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特工」鮑君甫的傳奇故事

[摘要]鮑君甫擔心自己的特工經歷會牽連到在台灣的兒女，加上他曾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因而一直未向政府報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經歷。

作者：張映武

1928年，在周恩來、陳賡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發展了我黨的第一個重要的「雙面特工」——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身居國民黨特務機關要職的楊登瀛，是如何與我黨接上關係的呢？

中國共產黨早期「情報四傑」中的錢壯飛、胡底、李克農三人的故事廣為人知，而鮑君甫的經歷卻鮮為人知。他是我黨在國民黨特務機關里發展的第一位秘密情報員，他的情報工作經歷如何？後來為什麼一直默默無聞？日前鮑君甫的女兒鮑美雲、珠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向記者講述了鮑君甫鮮為人知的特工生涯經歷。

我黨發展的第一位「雙面特工」

1928年，在周恩來、陳賡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內發展了我黨的第一個重要的「雙面特工」——國民黨駐滬特派員楊登瀛（鮑君甫）。身居國民黨特務機關要職的楊登瀛，是如何與我黨接上關係的呢？

楊登瀛，原名鮑君甫，1901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早年留學日本，1919年回國後到上海發展。大革命失敗後，他因參與「討蔣運動」被捕入獄，後經蔡元培保釋，蟄居上海，其間結識了同鄉楊劍虹。楊劍虹後來加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並拉攏鮑君甫做他的副手。1928年初，共產黨員陳養山在浙江武裝起義失敗後輾轉到上海，被編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以下簡稱中央特科），其間碰到了鮑君甫，鮑君甫的命運從此改變。

「陳養山1925年就認識鮑君甫，那時陳養山常去上海郵局領取廣州農講所學生郵寄來的一些進步刊物，鮑君甫有時也去幫忙，還幫陳養山在上海公共租界找到了一處安全的地方收信，兩人的關係不錯。」珠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的何志毅告訴記者。

陳養山了解到鮑君甫在上海敵特機構工作的情況，就想將他發展為我黨情報人員。他開始讓鮑君甫參加地下組織的一些會議，鮑君甫主動將國民黨特務在上海活動的情報告訴陳養山。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1928年5月，陳賡與鮑君甫在霞飛路一家咖啡館面談，正式將鮑君甫吸收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員，由特科情報科副科長、陳賡的助手劉鼎與他單線聯繫，並派遣連德生擔任他的保衛工作。

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過街上設立了「楊登瀛辦事處」。為配合鮑君甫「雙面特工」的角色，中央特科也給他送一些無關緊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轉移的活動據點，讓鮑君甫帶人「破案」立功。鮑君甫逐漸取得特務頭子陳立夫的信任，1929年被正式任命為駐滬特派員。中央特科當時在經費特別困難的情況下，還破例給他配置了一輛別克高級轎車，幫助提高他的社會地位。鮑君甫很快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層人士建立起聯繫。

屢建奇功：多次營救被捕同志

營救彭湃惜敗

剷除叛徒通知周恩來防範救出關嚮應

1929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的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人因叛徒白鑫的出賣被捕入獄，周恩來、陳賡指示營救，鮑君甫從特務口中探知，彭湃等被關押在上海的龍華監獄，並且蔣介石已下令槍決，執行的時間在8月30日。後來周恩來、陳賡根據情報組織營救時，鮑君甫又暗中向獄中的彭湃等傳達營救計劃，告訴他們次日押送途中會有地下武裝人員劫車救應。不料當天囚車突然提前兩小時出發，營救行動惜敗。

剷除叛徒

白鑫的叛變威脅著許多中共黨員的安全，周恩來和負責中央特科的陳賡多方查找，但白鑫的具體下落一直難以確定。鮑君甫利用自己在特務機關的工作關係，調查到白鑫就住在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范爭波家，並且即將要轉移他處。鮑君甫借送行之名登門，在與白鑫閑聊中探得他的出行路線和時間，並及時經劉鼎傳遞給陳賡，中央特科根據掌握的情報，後來組織了武裝人員剷除了這個叛徒。

通知周恩來防範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在上海不幸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逮捕，經鮑君甫多方斡旋，黨組織順利營救出了任弼時。

「鮑君甫還曾提供過一次重要的情報，讓周恩來化險為夷。」何志毅介紹說，1930年4月，黃第洪（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從前蘇聯回國，本來黨組織安排他去江西蘇區，由周恩來代表中共與他聯絡。誰知黃第洪對革命悲觀失望，竟密函蔣介石，準備出賣他與周恩來的見面地址，蔣介石指令特務頭子徐恩曾負責此事。「徐恩曾當時派遣鮑君甫等人去南京路郵局門口與黃第洪接頭，商議設伏陰謀。鮑君甫獲悉後迅速聯繫劉鼎，傳遞黃第洪叛變的情報，中央及時採取了防範措施，避免了一場危局的發生。」

救出關嚮應

1931年初春，公共租界巡捕房在查封上海工聯機關時，逮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嚮應（化名李世珍），並在他的居處搜出一大箱絕密文件，租界巡捕因看不懂中文暫未處理。國民黨提出由他們的特派員來清理文件，租界巡捕頭目因與鮑君甫關係不錯，答應讓他前來處理。鮑君甫根據陳賡的指示，帶著「中共文件專家」（由劉鼎假扮）到巡捕房「鑒定文件」，提出將文件帶回去仔細研究。幾天後，鮑君甫和劉鼎將一些精心仿製的假文件交還巡捕房，稱這些文件均為「學術研究資料」，被捕者是一位「激進學者」。巡捕房聽了「研究結論」後，以為關嚮應不是政治要犯，便將他轉交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關押，鮑君甫又利用內部關係多方斡旋，8個月後，關嚮應以「誤捕」被保釋出獄。

因叛徒出賣終止特工生涯

默默無聞住在南京直至去世

1931 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鮑君甫受牽連被秘密拘留，與中央特科的人員也失去了聯繫。由於鮑君甫是周恩來、陳賡等人直接單線領導，顧順章不知道他的身份，鮑君甫因「失職」被關押。1932年，鮑君甫被其老上司張道藩保釋出獄，蟄居上海，「後來，國民黨又任命他為南京『反省院』副院長，因受到猜忌，他只是負責處理些無關緊要的事務。此時的鮑君甫已完全脫離特工系統，與共產黨方面的人員也失去了聯繫，十幾年來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何志毅告訴記者。

據鮑君甫的女兒鮑美雲回憶，1934年以後，父親就一直在南京工作。因說話帶著廣東的鄉音，在旁人眼中，他只是一個在南京的廣東人，普普通通，幾十年來默默無聞。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物，甚至有誤傳他已被國民黨殺害了。「父親平時話不多，待人謙和，為人正直，從未向我們提過他的特工生涯，他晚年的生活很清貧，有時在外面擺小攤子賣些茶水、紙煙，補貼家用，平時深居簡出，非常低調。」

「新中國成立後，鮑君甫有一子一女在台灣，當時兩岸的意識形態壁壘很深，鮑君甫擔心自己的特工經歷會牽連到在台灣的兒女，加上他曾長期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因而一直未向政府報告自己早期的工作經歷。」何志毅告訴記者。

直到1956年3月，陳賡來南京探望父親時，鮑美雲的兄弟姐妹們才逐漸知道父親早期的這段經歷。陳賡曾致函證明鮑君甫的身份：「鮑君甫確系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生關係，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繫，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我被捕時曾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與他同獄，此時表現上還好，以後任偽中央感化院院長……」

「文革」期間，鮑君甫曾因「不予配合交代罪證」遭到批鬥。鮑美雲告訴記者，母親譚秀珍後來去北京看父親，勸他不要太固執，父親堅決地擺手說：「明明沒有的事我怎麼能瞎說？我一說，有人就要人頭落地！」

1969年12月，鮑君甫在北京逝世，周恩來獲悉後指示有關部門「要好好照顧鮑君甫的家屬」。鮑君甫的女兒鮑美雲被調回南京工作，照顧其虛弱多病的母親。1976年，周恩來於重病中曾叫來羅青長，向他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楊登瀛（鮑君甫）的名字，並囑咐「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危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