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邊的槍聲：「黃克功戀愛殺人事件」背後的司法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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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1938年，延安學生集會

「黃克功案件」背後的延安司法角力

文 | 諶旭彬

作為2014年12月4日首個「國家憲法日」的獻禮，電影《黃克功案件》將一樁沉埋七十餘年的延安情殺舊案，詮釋出了新的時代涵義。但「時代意見」與「歷史意見」之間，往往未見得能夠完全合拍，甚至較大程度的合拍也殊為罕見。「黃克功案件」，也不能例外。

案情

案情本身並不複雜。時為1937年10月5日，有紅軍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與陝北公學女學員劉茜發生戀愛糾紛，在延河畔將其槍殺。據黃克功自己的交待材料，他之所以槍殺劉茜，乃是因為劉不願與其結婚。在黃看來，這是一種「玩弄革命軍人」的行為。黃說：

「與劉氏相識於抗大，……未數日，即發生愛的關係(當時至今約五星期半)。在最初的兩三星期，兩者情深至極，繼則與劉氏口頭訂婚。劉則滿口允諾，謂學習半期或一期後，正式登記。此一事件，外界人士都皆知。孰料劉氏狠心毒惡，玩弄革命軍人，隨處濫找愛者，故意破壞訂婚之口頭協議，損功名譽。功聞訊後，即採取通信方法予以說服教育，孰料劉氏固執不變……因此余乃不得不親臨該處，邀劉做最後之口頭談判。在談話時余對劉態度和藹，而劉卻無情，惡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與刺激過大，則拔手槍恫嚇之，誰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斃命耶。」（《黃克功陳述報告（一）》，陝西省檔案館存，全宗號015-0543。》）

在另一份交待材料中，黃克功承認，他殺害劉茜，乃是有意為之，而非手槍意外走火：

「余觀劉眨眼無情，乃故意損功名譽，當時則氣憤填胸，乃拔手槍與痛擊之，一槍未擊斃，故加一槍，以免對方作對。」（《黃克功陳述報告（二）》）

按黃的說法，其要求與劉茜結婚時，雙方交往不過「五星期半」而已。考慮到劉茜當時尚不足16歲，不願意倉促婚嫁，自是情理之中。而且，二人的愛情觀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有劉寫給黃的書信為證：

「我希望我的愛人變成精神上的愛我者。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愛人底地位來指導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個人，不！就直接說我，愛情不是建立在物質上的，而是意志、認識的相同，你不應把物質來供我，這是我拒絕你送我錢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來了，你無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為，不管你是如何的用心。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中，互相的經濟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幫助，你認清點！！我們都有戀愛的自由，誰都不能干涉對方交友！你或者在驚奇吧！朋友！這話是從正確的理論書上得來的。這錢嗎？假如你愛我，就不應給我，請你給前方戰士用好了！我們還是講講廣義的愛吧！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擺在眼前，四萬萬多的同胞正需要我們的愛哩！你說是嗎？你愛我嗎？而你更應愛大眾!——這是我的點許希望。」（《劉茜致黃克功信》）

黃克功16歲參加紅軍，經歷過江西蘇區殘酷的內、外鬥爭及漫漫長征，自基層士兵一路攀升至團政委，雖只有26歲，已是「老紅軍」。相比之下，赴延安之前，16歲的劉茜（原名董秋月）只是太原友仁中學的一名思想激進的普通女生，被槍殺時，距離其抵達延安不過才兩個月（《華宜珍：劉茜及其家人的故事》）。此種背景差異，有助於理解二人在愛情觀上的巨大分歧。此外，1937年底到1938年初，延安的男女比例高達30/1，且以大齡男性居多，這也有助於理解黃克功對戀愛失敗，為何反應如此激烈。

圖註：1937年，海倫·福斯特拍攝的延安景緻，延河繞城而過。劉茜當年即被槍殺於延河岸邊

判決

如前所述，案情本身不複雜。複雜的是該怎樣判決。

案件發生時，正值國共合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陝甘寧根據地」，一個月前，剛剛轉型為國民政府的「陝甘寧邊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司法部，則已在三個月前，轉型為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據司法部提交給邊區議會的工作報告，此番司法轉型，目的在於「實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轉型後，在具體工作上須「遵行南京政府頒行之一切不妨礙統一戰線的各種法令章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司法部工作報告，1937年7月23日。）

黃克功此時犯下殺人案，對延安新、舊司法模式的轉型，無疑是一種相當直接而極端的考驗。按照蘇維埃時代的舊律，黃乃是「革命功臣」，擁有「減輕處罰」的特權——據1934年4月8日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34條：「工農分子犯罪，而不是領導的或重要的犯罪行為者．得依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比較地主資產階級分子有同等犯罪行為者，酌量減輕其處罰。」第35條：「凡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其犯罪行為，得按照本條例各該條文的規定減輕處罰。」

簡言之，按蘇維埃舊律，「工農分子」與「對蘇維埃有功績的人」，較諸「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在犯有相同罪行時，擁有「減輕處罰」的特權。江西蘇維埃時代，這一特權的具體執行，往往體現為對「地主資產階級分子」加重處罰。譬如，「曹坊區富農曹連登破壞收集糧食，他說：『蘇維埃公債一期又一期，實在買不了』，經裁判部迅速逮捕處決。」（收集糧食突擊中福建省裁判工作的開展——正在克服缺點和錯誤，1934年3月1日）

作為一名「老紅軍」，黃克功相當了解蘇維埃時代的司法體系。在被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判處死刑後，黃向審判長雷經天提出要求，希望給毛澤東寫信申訴。在申訴信里，黃一再強調自己的「革命功臣」身份：「姑念余之十年鬥爭為黨與革命效勞之功績，准予從輕治罪，實黨之幸，亦功之幸也。」（《黃克功陳述報告（一）》）「法庭須姑念我十年艱苦奮鬥一貫忠實於黨的路線，恕我犯罪一時，留我一條生命，以便將來為黨盡最後一點忠，實黨之幸，亦功之最後希望也。」（《黃克功陳述報告（二）》）莫文驊回憶說，當日延安「也有不少同志，認為黃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紀還輕，應該給他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這種意見，大約也是基於蘇維埃時代的司法體系而發。

審判長雷經天呈遞了黃克功的申訴信，同時附上自己的意見，要求「必須對黃克功處以極刑」。毛澤東在回信中，支持雷的意見，駁回了黃克功的申訴。1937年雙十節，在陝北公學大院，陝甘寧高等法院召開了數千人參與的公審大會，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有學者曾如此讚美該案的歷史地位：

「實現工農民主法制向抗日民主法制的轉變，廢除對有貢獻的人在法律上的照顧，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資格老、功勞大、地位高的人犯了法，應當與平民百姓一樣，嚴格按照法律辦事，不允許他們有任何特殊和優待。這樣，就為邊區法制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指明了方向。」（楊永華：《延安時代的法制理論與實踐》）

這種讚美，大約也正是電影《黃克功案件》所希望表達的「時代意見」。

圖註：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演講

角力的開端

但這種「時代意見」，並不能與「歷史意見」完美接榫。

雷經天在給毛澤東的信里說：「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共產黨員都是無產階級優秀的先進戰士，共產黨應有鐵的紀律，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號召更多的人民參加這一偉大的抗日鬥爭。」（《重拾歷史的記憶——走近雷經天》，P56。）毛澤東在給雷經天的回復中說得更明確：「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換言之，此案考量的依據，並不是「法」，而是「黨和紅軍的紀律」。

事實上，黃克功案件之後，陝甘寧邊區的司法工作，仍長期在新、舊體系之間來回搖擺。雷經天執掌邊區高等法院時，曾因此與地方法庭發生過激烈衝突。雷自述：「我們受理……延安市有名的大地主蔡鳳璋與挑水工人陳海生因典地糾紛的訴訟，在地方法庭(庭長是周景寧)第一審蔡鳳璋勝訴了，經第二審蔡風璋敗訴，典地無償歸還陳海生，並賠砍損樹木的損失。因此周景寧說過我們沒有放棄蘇維埃時期階級的偏見，沒有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並向黨要求對我工作的審查。」（雷經天：《關於司法工作的檢討記錄》，1943年12月10日）

周景寧批評雷經天「沒有放棄蘇維埃時期階級的偏見」，意指雷在案件審判中仍堅持「階級偏見」，使不同階級成分者，享有不同的法律權利。雷的辯解則是：「國民黨的法律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法律，對於工農勞動群眾只有剝削和束縛的作用，在邊區是不適用的。」（雷經天：《關於改造邊區司法工作的意見》，1943年12月18日）判決案件，「應站在群眾立場」，「便利於窮苦的人民」，「比如判決一個爭買窯洞的案子，雖然出高價的有優先權，但他有窯洞，另一個沒有窯洞，這就不能只從表面上看，而要按其經濟的需要，因這個窮人沒有窯住」。（雷經天：《關於司法工作的檢討記錄》，1943年12月10日）正是按照這個邏輯，有地的蔡風璋，敗給了無地的陳海生。

周景寧之所以敢於批評雷經天，並「向黨要求」審查雷經天的工作，乃是因為邊區政府成立後，以「統一戰線」為號召，確曾一度要求在司法上，對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民，採取一視同仁的政策。毛澤東也曾有過指示，蘇區時代帶有濃厚階級背景的舊法律不能再加引用。對此，雷經天的理解是：

「邊區高等法院，……它是遵照國民政府司法制度，執行司法工作的任務，同時，它也是承受過去蘇維埃政權時代司法制度的革命傳統。……邊區施行的法律，以適應予邊區的環境及抗戰的需要為標準，採用中央所頒布各種法律為原則，並參照地方的實際情形。因此，在邊區處理任何的案件，一方面根據法律的條文，同時卻特別根據事實，說明理由，而斟酌法律上所規定的刑罰加以判決。」（雷經天：《陝甘寧邊區的司法制度》，1938年8月28）

新、舊司法體系之間的搖擺，至1942年，終於趨於白熱化。該年5月，在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等人的支持下，雷經天被派往中央黨校學習，資深職業司法界人士李木庵被任命為邊區高等法院代理院長。隨後，由李牽頭，啟動了一場旨在「提高邊區的法治精神」的司法改革。其具體內容，大致有三：

1、改變過分強調法律階級屬性的做法，強調審判獨立；2、注重司法程序，強調規範化管理；3、培訓、引進專業法律人才，實現司法工作和司法人員的專業化。

可惜的是，改革僅歷時半年，即因民眾嫌程序繁瑣及判決中存在偏向地主富農的嫌疑，而去了高層支持。1943年12月，李木庵被迫辭職。對於此番改革，復職的雷經天如此評價：

「李木庵對於案件的審判，只就犯罪行為論刑，從不提高到政治方面，追究其政治責任」；「（李木庵主張）司法工作正規化，換句話說，就是要將邊區的司法工作依照國民黨一套去做。」

換言之，就「歷史意見」而言，「黃克功案件」並沒有能夠奠定任何東西，它實際上僅僅是延安時代司法角力的開端。而這種角力，將一直延續到四九建政之後。

「歷史意見」，往往要比「時代意見」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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