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志願軍撤離北朝鮮

撰文：沈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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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亞洲革命的領導者以及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旗手之一，中共當然需要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亞洲各國共產黨的追隨、服從和支持。作為亞洲的第一大國，中國也需要與周邊國家保持友好關係，保障周邊地區的穩定。為了保證周邊國家採取對自己的友好政策，乃至對周邊地區有所控制，傳統的做法一是在那裡尋找、扶植、培養親近自己的勢力，甚至是代理人，二是在那裡保持一定數量的駐軍，以便隨時控制局勢。斯大林在戰後採取的就是這種方針。但毛澤東對朝鮮不是這樣做的，他雖然在涉及戰略方針和政治立場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堅持己意見，甚至迫使朝鮮服從，卻沒有試圖讓朝鮮勞動黨內的延安派取代金日成掌握政權（儘管當時中國有能力這樣做）；志願軍在戰後留在朝鮮，完全是國際上對敵鬥爭的需要，而不是為了控制朝鮮。後來，出於對朝鮮形勢的嚴峻性判斷，毛澤東確曾動過扳倒金日成的念頭，但隨著情況明了很快就放棄了。然而，金日成的感受卻完全不同。志願軍猶如懸在金日成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戰後中朝關係表面融合，實際上在內部一直十分緊張。在這種情況下，黨內存在大批延安派幹部，他們不僅有著深厚的中國背景，且掌握了很大權力，再加上幾十萬中國軍隊日夜鎮守在平壤四周，金日成焉能放心得下。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到1956年，親華派勢力已經基本清除，剩下的威脅就是仍然駐守在朝鮮的中國軍隊了。這一點，金日成心裡非常明白，毛澤東自然也能想到。所以，要想讓金日成徹底放心，從根本上改善中朝關係，最有力的措施就是中國主動從朝鮮撤出全部志願軍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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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當面向金日成承認錯誤

1957年11月，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共與蘇共聯手召集的這次共產黨會議，主要的目的就是加強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團結和統一，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對峙中的地位。按照中共的說法，就是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為此，毛澤東確實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從而使這次會議成為中蘇兩黨政治上緊密配合的經典之作。這種政治合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蘇兩黨相互妥協，共同起草了大家一致接受的《莫斯科宣言》；毛澤東四處遊說，堅持提出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的口號；毛澤東對南斯拉夫代表團格外熱情和寬容，極力把南共留在社會主義陣營。 也正是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向金日成表現出一個大國領袖和社會主義陣營領導者的風範和氣度。

11月9日下午4時至7時，毛澤東在克里姆林宮住所會見了金日成、南日、金昌滿。 關於這次重要的談話記錄，中方和朝方的檔案均未解密，目前研究者可以看到的是俄國及中國檔案中轉述的有關內容。由於談話人的身份、意圖和角度不同，研究者必須把這些文件對照起來看，才不至於發生誤解或片面理解。

根據11月9日毛澤東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的說法，會談涉及了兩個問題：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撤出朝鮮和在中國的朝鮮政治僑民的情況。毛澤東請金日成相信，志願軍撤出朝鮮是非常必要的舉措，並建議撤軍分三個階段進行，每個階段平均為2個軍。在談到這樣做的理由時，毛指出，中國要保障這些軍隊在朝鮮的後勤供給，國家預算負擔很重。他還強調，中國軍隊撤出朝鮮有可能促使美國的兩個師也撤離朝鮮，並有助於李承晚軍隊數量的削減。毛澤東認為，中國志願軍撤離朝鮮是完全有可能的，因為「朝鮮已擁有了相當穩固的邊境和30萬軍隊」。如果美國和李承晚方面膽敢挑釁，志願軍「還會一如既往地援助朝鮮人民」。毛說，以前金日成一直是反對中國志願軍撤出朝鮮的，在這次會面期間，他答應將慎重地考慮這個問題。關於中國境內的朝鮮政治僑民問題，毛澤東建議金日成在途經中國前往越南時，將他們都集中到北京，並「宣布予以大赦」。毛澤東向金日成保證，中國永遠都不會利用這些朝鮮人去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金日成答到，「朝鮮也不需要這些人」。最後，毛澤東講到周恩來將對朝鮮進行正式訪問，還問金日成是否歡迎他本人以後訪問朝鮮，金日成表示將給與最熱烈的迎接。 後來（1958年1月8日），周恩來與尤金談話時的說法是，毛澤東在莫斯科談到從朝鮮撤出志願軍的問題，開始「金日成擔心現在撤退志願軍不好」，第二次談話時表示同意，「認為這可以給美國出一個難題」。金日成表示回國後將在黨中央討論這個問題，然後再答覆。

根據11月12日金日成對蘇聯駐朝大使普扎諾夫的說法，同毛澤東的「談話非常親熱、友好和坦誠，我們對此非常滿意」。毛澤東通知中國政府將派周恩來訪朝，而他本人以後也打算親自去朝鮮，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將懷著感激的心情，友善、真誠地接待中國朋友。金日成向毛澤東通報了1956年朝鮮勞動黨中央八月全會以前反黨集團活動的一些事實後，毛澤東說，他們進一步研究了有關小集團的事實，得出的結論是，去年這個小集團的一些朝鮮人來到中國，給中共中央寫信，片面地反映朝鮮勞動黨的情況，只講朝鮮領導人的缺點和錯誤。去年9月彭德懷去朝鮮一事，可以說是對朝鮮勞動黨內部事務的干涉，「我們決定不再做這樣的事情」。每一個黨在工作中都會有錯誤和缺點，應該由他們自行改正。最主要的是，我們兩黨之間要建立起友好關係，要相互完全理解。針對毛澤東的這番話，金日成說，我們有些同志的確認為「來朝」一事是干涉內部事務，但我們把這件事看成是兩個兄弟黨之間的友好研討，保持我們兄弟共產黨之間的正常的良好關係是我們的首要任務。我們完全支持中共和蘇共的政策。例如，匈牙利事件時我們立即堅定地支持蘇聯的政策。接著，毛澤東同志建議，讓逃到中國的那些人回朝鮮去。金日成回答說：「我們不強迫他們」。最後，毛澤東向朝鮮建議，考慮把中國人民志願軍撤出朝鮮，採取這樣的措施在政治上是適宜的，世界輿論容易理解，還可以促使美國人把兩個師從南朝鮮撤走。金日成回答說，將認真研究這一建議。

根據外務省司長朴吉永向蘇聯使館的報告，金日成回國後，在11月28日召開了約150名幹部參加的會議。金昌滿在會上告訴這些幹部，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毛澤東同志多次對中共去年9月無理干涉朝鮮勞動黨的事務表示道歉」。金昌滿說，中方要求把這次會談安排在各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大會發言之前，因為「他們害怕我們會在莫斯科會議上提出關於干涉的問題」。金昌滿還透露，在毛澤東與金日成談話後，彭德懷也拜見了金日成，並對「九月事件」以及中國志願軍在朝鮮的「不當行為」表示道歉。 南日則對普扎諾夫說，金日成在莫斯科與毛澤東進行了兩次談話，彭德懷也來到金日成的別墅進行了長時間談話，這些談話「十分關注」去年9月彭德懷來朝鮮這件事。 朴義琓也對蘇聯大使說，金日成在12月4日的中央常委會上詳細講述了在莫斯科與毛澤東和彭德懷的談話內容，並「直截了當地說，毛澤東對去年干預朝鮮勞動黨的內部事務表示道歉」。這時崔庸健插話說，那麼米高揚呢？金日成看了他一眼說，「我和你們都知道，這是中共中央乾的事」。

顯然，中朝兩方對這次談話內容的表述差距較大。在中國人關於這次談話內容的介紹中，已經完全看不到毛澤東在一年前與尤金談話的痕迹了，中國撤軍是因為經濟負擔過重，金日成以前不同意中國撤軍，而是中國人說服了他。至於讓朝鮮逃亡幹部回國，其前提是對他們實行赦免。而在朝鮮人的描述中，談話的重點和主要內容是毛澤東向金日成表示道歉，承認彭德懷去平壤是干涉朝鮮內部事務，而建議讓朝鮮逃亡幹部返回及志願軍撤軍回國的問題，都是在此基礎上談起的。這裡的關鍵問題有兩個：第一，關於毛澤東在莫斯科與金日成談話的主要內容，筆者傾向於認為，就是向朝鮮勞動黨道歉；第二，關於毛澤東提出中國志願軍單方面撤軍的真實原因，筆者傾向於認為，就是要進一步表明今後中國不再干預朝鮮內部事務的立場。這二者之間是有連帶關係的。至於經濟負擔過重，以此迫使美軍撤出南朝鮮，以及相信北朝鮮自身的防禦能力等等，都只是託詞而已——毛澤東不願意在蘇聯人面前示弱，承認自己犯了錯誤。

筆者做出上述判斷有三個根據。一是毛澤東回國後在黨內高層的講話，二是金日成與他在東北抗聯時老戰友馮仲雲的談話，三是毛澤東與金日成回顧往事的談話。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從朝鮮撤軍的問題「是我們建議的」，金日成感到很突然，但表示贊成。「中央考慮的結果，還是撤為好」，這樣，「我們跟朝鮮的關係也可以改善」。 1958年9月，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馮仲雲應邀參加水豐水電站啟用儀式時，直率地問金日成，1956年中蘇兩黨代表團到平壤時，朝鮮勞動黨是不是很不高興。金日成回答，「我們當然不高興了，當時沒有任何事先通知，兩個兄弟大黨的代表就擅自來到我們這裡，甚至連門都不敲一下」。不過，「這件事已經過去了」，「與此相關的所有問題去年11月在莫斯科與毛澤東的談話中已經得到解決了」。 1960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金日成時說，「1957年在莫斯科我向你們作了檢討，承認了你們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你們「反對帝國主義、堅持國際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你們是正確的」。中蘇「兩國派代表團坐飛機去」平壤，「沒有好處」。「你們的事應由你們自己決定，你們如果徵求意見，我們可以提供參考。以後志願軍撤退和周恩來同志訪朝後了解得更清楚了」。總之，「9月派代表團去是不應該的」，後來「志願軍撤回來」，就沒有問題了。 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及金日成對馮仲雲的回答，已經把中國採取這一措施的原因及志願軍撤軍問題的實質說得非常清楚了。

關於中國主動和單方面從朝鮮撤軍的原因和動機，中國政府對內對外的解釋堅持說，僅僅是為了逼迫美軍撤退和南朝鮮裁軍，以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進一步緩和遠東和國際緊張局勢。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這種解釋只講了附帶的、枝節的問題，而沒有說明實質。中國政府突然做出的這種舉動，的確使美國人感到意外。早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前，美國就對中國和朝鮮未來將採取的行動進行過詳細預測，其中也分析了撤軍的問題：「由於北朝鮮武裝力量目前在許方多面勝過南朝鮮，中國共產黨隨時可能會單方面將其部隊撤出朝鮮——就像蘇聯在1948年時那樣，從而向美國以及聯合國施加壓力，迫使其採取做出同樣的舉動。」 儘管如此，當中國真的宣布要撤軍時，美國人還是沒有馬上反應過來。據中國外交部的觀察：「美國政府對我宣布志願軍全部撤出朝鮮一舉，事前估計不足，認為我國並無誠意撤軍，曾表示撤軍問題的解決須以我國首先撤軍為前提條件。及至我宣布撤出全部志願軍後，感到事件來得太突然，一方面表示歡迎，另一方面堅持拒絕從南朝鮮撤出美軍」。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和分析辦公室對中國撤軍的動機進行了全面分析，最後認為有4個決定性因素，即支持蘇聯的宣傳攻勢；顯示和平的姿態；影響韓國的大選；改變中國是「侵略者」的形象。 美國情報機構的問題在於根本沒有想到從中朝關係的角度考慮問題。

從歷史研究的結果看，關於1958年志願軍撤軍的動機，韓國學者討論最多，也有各種猜測：縮減軍費開支，擺脫巨大的經濟負擔；金日成「鍥而不捨」地催促中國撤軍；集中力量在國內搞「大躍進」；把對朝鮮的軍事援助轉變為經濟援助；向蘇聯施加壓力，迫使其從東歐撤軍。 中國官方史書認為，由於朝鮮局勢已趨於穩定，人民軍日益壯大，「志願軍已沒有必要繼續留在朝鮮」，毛澤東才在莫斯科提出了撤軍的問題。 俄國則學者認為，中國從朝鮮撤軍，顯然是因為不願被「共同反擊美國可能發動的侵略」這些政治義務「捆住手腳」。 大概是沒有看到俄國和中國的相關檔案文獻，這些猜測和說法基本上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還有中國學者提出，志願軍原來準備在1956年內完成撤軍，波匈事件後因擔心美國會在東北亞地區挑起新的爭端，而暫時終止。 不知這種說法根據何在，但從一則俄國檔案提供的情況看，似乎中國在1957年以前並沒有一個單方面全部撤軍的方案。蘇聯大使在1956年1月底訪問志願軍總部時被告知，因在三八線駐守的部隊居住條件太差，志願軍正在進行大規模建設，計劃在年內建造更多的永久性建築。 總之，筆者堅持認為，毛澤東在莫斯科主動向金日成承認錯誤，並提出志願軍單方面全部撤退回國，核心的考慮就是徹底改善中朝關係。這一點，從中共對朝鮮勞動黨逃亡幹部態度的突然轉變也可以明顯地感覺到。

毛澤東當然知道，金日成最擔心、最忌恨的就是這批逃亡到中國的「叛徒」，所以才在莫斯科特意提出要將他們送回朝鮮。儘管遭到婉拒，但中國大使館得到消息，金日成回國後不久，便將這批逃亡幹部全部開除出黨，並且吊銷了朝鮮國籍。 金日成已經知道毛澤東的態度，自然無所顧忌了。而中國也在這方面給予了積極配合。1957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3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寫到：「在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上被揭露的反革命、反國反黨分子崔昌益、朴昌玉、尹公欽、徐輝、李弼奎、金承化、李相朝等曾陰謀把魔手伸進朝鮮文藝界」。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在摘引這一消息時，特別加了一句按語：「我國報刊過去從未發表過此項消息」。 按照中共對報刊嚴格的管理制度，這類在政治上極為敏感的消息，如果沒有最高層的批準是絕對不可能發表的。

1958年2月21日，周恩來、陳毅等訪朝回國途中，特意在瀋陽留住一晚，向遼寧省幹部講了如何重新看待朝鮮和中朝關係問題。周恩來說，「中朝兩國是唇齒的關係，不僅有傳統的友誼，而且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的長期鬥爭中更有著用鮮血凝結成的深厚的戰鬥友誼」。「過去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朝鮮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觀主義的，認為人家什麼都不行，只看到人家陰暗的一面」。過去跑過來的幾批人，「他們的反映也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徐輝和李弼奎「這兩個人很壞，到處亂說，不僅反對朝鮮勞動黨，也反對蘇共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特別談到了對金日成的看法。他說，金日成是蘇聯挑選的人，「當然不是那樣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據朝鮮的情況也是只好從矮子中選高子」，如果「我們不信任，對中朝友好團結不利，也會影響中蘇友好團結」。現在看來，金日成在朝鮮人民群眾中還是有威信的。周恩來最後要求，應主動搞好與朝鮮的關係。

3月9日《人民日報》摘要刊登了朴金喆在朝鮮勞動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其中點名批判了「崔昌益、朴昌玉反黨宗派」，說他們「很久以來就從奪取領導地位的個人野心出發，在暗地裡進行反黨宗派活動」。 與此同時，中聯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決定讓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離開北京，將他們安置到成都，並指定要單獨居住。其他逃亡幹部，隨後也從瀋陽等地遷至山西。1958年夏天，中共把這批幹部集中到峨眉山開會學習，以後他們就分別在內地定居下來。按照中共的要求，這些幹部承諾：不同朝鮮來華人員接觸，不給國內寫信，不對外談朝鮮問題。中聯部還規定，暫不解決他們的黨籍和國籍問題，表現好的可以安排在企業或行政單位做一般工作，但不得在黨政部門工作。允許他們結婚成家，並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照顧。 這樣，一大批昔日在延安與中共並肩作戰，而後又在逆境中逃亡中國的朝鮮幹部，終於成為中朝關係改善的犧牲品。

在這種背景下，志願軍撤離朝鮮的行動便順利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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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軍部隊全部回國及其結果

從莫斯科回到平壤以後，金日成立即召開中央常委會，報告莫斯科之行。常委會對代表團在莫斯科的活動，特別是與赫魯曉夫、毛澤東的會見結果「十分滿意」。常委會決定，在明年2月召開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後，邀請周恩來訪朝，時間在4-5月，然後金日成於10-11月訪華。 11月30日，朝鮮外務省將金日成的邀請信交給了中國使館。 12月4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會決定，將在明年的黨代會上討論決定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的問題。至於處理問題的方式，金日成建議由朝鮮分別向中國和聯合國提出撤軍的要求。 看來，金日成的最初安排是，1958年2月前與中國商議提出和解決撤軍問題的方案，然後召開黨代會通過，最後在周恩來4-5月訪朝期間開始實施。

1957年12月17日，金日成請中國大使轉交一封給毛澤東的信，金日成對喬曉光說，關於毛澤東在莫斯科兩次談到志願軍從朝鮮撤退的問題，勞動黨中央常委會經過討論，「認為毛主席所講的精神很好」。在這封落款為16日的信中，除了對莫斯科會談表示滿意，並認為將推進朝中兩黨團結友誼外，金日成還提出了關於撤軍方案的具體建議：「首先，由我國最高人民會議向聯合國致信，提議聯合國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同時由朝鮮撤退。其次，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聲明，同意上述提議，並宣布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其次，周總理來訪我國，由朝中雙方發表聯合公報時應包括這一問題。」 隨後，金日成接見蘇聯大使，告知上述情況。在談話中金日成所說的撤軍程序是，1958年1月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同時向中國政府和聯合國致函，要求中美分別撤軍，然後於5月邀請周恩來訪問朝鮮。 這兩個資料的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未提朝鮮向中國政府致函要求撤軍，而後者未提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同意朝鮮的提議。鑒於中國文獻和俄國檔案提供的都不是完整的文件（信件全文和談話記錄），故很難斷定金日成給中國的信函與其向蘇聯大使的報告在內容上是否存在差別，有什麼差別。不過，照理講金日成沒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製造麻煩——他完全清楚中蘇之間必然要就此問題進行溝通。所以大概可以認為，這兩份資料的表述均不完整，但內容一致。如果將二者整合起來，金日成提出的撤軍方案應該是：首先由朝鮮同時向中國和聯合國致函要求雙方撤軍，然後由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支持該提議，最後在周恩來訪問期間朝中兩國發表聯合公報宣布中國撤軍。

12月25日，金日成再次致函毛澤東，又提出了新的想法。 根據周恩來與蘇聯大使的談話記錄，這次來信提出了兩項辦法徵求中方的意見：「一個辦法是朝鮮政府發表聲明，要求雙方撤兵，中國政府表示響應和支持；另一個辦法是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提議雙方撤兵，朝鮮政府聲明同意和支持。」 與第一方案的主要區別在於，這次朝鮮關於雙方撤軍的要求，不是向中國政府和聯合國致函提出，而是發表聲明公開呼籲。至於由朝鮮還是中國首先發表聲明，其實區別不大，因為要求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在軍事停戰委員會一直是朝中方面的共同主張。

對於朝鮮的安排和計劃，中國做出的第一個反應是將宣布撤軍的日程提前了三個月。針對喬曉光12月17日來電，外交部12月27日通知駐朝使館，中國代表團將於1958年2月中旬訪問朝鮮，並建議12月30日廣播朝鮮邀請信和中方複信。 12月30日，周恩來批改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擬定的「關於從朝鮮撤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方案」。根據該方案的步驟，第一，朝鮮政府發表聲明，建議聯合國軍和中國志願軍撤出朝鮮，南北朝鮮進行對等協商，在外國軍隊撤出後，由中立國機構監督舉行全朝鮮自由選舉。第二，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朝鮮的主張，並正式表示準備就中國分批定期撤軍問題與朝鮮協商，並要求聯合國軍方面採取同樣步驟。第三，蘇聯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朝中兩國的聲明，並建議召開有關國家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該方案還確定，志願軍分三批全部撤出：第一批在1958年3-4月撤回，第二批在7-9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前撤回。12月31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方案。 可以看出，中國的方案實際是在朝鮮第一方案的基礎上修改而成，只是用第二方案中的「朝鮮政府發表聲明」替代了第一方案中的「致函聯合國和中國」。

此後的整個撤軍行動完全是按照中國確定的方案順利實施的。1958年1月8日，周恩來向蘇聯大使通報了這一情況，徵求蘇方的意見。 1月16日蘇聯外交部答覆，這一舉動「非常英明」。 1月24日毛澤東致信金日成，詳細通報並解釋了中國的建議。 2月5日朝鮮政府發表聲明，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同時撤出南北朝鮮，實現全朝鮮自由選舉，實現南北朝鮮和平統一。2月7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響應朝鮮的和平倡議，準備同朝鮮協商撤出志願軍，同時要求美國和其他有關各國也採取措施從南朝鮮撤軍。不久，蘇聯政府也發表聲明，支持這一建議。 2月14日，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朝鮮，15日與金日成最後確定了中國單方面撤軍的具體步驟。 2月17日，周恩來在志願軍幹部大會作報告，講述撤軍問題。2月20日，中朝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了這一決定。同日，志願軍總部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本國政府的決定，並敦促美國及聯合國軍其他各國採取同樣措施。 隨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部隊開始了撤離行動。

1953年7月朝鮮停戰時，中國志願軍在朝部隊共有陸軍17個軍又1個師及各兵種和指揮機關總計約120萬人。 日內瓦會議以後，中國在敦促美國撤軍的同時，便開始主動地將志願軍部隊陸續撤退回國。公開撤退的共19個師：1954年9-10月撤回7個師，1955年3-4月撤回6個師，同年10月又撤回6個師。 此外，秘密撤退回國的還有6個軍、5個炮兵師、4個高炮師、1個公安師、10個鐵道兵師及其他特種兵部隊和部分兵團機關。到1955年底，志願軍在朝部隊還有5個軍及部分炮兵、裝甲兵、工程兵和後勤部隊。 此後，可能還有一些部隊撤離。如1956年4月4日，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討論了調4萬志願軍部隊回國的問題。 到1957年底，志願軍駐朝部隊總計還有30萬人。

志願軍部隊撤離朝鮮的具體實施方案，是志願軍司令員楊勇提出的。從彭德懷那裡得到志願軍將全部撤退回國的通報後，1958年1月28日，楊勇向中央軍委提交了一個報告，經總參修改後得到批准。 3月15日撤軍開始。按照中央軍委確定的「先前沿，再西海岸，後中間」的方針，先撤出第一線部隊以迅速擴大志願軍撤軍的影響，同時觀察敵人的動態，最後撤出中間的部隊以應付意外情況。第一批部隊為第二十三軍、第十六軍6個師和部分特種兵、後勤部隊，以及工程兵指揮所和第十九兵團領導機關，共8萬人，於3月15日至4月25日撤出。此外，第二十兵團領導機關先於3月12日撤出朝鮮。第二批部隊為第五十四軍、第二十一軍6個師和部分特種兵、後勤部隊，以及坦克兵指揮所，共10萬人，於7月11日至8月14日撤出。第三批部隊為志願軍總部、第一軍3個師、炮兵指揮所及後勤部隊，共7萬人，於9月25日至10月26日撤出。 整個撤軍過程十分順利，唯一的插曲是朝鮮曾提出請求，希望志願軍在9月9日即朝鮮建國十周年慶典前完成撤軍，但因台灣海峽出現的緊張局勢而未能如願。

在撤軍過程中，中共中央開展了廣泛的宣傳活動。1958年6月22日，在第一批撤軍完成，第二批撤軍即將開始之際，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關於志願軍撤出朝鮮的宣傳工作通知，要求中央及各省市宣傳部門，把志願軍撤軍與朝鮮戰爭爆發八周年和停戰五周年的日子結合起來進行宣傳，「以擴大效果」。配合新華社播發的志願軍撤軍公報和楊勇的講話，《人民日報》、《大公報》和《光明日報》除轉載報道外，應發表社論、評論和專文，其他各報也要組織文章。宣傳的重點在兩個方面，「嚴厲譴責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的罪行，熱烈讚揚朝鮮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的英勇氣慨和巨大貢獻」，「要求美國迅速從朝鮮撤出侵略軍，為和平統一朝鮮創造有利條件」；「著重說明中朝人民血肉凝成的友誼和團結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對和平事業的重大貢獻」。

中國的撤軍行動及宣傳攻勢，對西方雖有壓力但效果不大。中國的一貫主張是雙方共同撤軍，然後在「有關各方面」共同參與下解決朝鮮問題。 中國宣布單獨撤軍後，美國及聯合國軍的對策是只裁軍、不撤軍，且仍然堅持要在聯合國的安排和監督下進行全朝鮮的統一選舉，以此作為撤軍的前提條件。 美國當然知道，中國和朝鮮均不是聯合國成員國，斷難接受這種主張。因此，以單方撤軍的方式迫使美國撤軍只是製造一些輿論壓力，不可能產生任何結果。不過，撤軍行動及宣傳對於改善志願軍在朝鮮的形象，密切中國與朝鮮人民的關係的確產生了深刻影響。

實際上，早在1956年底中共中央就已經了解到志願軍與朝鮮的關係出現了麻煩。據新華社記者的內部報道，志願軍與朝鮮當局和老百姓的關係日趨緊張。從1954年至1956年8月，共發生志願軍扣押或侮辱朝鮮政府官員、人民群眾的事件355起，其中最嚴重的幾次是扣留因打獵進入志願軍防區的朝鮮黨政高級領導人，南日、方學世、朴正愛等都曾被滯留。更經常的是擅自搜查、逮捕朝鮮人員，並進行非法審訊。此外，因汽車車禍、打靶訓練、槍支走火、強姦行兇等事件，造成朝鮮人傷亡417人，其中以車禍造成的傷亡為主。1954-55年，共發現強姦案68起，通姦的數字則十數倍於此。僅1956年上半年，全軍即發現強姦、強姦未遂、通姦案208起。由此產生的私生子不少，部隊移防後，朝鮮婦女背著孩子找到部隊，影響很壞。志願軍因修建工事、營房和武裝演習等軍事需要，給朝鮮造成的損失也比較嚴重。1955-1956年，志願軍修建營房佔用耕地約800多萬平米。1954-55年，未經朝鮮政府許可而砍伐的樹木達54000餘棵。1956年一年，志願軍在軍事演習中損壞莊稼達11萬坪，合550多畝。在日常生活中，志願軍官兵不尊重朝鮮人民的情形也很普遍，經常出言不遜，辱罵、鄙視朝鮮和朝鮮人，甚至發生修機場、工事時挖掉朝鮮人祖墳的情況，引起當地人民反感。儘管這些違法亂紀的行為都受到了志願軍軍法部門的制裁，但這種帶有「治外法權」痕迹的處理方式，還是會令當事國的人民有一種屈辱感。鑒於上述志願軍違反朝鮮的法律和風俗、傲慢地對待朝鮮老百姓以及干涉朝鮮內政的種種事件，有些朝鮮公民甚至政府領導人把志願軍看成是佔領軍，認為他們侵犯了朝鮮主權，因而提出志願軍繼續在朝鮮駐守是不受歡迎的。 這些情況無疑大大有損中國在周邊國家心目中的形象，由此產生的憂慮，大概也是促使毛澤東下決心撤回駐朝軍隊的因素之一。

志願軍幾十萬人的撤離行動，的確為改善與當地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創造了機會。還在宣布撤軍前，1958年2月13日，志願軍總部就制定訓令，提出了改善和密切軍民關係的一系列規定，如向人民軍詳盡交代敵情、軍務，無償並完好地移交所有營房營具；消滅一切事故，徹底檢查紀律，做好賠償、道歉等善後工作；部隊行動時要向地方政府和人民告別，如遇歡送必須熱情答禮，等等。志願軍政治部於2月21日發出《關於志願軍撤出朝鮮的政治工作指示》，又於6月制定了《撤軍工作十三條》，還提出了尊重朝鮮政府、愛護朝鮮人民的六條公約，要求各部隊做到善始善終，軍隊撤出，友誼長存，號召全體官兵掀起一個為中朝友誼而勞動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撤軍期間，志願軍移交朝鮮人民軍的各種物資摺合人民幣1.57億元，幹部戰士贈送紀念品20餘萬件，寫慰問信、感謝信3.3萬多封，幫助插秧播種4.8萬畝，鋤草6萬畝，收割1.5萬畝，植樹376萬株，修堤壩8.4萬米，修水渠27.7萬米，修橋271座，修路13.5萬米，修建房屋996間，修建公共場所247處。 志願軍做出如此舉動和貢獻，朝鮮《勞動新聞》和中國《人民日報》的如下報道應該不是虛言：「朝鮮人民個個滿懷惜別激動之情」，平壤30萬人「鮮花成林熱情歡送」，新義州6萬朝鮮群眾到江邊深情送別。而朝鮮勞動黨平安北道委員長說，朝鮮人民「每一顆善良的心」，都充滿著對中國人民和志願軍官兵的「無限熱愛、感謝和尊敬」，金日成在送別國宴上說，「朝鮮人民在反侵略鬥爭中永遠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應該也是心裡話。 整個10月，朝鮮開展了朝中友好月的活動，在此期間還成立了朝中友好協會。 11月金日成訪華時告訴毛澤東，當時有680萬朝鮮人在給志願軍的感謝信上籤了名。 志願軍的撤離，的確收到了推動朝鮮對華友好的功效。

不過應該看到，在中國志願軍撤離朝鮮過程中獲益最大的，還是金日成。

3

金日成在北朝鮮實現一統天下

自從朝鮮勞動黨建立以來，金日成在反對宗派分子和宗派活動名義下發動的每一次政治鬥爭，都是為了建立和鞏固他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但是，在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陣營的體制中，沒有蘇聯黨和中國黨的支持，金日成不可能取得這一系列鬥爭的最終勝利。1957年蘇共和中共陸續站到了金日成一邊，特別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離朝鮮，毛澤東以此表明他對金日成的完全信賴和支持，終於為金日成徹底掃清政治對手、在朝鮮建立起個人獨裁統治開啟了綠燈。

金日成從莫斯科回到平壤後，於1957年12月5-6日召開了中央全會擴大會議，參加者多達1500人。金日成在報告中強調，加強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合作，鞏固朝中人民的血肉般的友誼關係，主張包括美軍和中國志願軍在內的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金日成最後指出，1956年8月被揭露和批判的宗派分子已經「走上了背叛黨和革命的道路」，要繼續開展反宗派鬥爭，把「根除宗派餘毒，加強黨的統一」作為「擺在黨員面前的一項歷史性任務」。 另據蘭科夫教授提供的史料，金昌滿在會議上做長篇發言，再次報告了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向金日成道歉的情況，並指出去年9月中蘇聯合代表團到平壤，就是「大國對小國的沙文主義的一種表現」。已被軟禁並接受調查的高峰起發言，揭露了八月全會反對派的陰謀計劃，說他們準備推選朴一禹為新的勞動黨委員長，而崔昌益、朴昌玉和金承化做他的副手。內務相方學世則指控說，反對派有一個發動武裝叛亂的計劃。作為原延安派的精神領袖，金枓奉也被正式指控為反對派成員，並在會上發言，承認自己有罪。就連直言不諱的中間派朴義琓也遭到指控，他不僅僅是反對派的被動支持者，而且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新任司法相許貞淑在會上提出，宗派分子必須接受人民法院的審判。 鎮壓黨內反對派的鬥爭由此升級。

1958年2月8日，在朝鮮人民軍建軍十周年之際，金日成發表了題為《朝鮮人民軍是抗日武裝鬥爭的繼承者》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金日成第一次把他所領導的抗日游擊隊作為朝鮮人民軍唯一的前身，並把金枓奉領導的獨立同盟和延安派的朝鮮義勇軍輕蔑地稱為「見了日本鬼子就逃跑」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軍隊」。金日成還明確指出，「這次反黨宗派分子的中心人物，是原來新民黨的那些人」，即「金枓奉、崔昌益之流」，他們的「企圖是清除原為共產黨的那些骨幹，使原來新民黨的人即小資產階級成分控制我們黨」。隨後，金日成點名批評了軍隊中的宗派反黨分子——崔鍾學（總政治局局長）、金乙奎（陸軍大學校長）、崔日鍾等。 在周恩來訪問期間，金枓奉沒有出現在歡迎招待會上，這引起了蘇聯大使的注意。對此，南日通報說，近期不會再讓金枓奉出席勞動黨常委會會議了，也不再邀請他出席通常應該出席的招待會和會談。

周恩來離開平壤以後，3月5日勞動黨召開了第一次代表會議。朴金喆在會議上做了長篇總結性報告，回顧了朝鮮解放以來的反對宗派主義鬥爭的歷史，對黨內反對派進行了徹底清算。朴金喆指出，在朴憲永、李承燁等間諜匪幫和朴一禹、許嘉誼等宗派分子被揪出來以後，又出現了崔昌益、朴昌玉反黨宗派集團。這個集團的「唯一目的是在黨和政府內奪取領導權」。他們「瘋狂地捏造和散布種種虛偽的誹謗和謠言」，「毫無忌憚地採取了最卑鄙的、恬不知恥的中傷和謀害行為」，在黨的會議上「製造全面攻擊黨的挑戰行為，同時在一部分地區秘密組織反對黨和政府的示威遊行和暴動，以配合他們在黨內的反黨攻勢」。這些「罪惡活動」，「激起了反對這一夥反黨宗派分子的全黨性、全民性的鬥爭」。由於「粉碎了黨內外敵人的所有挑釁性攻擊」，我們「黨的發展已進入新的階段」。朴金喆最後號召，全體黨員「更緊密地團結在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委員會周圍」，「為完成擺在黨面前的戰鬥任務而鬥爭」。 隨後，內務相方學世、司法相許貞淑和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金泰根講話，指責「宗派分子」策劃反黨、反政府陰謀，涉嫌發動政變，而為他們發言提供證言的是原延安派幹部、前內閣總務局局長楊界。 3月6日金日成做總結報告，點名批判了一大批「反黨宗派分子」：崔昌益的個人野心越來越大，金雄當了參謀長和前線司令還是懷疑黨，韓斌是破壞分子，「是黨所憎恨的人」，金枓奉同黨「同床異夢」，從不說「真心話」，「罪行確實很嚴重」。吳琪燮作為中央委員10年來「沒有同我們走一條路」。徐輝、金乙奎試圖讓職業同盟和軍隊擺脫黨的領導。雖然還沒有證據說明金枓奉、朴義琓和吳琪燮參與了反革命暴動的陰謀，但是他們公開或背地裡「曾企圖推翻黨，趕走黨的領導」。對他們「馬馬虎虎處理是不行的」，而必須「把他們的宗派包袱全部攤開」，「完全解除他們的武裝」。 現在，金日成終於可以放心大膽地消滅他的政治對手了，而要將這些人置於死地，羅織「陰謀篡黨奪權」的罪名是必不可少的。對此，莫斯科和北京都不會再干預了。

《人民日報》3月9日摘要刊登朴金喆報告的做法，毫無疑問是對金日成的一種鼓勵。於是，對反對派分子並非「馬馬虎虎」的處理便接連展開了。據一位朝鮮勞動黨高級幹部向蘇聯外交官透露，從全面批判宗派分子開始一年來，到1958年7月，已有3912人被開除黨籍，其中大多數人被指責是崔昌益的支持者。 是年秋天，開始了針對原蘇籍朝鮮幹部的新的逮捕，包括副首相朴義琓在內的大約4-5位重要的來自蘇聯的幹部被清洗，更多的人被流放到偏遠地區或降低了職務。還有很多來自蘇聯的朝鮮幹部（大約佔總人數的一半）選擇了返回蘇聯。 9月9日南日向蘇聯使館通報，對崔昌益案件的調查尚未結束，他已經供認了除參與軍事政變以外的一切罪行，朴昌玉繼續被軟禁在家中，朴義琓已被開除黨籍，金枓奉則已經「退休」。 除了這些「重量級」人物，揭發、批判和清洗宗派分子的鬥爭在各個領域、各個方面依次全面鋪開了。

1958年10-12月，朝鮮文藝界進行了一場以整風形式開展的全面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通過這場鬥爭被撤銷職務的有：教育文化省副相安漠，作家同盟中央副委員長徐萬一和尹斗憲，教育文化省藝術局局長金承久，朝鮮作家同盟小說分科委員長趙重坤，著名人民演員崔承喜則被貶為舞蹈學校教員。 11月10日，蘇聯大使館收到了關於天道教青友黨委員長金達鉉和民主黨委員長洪箕璜犯有顛覆罪和間諜罪的官方材料。作為勞動黨的「同路人」，這兩個黨在政治上只是顯示「民主」的一個擺設，但也沒有逃脫被清洗的命運。金達鉉被指控為朴憲永、李承燁的「秘密合謀者」，試圖搞暗殺和騷亂，而洪箕璜則被指控與崔昌益集團勾結在一起，並與美帝國主義有接觸。幾個月後，隨著黨的領袖低頭認罪，這兩個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1959年7月，《勞動新聞》連續報道了一些在揭批黨內宗派分子運動中滯後的地區和部門的消息：江原道召開黨委員會擴大會議，由副委員長金昌滿和內閣副首相鄭准澤坐鎮，打開了該地區拒不開展反宗派鬥爭的僵局，揭發了反黨反革命宗派分子金元鳳（中央委員）、文泰化等人與崔昌益、朴昌玉集團勾結的反黨活動；農業省召開黨員大會，批判了該省宗派主義、家族主義的餘毒，特別是前農業相、中央委員韓典鐘的反黨罪行；揭露了長期盤踞平安北道人民委員會領導職務的李維民（中央委員、最高人民會議副議長）、金承燮有意對黨的政策怠工，企圖扶植宗派主義的做法。

不僅對於黨的幹部進行清洗，普通百姓也被捲入到這場鬥爭中。1958年10月至1959年5月，朝鮮政府開展了全民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並以群眾運動形式逐漸轉為經常性工作。據朝鮮內務省的統計，在這短短几個月里，就揭露出大約10萬名「敵對和反動分子」，差不多相當於1945-1958年揭露的「敵人」的總和。 甚至在朝鮮的華僑也難逃此劫。據中國駐朝使館領事部報，到1959年4月，經各級華僑聯合會配合朝鮮內務部門的審查，在14000名華僑中，查出歷史或現行反動活動的反革命分子428人，目前已逮捕52人，其中判處徒刑12人，判處死刑5人，其他還在審訊中。

對「軍事政變」陰謀的調查大約進行了一年。到1959年10月，由內務省和軍方安全機構分別主持的調查結果宣稱，大約有160名黨和軍隊的幹部參與了陰謀，受到審判的軍隊幹部，除方虎山、金雄外，還有平壤衛戍區司令員張平山、第二集團軍司令員李光武、第一集團軍參謀長盧哲甲、軍事科學局局長崔源等。包括朴昌玉在內的大多數被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1960年1月進行了秘密審判，在35名被告中，20人被判處槍決，其中包括崔昌益、朴昌玉、高峰起、楊界、金雄以及前民族保衛省副相金元松等，15人被判處長期監禁。 而未在受審之列的著名人物，此時大多已不在人世了。

隨著反對派人物紛紛遭到清洗，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也悄然復甦。金日成的名字和肖像在1958年又開始大量出現在報刊雜誌和街頭，對他的活動的報道也愈加頻繁和詳盡。到1958年底，「偉大領袖金日成元帥革命活動學習室」像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政府機關、工廠、合作社和學校。據報道，這種學習室僅在平安北道就有863個。 1958年12月，勞動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了一項特別決定，要求大力加強「光輝的革命傳統」的研究。於是，關於金日成領導的抗日游擊隊的回憶錄和書籍，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和數量出現。據朝鮮官方提供的數字，這類圖書僅1958-1960年三年的總發行量就達到9580萬冊，包括兒童在內，當時每個朝鮮人可以分到9本。

在這種氛圍中，1961年9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簡直就成了金日成及其游擊隊派在黨內鬥爭中的勝利大閱兵。據蘭科夫和李鍾奭的分析，在85名中央委員中，屬於原游擊隊派的有37人，換句話說，大約三分之一早年追隨金日成的游擊隊員此時已成為中央委員。在其他所有派別中，只有最忠實、最可靠的人被留在了中央委員會，這裡有蘇聯派的南日和朴正愛，延安派的金昌滿、河仰天和金昌德，國內派的白南淳及其他一些與南方派沒有關係的人。此外就是金日成提拔起來的年輕幹部和技術專家，大約30-35人。在11名政治委員會（原常委會）成員中，6人屬前游擊隊員，3人（南日、朴正愛、金昌滿）屬早已投靠金日成原蘇聯派和延安派，2人（鄭一龍和李鍾玉）是解放後成長起來的技術官僚。在50名候補中央委員中，有49人是新當選的，其中8名出身游擊隊，37名是新培養的年輕人。 金日成總算可以高枕無憂了。

經過數年奮鬥，金日成終於登上了北朝鮮權力的頂峰，實現了大權獨攬的政治願望。這種成功，當然與朝鮮內部的政治環境以及金日成的政治智慧和鬥爭手段分不開，但也必須注意到非常重要的外部條件——社會主義陣營不斷變換的政治風雲給金日成帶來的機會和運氣。匈牙利事件，蘇聯反黨集團事件，中國的反右派運動，以及中蘇之間隱含的分歧，這些都在一定的時刻和一定的程度上導致蘇聯和中國轉變了對朝鮮的看法和政策，使金日成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轉危為安。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毛澤東處理與朝鮮關係方針的改變，即中國志願軍部隊全部撤離朝鮮。幾十萬駐朝軍隊，猶如懸在金日成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在客觀上是對金日成的制約力量。毛澤東與斯大林不同，徹底放棄了人們慣用的控制手段，不是以力服人，而是攻心為上，給予朝鮮完全的獨立和自由，試圖以懷柔政策把潛在的對手變為心悅誠服的朋友。於是，北朝鮮就成為金日成的一統天下了。

然而，時代不同了，中朝之間早已不是過去的宗藩關係，金日成一時的感恩戴德並不意味著朝鮮就會由此俯首稱臣。特別是在1959年中蘇關係發生明顯裂痕之後，朝鮮在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的外交空間得到極大提升，而調整中朝之間關係的主動權也漸漸轉到金日成手裡。

（作者授權刊發，本文曾刊發於《二十一世紀》，為系列長文《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第五篇，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