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在日本：從「救國」良藥到村上春樹

日本人拿下25個諾貝爾獎後，一度起到「救國」作用的諾獎，如今在很多民眾眼裡只剩下對村上春樹的最大期待。

文/關珺冉

編輯/徐臻

日本最大門戶網站雅虎推送日本科學家大隅良典獲得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消息的時間，是10月3日下午6點43分，比中國的網站晚了4分鐘。主要的電視台大多只在屏幕下方滾動了一條字幕。

旅日學者俞天任對此頗有些感慨。他等到NHK在晚上7點播出整點新聞，頭條是沖繩遭遇颱風，「一直扯到7點11分，才好不容易報告了這條消息」，他在專欄文章中寫道。

對「諾貝爾獎」這個詞，日本社會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從對它一無所知，到獎金是否應該納稅的激辯，再到近年來「基礎研究無意義」的普遍情緒發酵後，民眾開始對科研日漸冷感。

如今，距離日本拿下第一個諾貝爾獎已經過去了67年，在日本人先後拿下25個諾貝爾獎後，日本民眾的內心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個諾貝爾救了一個國

1949年11月3日，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成為日本諾貝爾獎第一人。《朝日新聞》第二天在頭版最重要位置以「湯川博士獲得諾貝爾獎日本人首次獲此榮譽——榮耀世界的『介子論』」為題，報道了這一歷史時刻。湯川秀樹穿西裝，戴一副圓邊小眼鏡的黑白照片工工整整印在報紙左上角最顯著的位置。

1949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爾摩，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左）

此外，還有文章普及「什麼是諾貝爾獎」「湯川博士的履歷」「諾貝爾獎獎金」「湯川博士的理論」等等。甚至有人在文章中形容，「這一消息使國民沉浸在突如其來的震驚與喜悅之中！」「科技萬歲！國際萬歲！文化與和平的民族萬歲！」

日本國民迎來了狂喜的一天。

1949年，日本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第4年。陰霾籠罩長街，整個國家還沒有看到復興的希望與光景。糧食供應依舊拮据，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又帶來一系列新問題，物價上漲，中小企業接連倒閉，到處可見失魂落魄的失業者。

湯川秀樹的獲獎無疑為戰敗的日本注入了一針強心劑，儘管普通日本人對諾貝爾獎是什麼，幾乎一無所知。

《朝日新聞》在1949年11月5日的社論寫道：「這給正處於苦難的日本學生以及普通國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喜悅，我們認為這是湯川秀樹獲得諾貝爾獎的最大意義。」

當時，西澤一光正要上小學；如今，他已經是日本新潟經營大學教授。他告訴《博客天下》：「不管是教科書，還是課外讀物，經常可以讀到湯川秀樹博士的故事。」

後來，湯川出版了自傳《旅人》。這本書只涉及他27歲以前的生活經歷，講了小時候湯川在家中遇到麻煩事不願多說話，家人給他取了「我不願說」的綽號，同學們則叫他「權兵衛」（無名小卒），等等的軼事。上世紀50年代末，《旅人》曾在《朝日新聞》上連載，很快引起轟動。2001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野依良治、200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小柴昌俊、200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南部陽一郎，都紛紛在公開場合或者自己的傳記中提及小時候對湯川秀樹獲獎的那段記憶，並將它視為自己努力的原始動力。

南部陽一郎告訴媒體：「當時湯川秀樹的名字在世界上非常有名。湯川的『介子理論』被證實，帶給我很大的刺激與動力。」湯川秀樹發表「介子理論」是在1935年。那時南部陽一郎只有14歲，他毫不諱言，正是當年的震動使他最終選擇了物理，作為自己一生研究的事業。

至於湯川秀樹的名言，「我認為覺悟到生活的意義而活在世上，這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的生活方式」，也經常出現在青年人的手抄本上。

由於是日本人第一次獲獎，當時還引發了公眾對巨額獎金的好奇。1949年的諾貝爾獎獎金約3萬美元（摺合成當時的日元約1080萬日幣）。這筆錢應該徵稅嗎？有日本報紙直接使用《請社會黨、政府為諾貝爾獎金免稅立法》的標題，提請政府儘快向國家政策委員會提交法案。

1949年11月24日，日本在所得稅法上做出修正：「贈與（作為表彰學術、技藝、慈善或其他文化或社會貢獻時的獎金物品）不作為課稅對象的部分」。這意味著諾貝爾獎金免稅了。

近20年後，川端康成在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日本社會對「『文學』是否屬於『學術』？是否需要繳稅？」再次進行了討論。最終，法律得到再次明細，不僅是文學獎，和平獎也不再受到「學術」這個詞的制約。

非一般的好奇心

日本一直努力用各種方式創造、維護、經營每個孩子的好奇心。諾貝爾獎得主也十分樂意分享自己兒童時期得到的啟蒙。

197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江崎玲於奈就感慨：人在幼年時通過接觸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慾望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理應無比珍視、精心培育、不斷激勵和呵護。201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大村智在小時候常和父親一起探索自然，後來他致力於微生物研究，因在治療盤尾絲蟲症和淋巴絲蟲病方面做出貢獻而獲獎；2008年因為研究綠色熒光蛋白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下村修曾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

到日本留學後，21歲的北京女孩王怡才明白，日本是如何在每一個細處呵護孩子的童心的。

日本的新潟縣緊鄰日本海，擁有稻田、森林、河川等一切大城市難以奢望的自然環境。王怡剛交換到日本，就參加了三條市的「寺子屋」志願活動。

其中一個周六早晨6點半，王怡和其他志願者來到市立三條小學的體育館集合。和王怡分在一組的，是她的導師、新潟經營大學經營情報學科教授東川輝久。王怡有些意外，只不過是小學生的課外活動，「教授竟然也來參加」。

那天，她和東川教授要帶著5個小學二三年級的學生一起進山伐木。人員到齊後，大家一起朝不遠處的山坡進發。在半山腰的平地上，專業老師選了一棵較細的樹將其鋸倒，王怡和孩子們再用更小的鋸刀將這棵樹鋸成幾段。

「這個鋸刀是熱的！加藤君你摸一下，這裡這裡，熱的！」名叫大島的孩子跟其他小朋友分享著這個在他們看來很是「奇妙」的現象。旁邊的東川教授就鼓勵，「摩擦會產生熱量。你鋸得越快就越熱。大家試試！」「真的！」「真的好燙！」孩子們興奮地分享著。

整整一年，「寺子屋」的孩子們或進山伐木或水邊做船，風雨無阻。「真的無法相信我的導師每周都來。而且只要孩子來，他都會早到一小時。」王怡告訴《博客天下》，「你能想像一個大學教授穿著雨衣和雨鞋，跟一群孩子在森林砍木頭嗎？」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受到新教育運動、實用主義教育的影響，在民間開展了大量教育實驗，倡導的都是教育和現實生活的聯繫。日本的幼兒園、小學都很強調孩子的生活經驗。2002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小柴昌俊曾回憶，他最難忘的就是小時候在學校後山和同學追逐賽跑、拔農家蔬菜、肆意玩耍的時光。

不僅是孩子，科學的「萬有引力」還波及到了成人。《大人的科學》自2003年出版至今，一直風靡全日本，擁有超過300萬「讀者」。

有日本網友在Twitter曬出《大人的科學》從出版到最新一期的所有封面照片，寫道：「小時候買《大人的科學》，現在做了爸爸還是會買。閱讀宇宙恐龍的圖譜，做小型機器人，用望遠鏡觀測天體，那個時候樂趣到底在哪裡，已經有點忘了，但直到現在每次雜誌出來，還是懷著一份期待。」

科學界擔心失去年輕人

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提出，要在「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每日新聞》在2008年的一篇評論中寫道：「諾貝爾獎不應該成為政府設定的目標。它是個人的好奇心與努力外加所處的研究環境，所共同創造的結果。」2001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野依良治曾批評說，日本政府提出這樣的目標是「沒有頭腦」。

2016年的獲獎者大隅良典將此歸咎於日本科學界失去了普通年輕人。得獎後，他通過媒體呼籲：「如果再不建立能讓年輕人安心研究並且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體制，日本的科學即將越來越空洞化。」

這不是他一個人的憂慮。過去17年里，日本像按下了快進鍵，一舉拿下17個諾貝爾獎。可民眾對獲獎的那種最初的狂熱追求，已經消散了。進入21世紀，日本一邊還在憑藉戰後累積下的雄厚學術實力頻頻拿獎，一邊在研究者、媒體和普通民眾看來，真正在基礎科學裡投入成年累月的心力已經不再是務實的做法。

24歲的野口大輝是日本知名大學化學系的研究生，2016年就要畢業。整個11月，他幾乎常常在上午參加企業的說明會，下午才趕回學校上課。他告訴《博客天下》，自己的夢想是進入豐田公司的研究所。

野口對豐田這樣的大企業做了大量分析，也對自己的專業、個性契合度進行了測試。他偏愛豐田中央研究所是因為在那裡可以繼續進行化學方面的研究。豐田公司不僅會提供給他充足的經費，還能實現科研成果向產品的迅速轉化。現在日本大企業越來越看重研究生學歷，而攻讀博士的話，獎學金一般無法負擔全部日常開銷，而且理工科沒有五年很難拿到學位。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2011年發布的數據顯示，每千人中研究生的數量日本只有2人，而英、法、美都有8至9人，韓國有6人。日本碩士攻讀博士的比例從2000年的約15%下降到了2015年的約8%。從2001年到2010年，日本每年取得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的人數一直停留在6萬左右，而同期美國從約17萬人增長到了約25萬人，中國則從約7.5萬人猛增到了約29萬人。

迄今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科學家大多有留學經歷，這對他們的研究方向和視野都有不小的影響，大隅良典就是在美國留學期間和酵母結緣，並最終因此斬獲諾貝爾獎。但近年來，日本年輕人變得越來越「宅」，曾經是美國最大外國生源的日本留學生，如今在美國的大學裡越發少見。

不僅投身科研的年輕人少了，在公眾認知上，民眾普遍希望自己的稅金能更接地氣地用到可以立刻產生經濟回報的領域。

31歲的大谷在東京的一家小型IT公司工作，妻子懷孕已經6個月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壓力。與大企業優厚的福利保障相比，日本經濟的波動最直接影響到的就是中小企業。大谷所在的公司無法按照小時支付加班費，每個月他都要在加班60個小時之外，才能得到補償。

他希望日本經濟可以快些回暖，自己的福利待遇可以更好一些。「與其投入在所謂的基礎研究上，不如投給短期內有成果的科研項目，儘快轉化成經濟利益。」大谷向《博客天下》坦言，「之前得到諾貝爾獎的基礎研究成果，現在又有幾個真正應用在生活中的呢？」他的嘆息聲中夾雜著一絲失望與埋怨。

受到更嚴重波及的是人文學科。有日本網友在Twitter反問：「大學裡有必要進行文學研究嗎？」「教授『文學』的必要理由在哪裡？」「文學部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其他網友踴躍給出了放棄文學研究的理由，包括「文學研究好是好，但是使用的是我們的稅金啊。誰能說明一下，文學到底是研究什麼？」「我學了四年的文學沒什麼用，最後還是參加公務員考試了。」「文學研究不是來源於個人興趣嗎？與其花很多錢，不如個人或者民間組織自己研究更實在一些吧！」

匠人精神與獲獎期待

讀著湯川秀樹的故事長大的西澤一光後來在東京大學取得了碩士學位。在東京乘坐地鐵南北線到東大前站下車，步行一分鐘就是東京大學的校園。從1965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朝永振一郎，到2016年獲獎的大隅良典，先後有18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這裡學習生活過。

西澤一光現在在新潟經營大學教書，平時總在學校里跟留學生一起學外語，也喜歡給大家講日本的古典文學知識。相比於名譽和金錢，他更注重追求個人價值。他還會帶學生參觀自己朋友開的金屬錘鍊加工工作坊，讓大家體驗日本製造業的信賴度和工人對技術的自豪。「做學術其實是同一回事，不是為了金錢和地位，只是純粹地、夜以繼日地投入。」他告訴《博客天下》，這種日本民族性里的匠人精神自江戶時代的武士身上，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與很多國家不同，日本十分獨到地挑選了印在紙幣上的人物，這些面孔對外國人來說常常很陌生。面額最大的10000日元上的肖像是福澤諭吉，武士出身，是明治六大教育家之一，也是慶應義塾的創辦人；1000日元上的肖像是野口英世，是生物細菌領域的國寶級專家。日本認為，這些教育家、文學家和醫學家，與政治家相較毫不遜色，是日本能夠強大起來的靈魂人物。

而在普通日本人中，如今對諾貝爾獎最大的期待落在了小說家村上春樹身上。

大隅良典獲獎後，10月6日當天，夜幕降臨的東京街頭，大約100名村上春樹的讀者聚集到千馱谷附近的鳩森八幡神社。這幾年來，每到要公布諾貝爾文學獎，人們就會自發來這裡，默默祈禱。他們有的是剛放學的學生，有的是牽著狗的家庭主婦，還有大批媒體記者。千馱谷是村上春樹成為小說家前，經營過爵士酒吧的地方。很快，他們的願望就再次落空了，瑞典文學院宣布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人鮑勃·迪倫。

文章首發於《博客天下》第2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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