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先生關於近現代史的這些觀點，值得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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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高華先生

對很多感興趣於近現代史的人而言，高華先生的研究和著作，是有啟蒙意義的。本文是五年前高華先生去世時（2011年12月26日晚），欄目對其部分學術意見的一點整理（擇取自國內公開出版發行之圖書、雜誌、報紙）。這些意見雖不能完整代表其學術成就，但無論認同與否，都仍有值得今人重溫和認真對待之處。

關於國民黨和蔣介石

1、國民黨創設的「黨治國家」結構無法推動國家現代化

20年代以後，指導國民黨政治行為的基本思路是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的統治策略。蔣介石的新權威主義統治策略的基本特徵是：強調以蔣介石為核心，在中國建立具有中國傳統政治色彩，高度集權的新軍事強人的統治，以推行兼具歷史延續性與變革性的社會發展。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落後的後發展國家，確立權力中樞的權威，由國家對社會實行某種程度的控制性指導，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傳統建立權威以積累人力與物力資源，並不能真正推動國家的現代化。（《南京十年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教訓》）

國民黨創設的黨治國家結構有著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無法整合三十年代國內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證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國民黨的思想「統一」建立在沙灘上。無法解釋清楚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三民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關係、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等深層次的問題。……國民黨只是在中央一級實行「以黨統政」，省以下則實行黨政的完全分開，在省以下的基層，其黨務機構形同虛設。（《談談抗戰歷史的幾個問題》）

2、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不是極權主義的黨」

中國國民黨是很世俗化的黨。雖然它似乎想做到思想統一，但從來沒有踏踏實實地去做，當時的國統區也缺少實現思想獨裁的大環境。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不是極權主義的黨。

中國國民黨的思想來源有三個部分，一是所謂中國正統思想；二是蘇俄的一黨專政思想，包括領袖獨裁、思想控制；三是英美特別是美國的思想和體制。中國國民黨人，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很多都是華僑資產階級、華僑知識分子。嚴格地說，它代表的是中國近代的工商文明。所以它要進行的革命是有限革命，即奪取政權為止，而不是無限革命。（《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國民黨是一個比較世俗化的政黨，拿到權力就可以，意識形態的色彩不強，在大陸時代，除了戴季陶、葉青等，國民黨沒有大牌的理論家，也沒有 「理論隊伍」，更沒有從上到下的宣傳或理論「寫作班子」。在國民黨的權力架構中，省黨部本來就沒有地位，在省黨部中更沒有宣傳部門的設置。在國民黨內搞宣傳的人毫無榮譽感，更沒有社會聲望，當權者也不照顧他們。（《海峽兩岸孫中山研究的趨同》）

3、「原先以為蔣就是說說而已，近年來蔣日記解密，始知蔣真是宋明儒學的信徒」

蔣的思想資源以中國傳統為主。在幾十年間，他以中國傳統思想為依靠，應對極其複雜的內外形勢，不管所處的二十世紀各種思潮學說如何花樣翻新，蔣自己堅定不移的信條就是《大學》中的三大綱領，八項條目。蔣非常感嘆：這麼好的思想，「中國不能用，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墮落，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伍者。」。

原先以為蔣就是說說而已，近年來蔣日記解密，始知蔣真是宋明儒學的信徒，他就說過，他從「8歲時讀大學中庸，9歲讀畢四子之書。在18歲的時候，大學中庸，不知道念過多少遍， 但是並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為革命思想發達，以為這些陳腐的東西，完全無用。直到28歲的時候，聽到總理說大學中庸的重點，自己還不甚注意。到了38歲，自己一切閱歷經驗增加了，再拿這部書來研究，才覺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實踐道理，統統在內。以後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覺得其中有無限的道理，無窮的奧蘊。直到48歲……自己深覺有得於心，可以自信」。 可見，他除了是行動家，還是一位道學家！（《蔣介石的民族主義觀》 ）

4、大陸時代，蔣介石沒有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其獨裁是「無效獨裁」

大陸時代，蔣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軍政機構，用余英時的話說，蔣介石是「無效獨裁」。內戰爆發後，國民黨無從建立舉國一致的軍事動員體制，「總體戰」只是一句口號，甚至連口號都稱不上。國民黨沒有辦法讓人民接受它對「戡亂」的解釋。雖然國民黨政府宣布全國進入「戡亂」時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漢、廣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國人完全沒有進入非常時期的感覺。1949年8月24日，蔣介石飛重慶指揮，其時重慶已非常危急，隨行的蔣的機要秘書周宏濤發現當地百姓「表面上看來作息正常」，和陪都時代「沒有多大改變」。

1949年10月1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後整軍要著重解決為誰而戰的問題，他說，「要為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實現民生主義而戰」；「實行軍民合一，真正做到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武力為人民的武力」。蔣有此省悟，只能說對穩定台灣有益，但就大陸而言，歷史已不復給他實踐之機會。（《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

關於共產黨和毛澤東

1、為什麼1938年後，有許多人為中共做事

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關之戰影響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軍；中共有廉潔和奮鬥形象，而國民黨有濃厚官僚氣，抗戰中期後腐敗嚴重，很多人轉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別是新民主主義一改蘇俄式的色彩，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強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據地實施了一些社會改革，獲得很高的聲望，滿足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同情、關懷底層的民粹情緒。（《六十年後再論國民黨大陸失敗之原因》）

2、擺脫路徑依賴，「這個轉型是非常困難的」

建國初期，彭真和董必武都講過，共產黨就是靠運動吃飯的。不搞運動了，它就面臨轉型。革命的目的實現了，不能再永遠鬥爭，或者說鬥爭的方式要轉變了。這個轉型是非常困難的。（《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新政權建立和鞏固自己的階級基礎的重要手段就是「搞運動」，其方式有別於蘇聯:在斯大林時代，蘇聯主要是依靠專門機關的鎮壓，用肉體消滅和大規模監禁和流放的方式鎮壓異己力量，形式上還有一些法律，而不是搞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搞運動」在中國之所以成為常規方式，首先是因為它是中共在革命年代的一種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因而成為建國後的一種路徑依賴。

推動50年代新國家進行社會統合的動力是政治運動，思想背景是「階級論」。以1953年為界，之前，進行了急風暴雨般的「鎮反」和「土改」運動，打擊對象集中在國民黨殘餘力量、前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地主階級；之後，「反胡風」和「肅反」運動，以及「統購統銷」……，通過城市中的「單位」和農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終建成了一個由國家掌控一切的超強的新體制。（《小人物，大歷史》）

3、「宏大詞語和未來光明的遠景直指左翼知識分子的靈魂」

極左思想是有一套內在邏輯的，它以「不斷革命」，「階級鬥爭」，「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詞語和未來光明的遠景直指左翼知識分子的靈魂，將他們拉上 「烈火戰車」，一路風馳電掣，又將無數的左派甩下。極左文化發展到最後，就完全演變成文化 「廢墟主義」：除了滿世界的「紅寶書」，再加上「八個革命樣板戲」，以及作為象徵的馬恩列斯、魯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當全國各地紛紛舉辦有數萬或十多萬群眾參加的對領袖的「敬頌」活動時，所謂革命文學或革命文藝也就到了壽終正寢的地步， 只落個「白芒芒一片大地真乾淨」。……最後除了「領袖崇拜」的形式主義，在文化上什麼也沒有留下。（《能不說丁玲？》）

4、為什麼知識分子建國後很自然地願意接受「思想改造」

首先，中國知識分子自從「五四」以來，基本上都是愛國主義者，生長在這個環境下，感受到外敵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壓，痛徹心脾。到了1949年中國共產黨結束內戰，雖然許多知識分子對「向蘇聯一邊倒」有看法，卻基本認同統一的局面。他們的思想本身產生了變化，就像費孝通說的，「我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其次，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從「五四」以來，基本上都有民粹傾向，就像「五四」之後魯迅寫於1919年11月的《一件小事》，為自己坐黃包車感到慚愧，心裡同情窮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很多知識分子不知道能否具體幫助窮人，但是對底層人民的困苦是有感覺的。1949年以後，大多數知識分子覺得共產黨是代表窮人的黨，使窮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很多人反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這就打開了思想改造的大門。（《在革命詞語的高地上》）

5、「談反智主義，如果結合這些具體歷史事實談，也許會更深入一點」

我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革命成功的經驗是「農村包圍城市」等等，今天一些數字公開了，比如說1949年中國共產黨員大概有320萬人，其中69%是文盲，這是正式的歷史資料披露的。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當然會出現一系列的矛盾、緊張、衝突。老一代的革命家陸定一同志，他曾經很形象地說過這樣一個問題，他在90年代初中顧委的一次座談會上發言，他說1949年中共面臨一個「農民進城」的問題，農民進城肯定會帶來一系列很複雜的問題。毛澤東早年50年代初也注意到這個情況，那時有很多關於軍代表、工農幹部和城市知識分子關係緊張的報告送到毛澤東那裡，毛非常清楚這種情況。他作了明確的批示，他說農民出身的同志是有狹隘、保守的特點，但忠誠老實是最重要的，其他不足可以學。我的意思是談反智主義，如果結合這些具體歷史事實談，也許會更深入一點。（《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幾個問題》）

6、中共其他理論家沒有一個比得上毛澤東的

毛澤東有簡化、通俗化理論的能力。你跟那些大部分是文盲的黨員去講馬克思、斯大林，他聽不懂，但是講造反，講打天下，講共產，他能聽懂。所以在我看來，中共其他理論家沒有一個比得上毛澤東的。毛澤東有領袖的地位和優勢，別的領導人由於身份限制，只能講一種話，他則可以有幾套語言系統，交替使用，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對黨內領導層用一套語言，對農民出身的高幹用一套語言，對知識分子黨員則另用一套語言，和國民黨搞統戰時再換一套語言。在必要時，他也可以在領導層講「山寨」語言。（《「革命敘述」的興起》）

7、「那種離開當時歷史條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個階段的反官僚主義的思想，我認為是很有問題的」

我們知道，現在很多人從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澤東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我覺得這些問題確實值得好好研究。我們檢討一下歷史就可以看出來，毛對官僚主義的不滿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達的。1957年反右派運動時，如果哪個人對支部書記提出意見，就會被認為是「反黨反毛主席」，當時的說法是，毛主席的領導不是憑空的，而是由各級黨委來體現的，所以反對支部書記就是反黨，就是反對毛主席。而毛並沒有出來糾正這個情況。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這正是毛和劉少奇矛盾逐漸激化的時期。再一個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這個大民主究竟是什麼回事？我想還是「奉旨造反」，群眾性造反，都是在毛澤東的劃的框架下面進行的，離開這個框架，立即會受到制裁。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種離開當時歷史條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個階段的反官僚主義的思想，我認為是很有問題的。（《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幾個問題》）

8、「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人們很容易把毛時代拿來作參照」

一些左派網站，打著毛的旗號批評當下，美化「文革」，美化江青，這在幾年前還是難以想像的，這就完全公開為「文革」叫好了，所以這是一個強大的社會市場。中國社會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人們很容易把毛時代拿來作參照，來表達他們對現狀的不滿，實際上毛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隨著中國問題的基本解決和史料的進一步公開，大家對他的認識也會越來越清楚。（《旁觀者高華》，南都周刊2011年第15期）

關於歷史觀

1、研究毛澤東，要重視普羅大眾的感受

我這幾年有這種感覺，我們研究毛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普通民眾在那個時代的經驗和感受的問題。民眾感受的這個方面我們過去是忽略的，不重視的。費爾巴哈說過：「經常受到世界史浪潮衝擊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絕不是那些高官顯爵，因為他們高高在上，太顯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經驗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僅要重視知識分子的感受和經驗，也要重視普羅大眾的感受。歷史學是一門關於人的學問，而毛的研究是跨學科的，當然可以，而且也應當首先從歷史學的這個方面進入。在研究毛時，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狀態，應在我們研究者的關懷的視野之內。也許這樣，我們才可以對毛、對毛的事功，可能比過去有一個新的角度，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有關毛澤東研究的幾個問題》）

2、「當代中國史」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當代中國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明顯的區別：「國史」以政治為主線，在研究對象方面，側重於上層政治和政策的演變：「當代中國史」的研究範圍較為寬廣，對社會的主導方面和被主導方面都持一視同仁的態度，不僅關注全局性的決策及其運作，也注重地方對決策的反映，更注重考察上層和下層的互動關係。（《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

3、不急於在理論上進行無窮的討論，而應從基本史實研究開始

如何評價50年代？這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近年來新左派在思想界頗為活躍，他們用以支持其觀點的重要論據就是高度評價50年代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在新左派的視野內，大躍進、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命」皆有其重大的正麵價值。而有些學者認為，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種全控主義的結構和體制。我認為，似不急於在理論上進行無窮的討論，而應從基本史實研究開始，沉潛於地方和基層，在具體細密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再來討論理論問題。（《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50年代歷史研究為例》）

4、對政治人物，不僅要看其言，更要觀其行

對政治人物，不僅要看其言，更要觀其行。因為他們都不是單純的思想型或學院型的人物。他們的文字有時只是黨用他們個人的名義發表。有些文字並不完全表示他們的真實思想。僅憑政治人物的文字作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結論是會有偏差的。

政治人物的文集都為以後所編，其中有一些表述是根據以後的情況而加以修潤的，並非完全意義上的歷史原件……因此，使用這類文集，要謹慎、小心，需注意考辯、核查。

近十年出版的領導人年譜還有一些重要的特點，這就是有較多的取捨和省略，並非有事必錄。……（《當代中國史史料的若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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