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福柯的紀錄片，他竟然是用手機拍的

知識是一種權力，權力形成一種主體，主體有各種自我技術和對快感的運用。

文 / 胡赳赳

編輯 / 方奕晗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汪民安的學術電影《福柯》成了某些圈子的亞文化。

一個是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在廣州放映時，100人的場地來了300人，不得不加映一場；在北京的中央美院放映時，更是一下子來了1000多人。另一個是藝術家——不停有藝術家慫恿汪民安私下放放，似乎有種隱秘的樂趣，這大概是頗為鮮見的。

這兩個群體，或許是對思潮最為敏感的，思想的「異端」在他們那裡總是能獲得注意。但福柯早已不是「異端」了，上世紀80年代他在法國去世後，就產生了一個專有名詞：福柯之前的哲學和福柯之後的哲學。福柯就是那個時候對中國發生「干預」的。那時汪民安還在上大學，從地攤上買到一本福柯的著作，就此陷入迷戀。

這部學術電影呈現出來的面貌十分純粹：83分鐘的時長，全部在談論福柯的哲學。

影片的開頭是兩個哲學家的談話，其中一個還是福柯的反對者。鏡頭移向一旁的福柯，之後再出現電影的主題字幕。

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開頭。如果現場有人看明白其中的玄機，汪民安會羞澀地笑笑。他在電影中大膽運用了「黑屏」的技法：當福柯講性史時，銀幕上出現了黑屏——大概有兩處，只有聲軌在繼續。這兩處，體現著導演的意識，並非像有些人聲稱的「零技術」。

藝術家尚揚對這部學術電影的評價是準確的：「它在向默片時代之後、有聲電影剛興起時的風格靠近。」

福柯的語感很好，他是那種將文本、學術著作寫成「穿越之書」的人。但汪民安隨後才意識到福柯巨大的影響力和破壞力：他的每一部書寫法都不一樣，幾乎影響了所有人文學科。

在一次對談中，學者余世存問汪民安：「經濟學他懂不懂？」汪民安說，福柯晚年有一篇講「哈耶克與自由主義」的文章，哈耶克是古典經濟學派，這意味著福柯對經濟學也沒有放過。

一位在美國的書店愛好者發現，哈佛大學的書店裡，福柯的著作「整齊劃一、獨佔兩排書架」，對其他哲學家零星的擺放形成「絕對碾壓」。

人們熱衷於這種話題。這也印證了福柯的理論：知識是一種權力，權力形成一種主體，主體有各種自我技術和對快感的運用。

福柯講、福柯的交遊人講、福柯專家講，整部電影是一部由「引文」串起來的紀錄片。這種「喋喋不休」的方式並不讓人覺得乏味，原因就在於汪民安的「剪輯」和「切換」。由於學者導演對福柯的熟悉，電影中每一個句子都是結結實實砸下來的。

汪民安說：「本雅明渴望用引文寫一本書，我用引文拍了一部學術電影。」尚揚的評價是，一個哲學家用哲學的方式拍了另一個哲學家的電影，讓觀眾看到哲學的要義。

汪民安是研究福柯的專家，他的文體至少能看出受本雅明和福柯影響的痕迹。他在大學課堂上需要反覆講福柯，說很多同樣的話，於是就打算拍一個「教學片」。近年來他先後兩次跑到法國，去福柯的學校、住處、工作單位和墓地，找知情人、研究福柯的專家聊天；回來後，他又補充了國內專家的看法。幸運的是，他拿到了福柯的「好基友」、著名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和德菲爾的談話。

但汪民安還是放棄了已有的構想——拍一部傳記和場景交織的電影。他的說法是，「那是導演乾的事，每個導演都能幹，為什麼是我做」。顯然，福柯的「主體式思維」已經在他身上發生了影響。

導演有意識地將影片劃分成三個段落，講解了福柯的主要思想脈絡。每個段落間隔20秒——間隔音樂則是福柯最喜歡的音樂家布列茲的。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中的人物並非呆板地被放置在畫面中間，而是在影像的邊上，這也形成了一種動感。汪民安摒棄了推拉搖移的技術流，始終用固定機位和定焦鏡頭拍攝。問他用得最多的攝影器材是什麼，他說：「手機。」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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