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82歲的王蒙為什麼痛恨「小鮮肉」

文 |維舟

一次晚宴上，在座一位頗有身份的企業家和我感嘆自己「實在看不懂」現在層出不窮的新詞。他說，自己16歲的女兒前一陣說話時講到「然並卵」，「這是非常粗俗的話，女孩子家怎麼能說出口？我們家裡一想家教很嚴，我當下嚴厲訓斥了她，她被罵哭了。後來我才知道這竟然還是網路流行語。」

想到這個故事，是因為最近看到新聞，說著名作家、82歲的王蒙在「漢語盤點2016」活動中炮轟一些網路流行語，表示像「小鮮肉」這樣詞讓他特別反感，他甚至覺得「哪怕你直接談對性的慾望都比談『小鮮肉』好聽」；而「『顏值』」是僅次於小鮮肉的我最痛恨的字之一，什麼影帝、影后我也很討厭這樣的詞」。他之前就曾在《人民日報》上發文批評「影帝」「影后」等詞的濫用，以至後來廣電總局發文禁止使用這些辭彙，不過看來收效甚微。對此他也很無奈，說「我沒有權利，也不能制止這些詞」，他當然認可新詞的出現是好事，但還是應當「正確使用」好我們的語言。

王蒙

▍詞語不問出處

毫無疑問，王蒙的評語是一種保守的反應。那些新詞之所以令他反感和痛恨，說到底是因為它們不夠「正確」——也就是不合規範，彷彿是不潔的、污染的、冒犯和挑戰了原有的秩序，而他提議的「正確使用」便是提議要重組和凈化語言環境。不過，語言就像貨幣一樣，它在流通中是中立的，其唯一的檢驗標準不是它的出身，也不在其正確或純潔，而在於它是否比其它同類更能被人接受。

美國人類學家Ashley Montagu曾說過：「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國家……明令禁止，便放棄咒罵的習慣。」那些看似不合規範或出身可疑的詞語也是如此。王蒙當然並不孤獨，他批評的名詞濫用和流行語粗俗化，歷代都有人反對（畢竟中國自古講究「必也正名乎」），但從未能成功阻止。如果他覺得「影帝」「影后」太泛濫，那請試想一下，「和尚」原也是高僧才能使用的敬稱，到後來卻成了任何佛教男性出家人的通稱。「大夫」「郎中」原本是北宋翰林醫官院任職者才能稱呼的，但民間卻漸漸慣用以指稱所有醫生，元明時一度嚴厲禁止，醫生只許稱醫士、醫人、醫者，梳頭人只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違者處以重刑——但即便如此，大夫、郎中作為醫生的通稱還是沿用至今。

新詞往往令人不舒服，因為顯而易見的是：既然是新詞，那自然是原本所無的，它們或是外來輸入，又或是打破了原有的規範才得以產生的，生來就與人們早已習慣的語言秩序格格不入。社會的巨變勢必伴隨著描述這些變化的新詞大量湧現，這尤其容易讓人產生不適感。《二手時間》中恰當地描繪了這種感受：「記得那是在1995年，我走在高爾基大街上，兩個女人在我前面扯著嗓子說話，我聽不懂她們說的是什麼，但她們確實是在說俄語。我呆住了！原來是這樣，我都暈了……她們說的都是新詞，主要是新的語調，夾雜許多南方方言，是另一種表達方式……我只有短短几年不在俄羅斯，但感覺自己已經成了陌生人。」

清末留學生

晚清時人們就已不滿一班「新進少年」濫用新名詞，張之洞1904年在《學務綱要》中斥責「近日少年習氣，每喜於文字有多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衝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並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閱者解說參差，於辦事亦多窒礙。……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夫敘事述理，中國自有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按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些詞大都早已是常用辭彙，我們也不覺得它們有什麼不當，更不至於危及中國的「學術風教」，更諷刺的是，張之洞念茲在茲的「國文」一詞本身，也是從日本輸入的新名詞。

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可能是自南北朝佛教新詞輸入、晚清近代西語新詞之後的第三次新詞浪潮，其特點是一種草根的青少年文化（往往結合外來文化或譯語），在全新的互動語境中，造出許多表達新感受的辭彙，而它們往往既不雅馴，也不合乎漢語原有規範，但卻在網路空間中得到快速傳播乃至野蠻生長。從積極的一面來說，任何一種語言除非死亡，都會不斷地更新，總會新的詞出現，而不再使用的舊詞則逐漸消逝，因而當代中國不斷湧現的大量新詞，正表明這種語言的活躍和再生能力。三四十年前，大概都無人能想像古老的漢語能變得如此新潮和富於創造力。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像，在一個發生劇變的時代里，竟會沒有湧現出什麼新詞來描述種種新現象。

這一浪潮始於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當時就有許多譯詞和港台詞輸入，以至於不時有語文學家出來捍衛語言的純潔性：有學者認為，「酷」這個詞用以對譯cool不合漢語規範，而「跳槽」一詞在明清時代原本指妓女換相好，其詞源出身亦甚卑微齷蹉，用於描述換工作實在比擬不倫且不雅。然而儘管有這樣的批評和抨擊，這些詞卻仍然存活了下來。

自1990年代末網路興起之後，新詞的湧現更為迅猛，其不規範性也愈加突出，有些夾雜著外語（諸如「笑cry」「抖S」），有些是音譯或從國外流行文化中借用而來（比如「鬧太套」「圖樣圖森破」「中二」「腹黑」「霓虹國」），還有一些則全然是有意誤讀以造成一種戲謔的口吻（「騷年」「妹紙」「為毛」「乃們」「小公舉」），以及一些生造的辭彙，往往還帶有性暗示或粗鄙的意味（如「屌」「裝逼」、「草泥馬」「然並卵」，以及王蒙所不滿的「小鮮肉」）。從那一代受過正規教育的人來說，這些新詞都是不合詞語規範的，甚至莫名其妙，不免就會將這些看作是一團烏七八糟的火星文，乃至某種程度上的「污染」。

漫展上的「葛優癱」與二次元少女

這些主要發源於網上的中文流行語，一言以蔽之，體現的是一種源自草根的青少年叛逆精神。其生成往往蔑視原有的漢語正式構造，大量故意使用諧音和縮略方式，或構詞夾雜外語書寫，有時甚至必須藉助外語（尤其是日語）才可解釋其原意（如「控」〔顏控、蘿莉控等，「控」原是日語對complex的譯寫〕「腹黑」「中二」「人妻」「大叔」），呈現出一種文化和語言上的雜交。這些詞，很多原本是在主流媒體之外產生的，它們或是源於方言（如「作」「二」「哇塞」「忽悠」「靠譜」），或是被港台重新復活的字詞（如「囧」「屌」），又或是動漫文化中出現的（如「傲嬌」「進擊吧」），但隨著它們的流行，便漸漸由邊緣走向新流行文化的中心，甚至自身變成了主流。在這一過程中，顛覆與馴化的雙向過程並行。而最能體現出這些辭彙的叛逆與顛覆意味的，是這些新詞中往往夾雜著大量的性暗示和粗話，這可說是一種語言上的青少年塗鴉行為。

這也不止在中國如此，許多國家都曾試圖「凈化」語言，但現實一再證明，要想與這種現象鬥爭卻是極其困難的。三年前，法國文化部曾為了「凈化法語」而宣布禁用「e-mail」一詞，為了阻止英語詞侵蝕法語，他們要求人們改用法語的合成詞「Courriel」（courrier electronique，即法語「電子郵件」的縮寫）。法國甚至還曾在1994年下令把那些在廣告中使用「英法混合語」的人送進監獄，但幾次三番下來，還能未能阻止這類語言泛濫。相比起來，英語在這方面要豁達得多，漢語的「炒雜碎」（chop suey）、印地語的「苦力」（coolie），乃至現在大量盛行的網路縮略詞和表情符（如用「u2」表示you too，以及lol表示表情），都大行其道而無人下令嚴禁這些「不規範」的現象。歷史上許多剛出現時被認為是鄙俗或不規範的詞語，到後來被社會所接納之後，也就沒人在意它們的「出身」了。

▍粗鄙化：代溝還是惡俗？

話說回來，新詞僅僅只是「一時難以為人接受」的「代溝」問題嗎？王蒙的發言確實流露出他與網路語言所代表的青少年草根文化的不解，即便在他覺得很多新詞「很有意思」時也是如此——他說「我看著『你媽喊你回家吃飯』覺得非常美好，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時代，回想起我撫育我的兒孫的各種最美好的事情」，這番一本正經的發言只能說明他根本沒領會到「你媽喊你回家吃飯」背後所蘊含的嘲諷、戲謔意味。如果說這不是代溝，那怎樣才算代溝？

毫無疑問，現在網路新詞之所以大量湧現，是因為中國已在現代化進程中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從而形成了一種變化極快的「前象徵」（Prefigurative）文化類型，即年長者不得不向孩子們學習他們未曾有的經驗。與傳統上把老人作為社會權威和知識保管者來尊崇的氣氛不同，如今倒了過來：年輕人才具有權威來理解不斷湧現的新技術、新知識和新現象，隨之而來的是中老年文化的失落和文化權威的喪失。春節聯歡晚會上的節目就是這一進程的縮影：那些早已人到中年的主持人或相聲小品演員們夾雜著幾句流行語作為笑點，卻讓人感覺一陣尷尬，彷彿這些年輕人創造的流行語只有在年輕人口裡說出來才顯得自然。這證明了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在《代溝》一書中早就預言過的：「與青少年打交道或作為一個青少年，目前都是最艱難的時期。」

過氣流行語成了春晚語言類節目特色

某種程度上，那些創新的網路辭彙，也很像是粗頭亂服的少年：它是叛逆的、顛覆性和挑釁性的，不願遵守規範，重視好玩、新奇多過正確、純凈。雖然這些新詞未必都粗鄙，但確實不可否認夾雜不少髒詞，這也是因為，正如文孟君在《罵詈語》一書中所說的：「越是被禁止使用的語詞，越具有一種神秘的誘惑力，一旦使用起來使之呈現在語言交際中，就越具有一種震驚力，越能夠藉此來痛快淋漓地發泄內心的不滿情緒。」甚至可以說，這些詞之所以被創造出來並在年輕人主導的網路空間流行起來，恰在於它原先是被成年人的主流文化規範所禁止和摒棄的。

確實，也有許多人擔憂語言的粗鄙化正是走向「低智商」社會的徵兆，因為這樣一個「笨蛋社會」的標誌就包括無腦娛樂、髒詞盛行、惡搞成風之類的現象。不過，如果事實如此，那也不能完全歸罪於這一代年輕人。就中國而言，宋元以來的語言就日益走向世俗、隨意、輕鬆，如今在我們看來還是傳統典雅文化主導的時代，按劉福根在《漢語詈詞研究：漢語罵詈小史》中看法卻是：「相比於前代，明清詈詞的使用頻率與粗鄙程度都是空前的，有時簡直達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所以稱之為『濫用』。」隨著新文化運動對白話文的推崇和對經典文化的揚棄，對平民文化中粗俗一面的壓制也進一步失去了效力。

在一個社會中，其結構秩序、倫理道德、文化風俗、審美習慣等本身原就具有相當的規範作用，以制約語言使用時不至粗俗。並不是說傳統的古代社會就沒人說髒話，恰恰相反，歐洲「在中世紀之前，身體部位和生理功能都被視為尋常，可以常常提起」（《髒話文化史》），反倒是在近現代的「文明進程」中，這些漸漸因不上檯面而被摒棄，但直至19世紀，瑞典的城市中產階級還會驚訝地發現，「農民們和以前一般的工人一樣，罵起三字經來毫不臉紅」（《美好生活：中產階級的生活史》）。只是在早先的社會結構下，無論中外，俗文化都處於社會結構的底部不得翻身，絕不會得到上層社會的認可，更別提追隨了。

正是隨著社會的進一步平等和解放，使得那些曾取悅於平民的俗文化（無論是白話文還是戲曲小說）開始登堂入室，原先帶著幾分不雅的藝術形式也由於其流行而洗乾淨了自己的出身——想想黑人爵士音樂和東北二人轉，前者被稱作「合法化的粗俗」，而後者的民間形式也夾雜大量黃段子，至於年輕人原本表達自己憤怒的塗鴉，現在已明確被承認為一種藝術形式。與此同時，原有社會權威和規範的不斷瓦解或受到挑戰，這又賦予了年輕人進一步確立自我的信心。從這一意義上說，中文世界網路新詞的爆炸式發展，可說是百餘年來現代化（尤其是新文化運動、白話文推廣及打倒父權制）的最終邏輯結果。部分正因中國近現代的文化風暴清除了原先語言叢林中典雅的那些文化辭彙，才導致那些「雜草」般的新詞在清空後的地面上不受限制地生長了起來——如果要責怪這些新物種不夠美，那也只能怪原先的生態系統先遭到了破壞。

許多原本粗俗的詞，在廣泛流行之後，其粗俗色彩在某些語境下甚至已大大淡化——例如一個人笑罵一句「她媽的」或驚呼一聲「我操」，如今已算不得什麼，反而很少人會按字面意思來理解。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任何流行語都有其邊界和語境，即便在網上再盛行，但在莊重的場合、新聞報道乃至學術論文中公然使用，畢竟還是有些不可思議。如果說有時這些新詞讓人皺眉，那更多的不是因為其本身不可接受，倒不如說是它「越界」滲透到了不恰當的情景中，使用者未能充分意識到它們在那種環境下並不有趣，反倒令人尷尬。

當然，即便反感，也沒必要刻意去反對它們，因為如今的新詞就像時尚一樣，一時被人迅速接受盛行，過後大半又過氣後被拋棄——如今還有誰會動不動說「打醬油」「Duang」？再過兩年大概「洪荒之力」也會漸漸沒人說了。人群和時間會自動做出選擇，來篩選出那些生命力特別頑強的辭彙來。按照歷史的規律，這些被所有人檢驗和使用的辭彙，最終往往會被中立化，因為太過激進即便能一時博眼球，終究無法抵擋時間浪潮的再三沖刷。

原標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語言

【作者簡介】

維舟|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本微信號內容均為騰訊《大家》獨家稿件，未經授權轉載將追究法律責任，版權合作請聯繫ipress@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