於缺乏對於儒家思想結構及其所涉及的政治架構的準確理解，張耀傑才會說出下面的話：

儒生群體為了實現「獨尊儒術」的權力野心和專制目標，必然會像當年的孔子不惜殺害少正卯那樣，極力煽動皇權統治者針對本國本土的草根民眾，以及被「罷黜」的其他非儒家的知識群體，實施陰陽相濟、政教合一的專制統治甚至於殘酷鎮壓。

這樣的說法流傳甚廣，但同樣不過是流傳甚廣的黑暗想像。似乎沒有人仔細研究「獨尊儒術」的歷史脈絡，帶著思想自由理想的現代知識分子想當然地將其視為思想專制，並以孔子殺少正卯作為佐證。然而，歷代學者早有可信的研究證明，孔子殺少正卯乃是後人的編造。但那些忙著批判儒家的人，對這樣的學術結論毫不在意。張耀傑指控儒家參與鎮壓非儒家的知識群體，是否可以示例一二？你一定會提及明清時代的「文字獄」，可是，文字獄是誰發動的？具有道德理想主義的儒生，難道不正是受害者？

儒家也是普適價值

過去一百年知識分子對西方、對傳統的膚淺、扭曲理解，導致了嚴重後果。比如，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激進知識分子一直主張「全盤西化」。這一主張正是以上述膚淺而扭曲的認知為基礎的：中國完全是專制的、不文明的，西方則是民主的、文明的。張耀傑下面一句話就是在重複這個意思：「與中國傳統社會以天道天意天命天理，以及等同於天道天意天命天理的天地君親師的身份等級和社會秩序為本體本位不同；西方社會幾千年來逐漸形成的，是另一種已經被全球化的人類共同體所普遍認同的以人為本、自我健全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

這種大而化之的中西文化對比之論，在過去一百年中曾以各種形態輪流登場。我好奇的是，這個「西方社會」是誰？是義大利、法國、德國，還是英國、美國？是基督教信仰，還是後現代哲學？是法國革命，還是英格蘭光榮革命？是法國啟蒙運動，還是蘇格蘭道德哲學？是現代法西斯主義，還是英格蘭的憲政傳統？熱衷於中西對比的人們完全不理會西方的這種豐富性、複雜性與內在衝突。

而按照知識分子提供的上述對比結論，完全可以說，中國與西方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種，他們的生活與制度從一開始就是完全不同的：中國歷史從一開始就是黑暗的，西方歷史從一開始就是光明的。因此，現代中國人要想有前途，就必須棄暗投明，全盤西化。

我好奇的是，一直生活在另外一種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中的中國人，何以會突然認同西方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很多人會說，西方人用幾千年時間為整個世界創造了一套普適價值。既然它是普適的，中國人當然會接受。但是，假定中國人是另外一個人種，沒有普遍主義的心靈，何以能夠分辨西方意義上的黑暗與光明？中西對比者陷入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一套價值，如果只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生成，且只存在於現代西方，在其他地方沒有任何跡象，那我敢肯定，它根本不可能是普適的。而晚清以來中國人認可並追求憲政的事實完全可以證明，中國人此前必然在追求普適的價值體系和制度框架，中國人的精神也是普遍的，並曾在普適的制度中生存過。只不過，這些價值和制度的成熟程度，或與現代西方有所不同而已。

我所做的知識上的工作，就是重建中國歷史，重新發現儒家，以揭示儒家所塑造的中國人的精神與傳統中國的諸多制度，實際上具有普遍性。據此可以說，現代中國人之學習西方，並非在模仿一種對自己而言全然陌生、異質的制度，而是在內生地發展自己的文明。現代中國人學習西方，乃是以他人之水，澆灌自己的大地，以加快自身文明內生演化的節奏。

也就是說，我絕不反對學習西方，但我相信，現代中國的優良治理秩序之生成，惟有通過「中體西學、資相循誘」的過程漸進的完成。作為此一過程的行動主體，中國人，尤其是其中的精英，理當同時在兩方面深思明辨：一方面，深入理解傳統，尤其是儒家，因為這構成了我們起步的現實：「中體」。另一方面，深入地理解西方，以完整地理解現代優良治理秩序之生成過程及其制度架構和運轉邏輯。

但是，過去一百年間，檯面最為活躍的知識分子，普遍缺乏這樣的耐心，對現代、對西方，他們囫圇吞棗，只有一些膚淺而扭曲的常識。對西方、傳統的雙重無知所促成的眾多文化批判，包括國民性批判，看起來慷慨激昂，聽起來義正詞嚴，實則沒有任何知識與思想意義，而只有文化上的破壞作用，以及政治上的誤導效果。

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而又規模巨大的共同體，在這裡構建現代優良治理秩序，乃是一件高度複雜的事業，那麼，以周人那種戒慎恐懼的心態，對中體、西學深思熟慮，就是惟一正當的態度。秉此心態，人們或會以溫情與敬意麵對傳統，也會對西方複雜的價值和制度進行理性辨析，而作出明智抉擇。如此會通中西，中國文明才有可能走上自新之路。

原文發表於《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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