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結束後，蔣介石拋棄了杜月笙，是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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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杜先生，原型為杜月笙

杜月笙與國民政府關係三變

文 | 楊津濤

在近日上映的電影《羅曼蒂克消亡史》中，因「陸先生」、「王先生」、「二哥」分別對應杜月笙、黃金榮和張嘯林，使上海青幫一下成為熱議話題。在所有這些討論中，青幫和當時政治的牽扯最惹人關注，亦最難說清。本期短史記即嘗試就青幫與國民政府的互動，做一簡單梳理，以說明兩者間的真實關係。

1927年~1937年，杜月笙和國民政府互相需要，處於「蜜月期」

1927年2月，青幫大亨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倒向北伐軍，促使他們做此決定的原因有兩個：首先，孫傳芳在江浙地區的統治已趨於崩潰，無力繼續維持同青幫的合作；其次，中共領導下的上海工人運動愈演愈烈，嚴重威脅杜月笙等人利益。其後，青幫在「四一二」政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杜、黃、張三人獲得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信任，被一同任命為北伐軍總司令少將參議。這意味著，青幫在上海的特殊地位被新政權所承認。

此時杜月笙已是上海青幫中最具權勢者，他在得到國民政府的合法身份後，開始有意識地剝離黑社會身份，從事工商、金融等合法生意。杜月笙為躋身上海名流之列，和著名資本家虞洽卿、王曉籟等合作，積极參与對浙江水災、陝西旱災、東北水災、長江水災等各項災害的賑濟活動。如1931年-1932年水災急賑會總共籌款261萬元，其中杜月笙一人即募集、捐助53萬元，超過總額1/5。曾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晚年回憶，杜對「地方各項建設，舉凡公益、教育、慈善，無一不參預其事、亦無一不出錢出力」，評價極高。

杜月笙的救災舉動，也是在同法租界當局關係惡化後，藉機向國民政府示好的一種表現。當時內憂外患之下，南京方面的救災能力極其有限，如1929年的賑災費只佔當年財政收入的1.86%。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救濟活動，大大緩解了國民政府的救災壓力，蔣介石、汪精衛分別為其親題「樂善好施」、「仁民愛物」的贈詞。有了國民政府最高層的肯定，杜月笙在上海的聲名、地位也水漲船高，1934年出任上海地方協會會長。

此後，在某種意義上，杜月笙成為國民政府和上海資本家之間的橋樑，並傾向於南京。西安事變爆發後，杜月笙率先和王曉籟、錢新之等聯名，以上海地方協會、上海市商會名義，急電張學良，表示「願赴陝以身為質」。蔣介石獲釋後，杜月笙又立即同王曉籟等人「入京晉謁，慰問祝賀」，表現出鮮明立場。

圖註：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自左至右）

1937~1945年，杜月笙為國民政府抗戰提供助力，犧牲極大

在對日問題上，杜月笙態度堅決。1931年馬占山起兵、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1936年綏遠抗戰、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杜月笙都出面組織後援會，籌集了大量物資。最重要的是，戰爭全面爆發後，杜月笙同戴笠合作，組織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成為忠義救國軍的前身。戰時出任上海市長的俞鴻鈞後來回憶：

「(杜)先生領導滬市各界民眾，輸財輸物，慰勞前方將士，鼓舞軍心。同時先生復糾合愛國志士組織別動隊，擾亂敵軍後方，使我軍士氣振奮，迭獲勝利，而能固守淞滬三月之久者，先生之功績不可滅也」。

上海淪陷後，「日寇多方誘惑，餌以市長，杜不為動，於是杜氏拋棄他在滬之資產與心血結晶的一切事業」，南下香港，「把策動後方與淪陷區的反抗工作擔負起來，他指揮上海的社會性地下工作挽救了不少上海士紳逃出虎口，免受敵人的利誘威脅，並組織青年，予以資助與鼓勵，使赴後方參加抗戰陣營」。居港期間，杜月笙以上海工作統一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等身份，一面聯絡上海地下抗日活動，一面為大後方搶運物資。蔣介石甚至專門帶話給杜月笙，說「上海的陣地是不能失的，以後請月笙先生多偏勞了」，可見當時國民政府對杜月笙的倚重。

日軍攻陷香港前，杜月笙飛往重慶，繼續為抗日出力。直至勝利前夕，杜月笙還「抱病與戴笠共效驅馳，東下吳越，策劃在敵後響應盟軍反攻，指揮忠義救國軍作戰，阻止日軍敗退擾滬。及聞日本投降始兼程回滬，為安撫上海地方而籌劃、而效力」。

這一時期，杜月笙同國民政府的關係較為單純，一直竭盡所能地助力抗戰。

圖註：杜月笙和孟小冬

1945年後，杜月笙和國民政府關係日趨疏離，但不存在反目成仇

1、杜月笙辭去上海議長職務，確因身體狀況不佳，並非受到壓力

對於抗戰結束後，杜月笙和國民政府的關係，流行的說法是，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拋棄了有功的杜月笙，先是阻止其出任上海市參議會的參議長，迫使他「以本會任務重大，議長一席責任繁重，本人身體衰弱，不堪負荷」為由請辭；之後又對杜公開批判，導致他拒絕赴台，而寓居香港，直至去世。

這種說法和真實情況頗有差距。

首先，杜月笙其人並無政治野心。戰爭後期，杜的門客章士釗慫極力恿他以恆社為基礎，組織新黨，聲稱「我章某人素來擁護杜先生，際茲勝利不遠，國民黨開放政權之際，正乃我輩組織政黨，參與國是之機會，在座諸君均系追隨杜先生有年者，如奉杜先生為領袖，相信此一政黨之成立，必可造福於邦家」云云。對此建議，杜完全不為所動。杜月笙遺囑中，說自己「余質樸無文，生平未嘗參加實際政治」，也確屬實情。

其次，杜月笙患有較嚴重的哮喘病，當真無力承擔議長工作。如青幫老人顧嘉棠回憶，杜在抗戰時期時常往來於港、渝之間，「以操心危而憊患深，加以跋涉奔波，備嘗艱辛，致患氣喘之症」；與杜多有交往的學者王覺源說，「其早患有哮喘痼疾，先不慣於香港的潮濕，此時也不慣於重慶的濃霧」；杜月笙之子杜維藩更說，其父請辭議長後，只是日常排解工商糾紛，還是「以致氣喘宿疾日益加重，不勝繁劇，但遇會議之重要者猶勉力出席」，至於「普通例會，命余代表」，由杜維藩代為出席。

2、杜月笙生前雖拒絕赴台，但去世後，台灣方面仍給予極高哀榮

蔣經國上海「打虎」，抓了杜月笙之子杜維屏後，1949年7月，重慶《中央日報》又發表社論，點名批判，「我們只要看上海參議會議長一席，竟聞人杜月笙辭而不就的位置，以及去年上海的限價政策之突然受到聞人的逆襲而崩潰，可以想見那些『聞人』之已取得上海實際統治權，與夫我們少數同志養虎遺患的不智」云云。可以想見，這篇社論一定對杜月笙產生很大衝擊，但沒有證據表明，這是導致杜拒絕赴台的直接原因。

杜月笙在抗戰期間曾居香港4年，地方比較熟悉，加之病情嚴重，也非託辭。其老友洪蘭友說，杜避居香港，「宿疾時發，復以羈滯療養，不獲來台，引為深遺憾，病日加劇」；杜維藩說，其父病情一度嚴重至「氧氣管片刻不能隔離」，1950年6月「病態益重，合家惶急，幸醫治得宜，漸見起色」。杜月笙還命人帶信給蔣，說自己效忠領袖的態度和1927年時一樣，且將「繼續努力，以求貫徹」。信中說，「他自己仍在上海留有若干關係，尤且隨時可以派人潛往工作」「杜月笙十分熱烈懇切的自動請纓，他說，不論最高當局有任何任務交辦，他定竭儘力量，設法達成」。

台灣方面也未對杜月笙懷怨。這從其死後哀榮可以看出。杜月笙的靈柩安厝台灣時，由於右任主祭，王寵惠、張群、何應欽、顧祝同等一眾黨政要員皆出席致哀。杜月笙的家眷移居台灣，也受到很高禮遇，如杜的四姨太姚谷香在宋美齡引領下，成為基督徒,「她到官邸來的時候，跟夫人聊聊天，或是吃吃飯。遇到喜慶節日，也能清唱幾段拿手的評劇助興。」可見台灣對杜家照顧頗好。

綜合來看，1945年後，杜月笙和國民政府的關係和從前比，雖然有所疏離，但更多是時局變化所引致，而非如坊間傳聞並那般緣自杜、蔣之間的私人怨懟。

圖註：台灣的杜月笙墓，蔣介石親題「義節秉昭」四個字

注釋

布賴恩·馬丁：《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91—93頁；顧建娣：《杜月笙的救濟行為淺議（1927—1936）——以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青年學術論壇2004年卷》，社科文獻出版社 2005年；《大流氓杜月笙》，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社會問題組編寫，群眾出版社1965年，第63、64頁；俞鴻鈞：《憶杜月笙先生》，《杜月笙先生（鏞）紀念集》，恆社旅台同仁編，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22頁；吳紹澍：《記上海統一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 第9卷 第29輯》，中國文史出版社，第72頁；胡敘五：《杜月笙傳》，蔡登山編《上海大亨杜月笙》，秀威出版2013年，第121頁；杜維藩：《過庭錄》，蔡登山編《上海大亨杜月笙》，第306頁；洪蘭友：《追憶月笙先生之逝》，《杜月笙先生（鏞）紀念集》，第10頁；章君糓：《杜月笙傳 第五冊》，傳記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98頁；《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 上篇》，黃克武，黃自進，游鑒明訪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第47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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