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行政大區五馬進京，鄧小平重慶叫首長，進京自稱「腳掌」

文 | 李響

1952年至1953年冬春之交，新中國政壇發生一件盛事：「五馬進京」，即五大行政區首腦調入中央任職，包括西南局書記鄧小平、西北局書記習仲勛、東北局書記高崗、中南局書記鄧子恢、華東局書記饒漱石，董必武稱讚他們為「千里駒」。尤以高崗位高權重，統管全國經濟，一度與劉少奇、周恩來並駕齊驅，故時人稱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新中國成立後各方面工作都向蘇聯學習，權力集中到中央後如何分工，首先想到的也是向蘇聯取經。1952年6月20日，毛澤東發給斯大林一封電報：「由於經濟建設即將成為我們國家的中心任務，我們擬即參考聯共（布）中央的經驗加強我們黨的中央機構，為此，我們要張聞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談話，以便使他了解聯共（布）中央在這方面的經驗。」

1952年，初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左）和周恩來暢談

1952年7月，劉少奇批轉《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的意見》，「擬於明年初將各中央局的書記抽調回來，以加強中央領導。」

最先赴命的是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因為周恩來和陳雲8月將出訪蘇聯，急需鄧小平出任政務院副總理主持工作，劉少奇7月中旬給鄧小平發電報，鄧二話不說7月下旬就攜全家到了北京。在重慶到北京的飛機上，鄧楠想到在重慶別人都管爸爸叫「首長」，好奇地問「到了北京爸爸是什麼長」？鄧小平回答：「腳掌」。

1951年老區慰問團到陝西合影。左四為習仲勛

9月習仲勛到崗，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原部長陸定一降職為副部長。習仲勛時年僅39歲，是「五馬」中最年輕的，另外四人中最小的高崗也已經47歲。陸定一從大革命時代就從事宣傳工作，遵義會議後幾乎一直是中共宣傳口第一領導，習仲勛認為自己只有中等師範文化程度，又沒有宣傳工作經驗，讓陸定一這樣的前輩做副手不妥。

搞宣傳是毛澤東本人的強項，能讓他選中做宣傳部長的人必然是十分賞識的。毛澤東曾問薄一波對習仲勛的看法，薄回答：「年輕有為」，毛說是「爐火純青」。毛澤東堅持「中宣部的班子要動一動」，習仲勛同志「雖然不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很善於做這個工作」。當習仲勛向毛澤東表達自己的顧慮，毛用耍蛇人的故事勉勵他：蛇看起來很嚇人，但是它在耍蛇人的手裡就非常馴服。這是因為耍蛇人掌握了蛇的活動規律。你沒有做過宣傳工作，做上一段，掌握了宣傳工作的規律，不就可以當了嘛！而且還能夠做得好。

實際上，此前中宣部的會議經常是副部長鬍喬木主持，陸定一坐在下面聽。陸定一晚年說：「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經常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說毛主席如何如何說的。我們只好聽他的。」「五馬進京」之前剛剛進行了「三反」運動，中宣部打虎會議竟然沒讓部長參加，結果研究推出的老虎就是陸定一的夫人嚴慰冰。本來就居於副手地位的陸定一，對降職處之泰然，與習仲勛關係融洽。

1952年10月8日，高崗進京，毛澤東對他的殷切盼望之情非比尋常。9月毛澤東給高崗發了三次電報催促速速來京，25日的電報還問，到京具體是哪一天、什麼時間，以便前去迎接。建國初期的東北可以說處處當先，事事垂範。高崗在陝北根據地時就受到毛澤東讚賞，東北解放較早，緊鄰蘇聯，戰略位置格外重要，讓高崗負責東北全局工作足見對他的重視。東北繼承日佔時代工業遺產，優先得到蘇聯貸款和技術支持，自然資源得天獨厚，高崗主政期間處處爭先創佳績。在農業合作化和工會工作等問題上，當毛澤東與劉少奇有分歧，高崗都站在毛這一邊。

1952年，高崗與妻子李力群在瀋陽

毛澤東對高崗信任有加，不止一次表揚他，對他也很寬容。高崗生活鋪張，與蘇聯方面過從甚密，頗受斯大林賞識，毛澤東心中有數。據《葉子龍回憶錄》記載，「三反」運動中各地打老虎，高崗竟真的打死一隻東北虎裝箱送到中南海給毛澤東，毛看著那隻碩大的老虎說：「這個高麻子啊！」高崗臉上有些麻子，故有此外號，毛澤東讓把老虎抬走他不要。葉子龍稱，對於高崗有很強的權力欲，毛澤東早就知道，但他認為「高麻子這人能幹事」，因此並無過多計較。

一邊翹首以待，另一邊舉棋不定。高崗覺得去中央人生地不熟，而且在東北幹得正起勁，不甘放棄。但任命已經決定，不得不去。他對秘書說，以後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謹慎，少說話，不寫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轄的工作。到北京之後高崗也許很快就忘記了憂慮。他受命籌建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機構與政務院平行，中央所有工業和經濟部門先後劃歸計委管理，堪稱「經濟內閣」。他迅速投入到極富挑戰性和成就感的新工作中。

1952年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子恢每日看各方面寄給他的檢舉信箋，交給有關部門處理

1953年1月鄧子恢離開武漢舉家入京，出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鄧子恢是「五馬」中年齡最大的，老成持重，長期從事農村工作，與富於工業經驗的高崗搭檔正好是一農一工。高崗秘書趙家梁回憶，高崗當時暫住在翠花灣的東北駐京辦事處，公務極為繁忙，通常不出來迎接訪客，唯獨鄧子恢來的時候他特意叫秘書出門迎候。

最後一個到位的是饒漱石，1952年秋他隨同劉少奇赴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耽誤了進京行程，1953年春才正式就職，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併兼管工會、青年團、婦聯工作。饒漱石也許也是帶著幾分彷徨的。1952年春，他患有嚴重的面部痙攣無法工作，經華東局常委會報請中央同意，由粟裕陪同他到北京休養治療。5月間，他在半夜突然求見已經入睡的毛澤東。據楊尚昆回憶，「饒漱石東拉西扯地談了大約3個小時，暴露出嚴重的個人主義和患得患失心理。過後，毛主席向我提起這件事，說那個晚上他聽了半天也鬧不清饒到底要說什麼，最後才聽出點眉目，原來饒懷疑中央不信任自己，找他摸底來了。」在鎮壓反革命、知識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運動中，饒漱石態度不夠積極，處理方法「偏右」，這些都是令饒漱石「心虛」的問題。「高饒事件」後，饒漱石花半年時間寫了份兩萬字檢查，交代自己四個錯誤，其中之一是「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休息」。在檢查中，他承認當時自己患得患失，無端懷疑中央讓他來京休養是「調虎離山」，不信任他，而想從毛澤東口中試探中央對他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