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六大管理思想

《羋月傳》中，義渠王聽聞羋月口中的「管子」，便四處打聽管子為何人？而據了解，其原型就是我國古代春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思想家管仲。

管仲因其在齊國輔佐齊桓公，進行了著名的管仲改革，使得齊國國富兵強，最終助齊桓公實現了稱霸諸侯的理想，建立一代霸業，故而青史留名。

因此，管仲的很多治國思想與經營之道便被人們所推崇，《羋月傳》中羋月提到管仲的輕重術。事實上，管仲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禮崩樂壞」、社會急劇變化的春秋時期。幾經人事變換的管仲終由鮑叔牙推薦，被齊桓公任命為卿，尊稱「仲父」。

在管仲相齊的四十年間，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在軍事、政治、稅收、鹽鐵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使齊國國力大盛。他幫助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為口號，「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的大國。

管仲的思想才學就體現在《管子》一書中。

《管子》簡介：

《管子》一書大約成書於戰國（前 475～前 221）時代至秦漢時期，是戰國中後期管子的學生們以老師之名寫成的一部論集。

《管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經濟學、管理學巨著，也是世界上最早涉及並闡釋管理理念及管理思想的著作，可謂「管理之祖」。

劉向編定《管子》時共86篇﹐今本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

《管子》76篇﹐分為 8類﹕《經言》9篇﹐《外言》8篇﹐《內言》 7篇﹐《短語》 17篇﹐《區言》5篇﹐《雜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輕重》 16篇。

其主要管理思想可概括為：

第一，「天地為心」的治理論。

管子提出，人君應以天地為楷模，「以天地為心」，無私無欲。天道產生權，權產生法，以法治國；地德產生義，義產生禮，以德治人。管子的治理論還衍生了寬猛相濟、剛柔並舉等管理理念以及「自利」的人性觀。

管子認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節。「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但管子並未走向極端，他認為「自利」與「利人」不僅可以調和，甚至「自利」本身就是一種內在的善，既有「自利」之德，又有「利人」之德，唯其如此，才不至於有二心。

第二，民富與國富相統一。

管子強調，國富不否定民富，民富才有國富，民富是國富的必要條件。民富可以多收稅，稅收增加國家就會富裕。國家要興盛，一定要民富。國富兵強，諸侯就服從國家的政令，「藏富於民」並不是以犧牲「國富」為條件。同時，民富就會安鄉重家，從而必尊上畏刑，國家就易於治理。反之，民貧就會離鄉輕家，從而就敢犯上違法，國家也就難以治理。

第三，「以民為本」理念。

管理應體現「民本」理念。管子曾與齊桓公對話說：「君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齊國百姓，公之本也。」即務本之道在於經營民心，爭取百姓，達人民之所願，予百姓之所需，盡量做到「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評鑒，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即「從其四欲」「去民四惡」，體現了管子的「民本」管理理念。

第四，」與時變「順應潮流。

治理國家也要「與時變」，管子特彆強調講求實際，「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話」是其權變思想的概括。「不慕古」反對因循守舊，抱殘守缺；「不留今」提示人們不要受現實所惑，陶醉今日的成就；「與時變」倡導因時而變，順應潮流；「與俗話」要求隨著習俗一起發展。

第五，「誠信獲益」原則。

管子認為，「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為奇怪者」。誠信之人必得利益，只有讓誠信之人富足，人們才會去履行誠信之德。管子主張實施讓誠信之人獲得利益的原則以及營造誠信致富的環境。

第六，德能兼備」的用人標準。

管子認為，國君選賢任能，要舉拔有「德」者給予爵位，舉拔有「才」者就任為官。把「德、才」置於功勞之上，不因功勞而埋沒人才。選賢的標準是德才兼備，德能並舉，「德」與「能」不可偏廢。選賢還應做到「不以年傷」，即選用人才不應受年齡的限制，否定論資排輩。管子強調考核官員的內容主要有三：一是德望與其地位是否相稱；二是功績與其俸祿是否相稱；三是能力與其官職是否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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