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的叛徒，出賣陳玉成，致使陳被凌遲三日，叛徒能有好下場

苗沛霖(1798-1863) ，字雨三，安徽鳳台人。秀才出身，原為塾師。1856年，在鄉舉辦團練，與捻軍作戰。後勢力日盛，裁留兩淮錢糧稅收及厘金，控制鳳台周圍數十州縣，割據稱雄。次年，投靠清將勝保，後又隨袁甲三在宿州等地圍攻捻軍、官至道員。1860年，趁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機，將翁同書、傅振邦、袁甲三等部清軍驅逐安徽。1861年舉兵抗清，被太平天囯封為奏王，1862年暗中降清，誘捕英王陳玉成獻勝保。旋又舉兵反清，1863年，在安徽蒙城被清軍僧格林沁部擊敗後，為部下所殺。

人物概述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鳳台武家集人，生於清嘉慶年間。他家境貧寒，世代為農。為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像許多做著科舉夢，熱望「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貧苦讀書人一樣，把闈場看成自己進身功名的主要途徑。三十歲時苗沛霖獲得考秀才的資格。個人天賦，加上刻苦與勤奮，苗沛霖當年考中秀才，成了一個生員。但脫去童子身份，並沒有給他的現實生活帶來什麼實質性的改變。苗沛霖依然是貧困潦倒，家徒四壁。

太平天囯時期，他打著辦團練的幌子，兩年內把自己的苗家軍發展成擁眾十幾萬的地方勢力。羽翼豐滿後，苗沛霖不再滿足於團練練總的權勢，學起了同鄉朱元璋。1861年2月，借口壽州擅殺案，他與太平軍，捻軍聯合進攻壽州，初舉抗清大旗。但是他馬上感到難以抵禦清軍，於是趕緊投降。因安徽巡撫翁同書上奏開脫，朝廷僅將其交部議處，責令「帶團立功」，並沒有深究他叛降捻軍的罪責。

次年1月，他再次聯合太平軍，捻軍進攻潁州府（安徽阜陽）。3月，清軍雲集潁州，苗沛霖見義軍勢單難敵，再次倒戈降清，聯合清軍大敗天捻聯軍於潁州，並將張樂行圍於潁上。張樂行拚死突圍退走雉河集（今安徽省渦陽縣城）。

為彌補圍殲張樂行不力的閃失，苗沛霖設計誘捕太平天囯英王陳玉成，獻給欽差勝保以求自保。

太平天囯運動失敗後，自知罪孽難赦的苗沛霖再舉反清大旗。

苗沛霖三次反清，兩次變節，首鼠兩端，反覆無常，被歷史學者稱為「最無原則的軍閥。」陳玉成怒斥苗沛霖： 「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此言竟成讖語。一年半後，走投無路的苗沛霖被迫反清，最終落得戰死蒙城城下，喪命亂軍之中的下場。

後人評價

出身卑微，家室貧寒

說起太平軍，捻軍，兩支晚清時期反抗滿清統治主戰場上的義軍，家喻戶曉，婦孺多知。相比於此，也曾威震兩淮的另一個反清人士——苗沛霖，就難得有人知曉了。許多人把苗沛霖的隊伍看成是捻軍的一個支系，甚至當年平捻的清軍將領在很多往來函稿中也把他稱作捻匪。有此誤解，苗沛霖的苗家軍被掩沒在捻軍巨大聲望之中，為大眾所忽略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其實，苗家軍不僅不是捻軍，正相反，苗沛霖正是喊著「保衛族裡」的口號，打著「抵禦捻軍」的幌子把苗家軍發展、壯大起來的。

捻軍起義在黃淮大地風起雲湧的時候，備感失落，又不甘寂寞的苗沛霖投到張樂行軍中。

泥腿子出身的捻軍卻對知識分子有著一種超乎尋常的尊重。張樂行十分重視苗沛霖的到來，把他迎為上賓，禮遇有加，召入幕中充當「紅筆師爺」。但苗沛霖卻很是看不上張樂行這些草莽英雄，最終還是選擇了離去。成就長豪氣，逢迎添自信，賢俗皆然。苗沛霖有了在張樂行那裡的禮遇，自信似乎足了許多。他躊躇滿志地跑到壽州知州金光筯那裡大談治兵，並毛遂自薦要擔任團練練總。[1]

晚清時期的中國，人才已出現相對過剩。私塾教育的普及使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加之科班之外，還有許多靠捐銀子得到功名的捐班，所以身有功名卻得不到委差的閑官、窮官比比皆是。金光筯位居知州，對一個高談闊論的窮措大，淡然冷漠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在金光筯那裡碰了釘子的苗沛霖仍不甘心。回到家鄉，又在族人面前大肆聒噪 「築寨，積粟，治兵」的御捻主張。可能是平日里總謅大話，吹牛皮，他的戰略思想非但沒有博得族人的響應，反而遭到大家的「姍笑」。

萬念俱灰之後，不得已，苗沛霖又委身做了三年蒙師，以糊家口。

得志猖狂，忘乎所以

物質生活的極度窘迫在苗沛霖思想境界中造成的局限性，還可以從他和另一個同時代巨人的對比中看出來。這人就是曾國藩！

1856年是苗沛霖人生的轉折點。那年正月，捻軍橫掃鳳台縣武家集，把那裡的地主武裝打得一敗塗地，土豪鄉紳損失慘重。他們這才想到，苗沛霖的治兵之策並不全是花拳繡腿，或許有其道理。苗沛霖也不失時機聒噪老調，打著「御捻」的旗號，在豪紳的資助下組建苗家軍。當年朱元璋提出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政治方略。苗沛霖從老鄉那得到啟發，提出「高築寨，廣積糧，先滅賊，後稱王」的政治策略。苗沛霖首改過去原始村落的自然形態，挑溝築寨，把武鳳集這個原本閑散的村落變成一座壕溝深掘，寨牆高築的城堡。以後的戰爭進程證明了苗沛霖此舉的英明。一時間皖北，豫東一帶這樣的圩寨如雨後春筍似地拔地而起。捻軍從中受到啟發，亦開始大規模地修建圩寨。今天豫東沈丘、項城一帶的廣大農村還有許多冠以「寨」字的村落,就是因苗沛霖當年的發明留下的戰爭印痕。

由於策略正確，戰術運用得當，苗沛霖的勢力迅速膨脹。四年中就成為據圩寨數千，擁眾十餘萬的地方勢力。加之這時的苗沛霖又結識了在皖督師的滿清權貴、欽差大臣勝保，並引為奧援，政治上屢受舉薦和擢升。此後仕途通暢，直至官居二品。此時的苗沛霖可以說已初步具備了和當年曾國藩相似的機遇和條件。但苗沛霖的骨子裡缺少的是曾文正對財富的漠視，對勢利的淡然，更缺乏曾公久居官場養就的政治敏銳和遠見。這種個人素質的巨大差異直接導致了兩人悲喜迥異的人生結局。

用風雨飄搖來形容1860年的大清王朝再恰當不過了。南方太平天囯如火如荼，北方捻軍起義遍地開花，大清政府捉襟見肘，八旗綠營顧此失彼。英法兩國又落井下石藉機製造事端，挑起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於這年的8月24日佔領天津， 10月13日攻陷北京。咸豐帶領群臣妃嬪奔逃熱河，還強撐面子美其名曰「秋狩木蘭」。勝保急忙致信苗沛霖，敦促他率精銳兵丁「兼程馳赴，克日來京」勤王。苗沛霖嘴上說「見義兵莫大於勤王」，實際上並不准備奉調北上，倒是私下裡打起了自己的如意算盤。當時的形勢讓苗沛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其機會主義投機本性也在這時得到最充分的顯現。他錯誤地判斷形勢，誤以為自己割據一方，崛起於官匪之間的時機到了，忙不迭地自樹大旗與大清分庭抗禮。後建立天順王國，稱「河北天順王」。然清政府雖境遇險惡，但畢竟氣數未盡。

清廷為化解滿族親貴勝保與袁甲三等漢族將領的矛盾，將勝保調往陝西。改授湘軍將領李續宜為安徽巡撫，欽差大臣，督辦安徽全省軍務。剛剛反正的苗沛霖為了把湘軍擠出淮北，於1862年11月27日，唆使部將王金魁對駐紮潁州的湘軍尋釁，王金魁殺死湘軍采樵兵勇九人，12月1日，又嗾使李萬春部殺死湘軍樵勇三人，擄去七人。曾國藩當時手握重兵，極盛一時，但因擔心湘軍與苗沛霖正面衝突會引起他與僧格林沁的不合，便主動奏請撤出壽州、正陽防區。其在給沈葆楨的信中說：「敝軍若愚苗黨開仗，必與僧邸（指僧格林沁）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豈堪將帥更有水火之爭？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曾國藩出身閥閱世家，飽讀經史，早年即中進士， 其懷濟世解危之才，絕僭越非禮之欲，創巨業，仍知進退；視大局，能摒私憤，當不愧為近代中國之第一大儒。 曾文正公這種憂國思民的情懷，正是苗沛霖所不具備的。苗沛霖在窮急，窮怕的時候，挺身而出追求榮華富貴，這在弱肉強食的年代裡本無不可。他的悲劇只在於發達以後，仍無限制地以膨脹個人私慾，做起了家天下的王者之夢。

貪婪，狂妄一旦和短見摻在一起，毀滅和失敗就是他必然的歸宿了。

艷羨權貴，仇視社會

中國清朝的私塾教育，是製造官員的教育，而不是富國利民的教育，涉足其中的人，一旦做不了官，就什麼都做不了，也不願再做了！

讀書讓苗沛霖擺脫了知識上的蒙昧，精神上的荒蕪，並沒有改變現實生活的貧困和凄涼。書本和學識開闊了苗沛霖的眼界，提高了他認知世界的能力，也讓他像許多下層知識分子一樣背上一個終生難釋的夢魘。他更加強烈地感受到現實生活的苦澀和艱難，產生出更多人生無所依憑的卑微與絕望。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因知識的增加，自信的提高，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令人難以忍受。失意多生怨憤，得志不免輕狂。當眼前的一切無望通過科舉進一步改變的時候，無法排泄的精神痛苦便在苗沛霖心底淤積，發酵，並揮發出許多敵視和仇恨的氣息。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讓他深惡痛絕，感知經歷的一切都成了他牢騷抱怨的對象。

傳統的儒學教育使苗沛霖蔑視僭越成規，故其將反抗滿清統治的太平天囯運動，視為仇讎；同時凄楚的生活境遇，又令他極端不滿清王朝的腐朽與沒落。他在一幅楹聯中對二者都做了入骨三分的詈罵：

什麼天主教，敢稱天父天兄，喪天倫，滅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攪得天昏，何時伸天討天威，天才有眼；

這些地方官，儘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憐福地名區鬧成地獄，到處抽地丁地稅，地也無皮。

自感懷才不遇的苗沛霖反思自己的人生經歷，查找自己落魄的原因，最終把它歸結為詩書對自己的耽誤。他以詩明志，借文消愁地在《秋霄獨坐》中寫道：

手披殘卷對青燈，獨坐搴帷數列星；

六幅屏開秋黯黯，一堂蟲鳴夜冥冥。

杜鵑啼血霜華白，魑魅窺人燈火青；

我自橫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誤窮經。

這裡姑且不說苗沛霖詩文水平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譚嗣同《獄中題壁》中最豪邁，最感人的一句詩，竟有半句是原封不動從苗沛霖那裡借來的。苗沛霖畢竟比譚嗣同早出生差不多五十年。但是兩人後半句反映出的思想境界卻有著天壤之別！細細比較很耐人尋味。

苗沛霖窮急了，也窮怕了。他橫刀向天，抗擊命運的安排，不過為了一己之私利，一家之富貴。生活中多點磨難固然是件好事，但苦難有時也會造就出一些不良的人格缺陷。苗沛霖太渴望擺脫窮困與窘迫了。在他看來，是否有助於自己追求榮華，能不能幫他實現富貴夢，才是衡量一切的價值標準！

譚嗣同「去留肝膽兩崑崙」的偉岸境界，則是在另一種環境中養就的。譚嗣同出身顯宦，衣食無憂。其父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青年時，譚嗣同因門閥和學識雙出眾，就與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陳三立，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起*，並稱「晚清四公子」。在譚嗣同看來讀書是提升自己能力的途徑，科舉是實現政治抱負的橋樑。所以，他萬難吟出苗沛霖「此生休再誤窮經」的感慨。政治上，譚嗣同變法前已是江蘇候補知府，他所以橫刀向天，要實現的是民族崛起，國家富強。變法失敗後，譚嗣同毅然放棄出逃機會，甘願做中國近代變革中的公孫杵臼，用鮮血來明證自己力主變革的無私和決心。

苦難固可磨練人的意志，但也易造就困苦者人格的缺欠。優越環境雖易消弭人的鬥志，但也使生活其中的人養就平和的心態，剔除不必要的偏執和仇怨。苗沛霖和譚嗣同，一個為了攫取榮華富貴不擇手段，一個為了理想信念拋棄既有的優越，正是這種人生境遇的差異導演出兩幕完全不同的人生劇。一個人如果能夠視官爵如草芥，看金錢如糞土，為理想而勇於放棄，他一定是一個堅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

禍國害友，自掘墳墓

鼠目寸光者一旦熱衷於投機，災難離他就不會很遠了。苗沛霖不懂政治，卻熱衷於玩權弄勢。

從一介潦倒書生轉瞬成為手握重兵的割據勢力之後，隨著這種發達膨脹的不只是他的實力，更有他無節制的個人野心。他把清王朝地衰落看成了滅亡，錯誤估計形勢，過早地預言了清朝的終結。於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無原則的政治流氓開始了他短暫卻五彩繽紛的政治投機。

1861年2 月，苗沛霖開始了他第一次公開反清活動。同月他派部將王金魁赴六安，與宿敵張樂行，龔樹德捻軍達成諒解。之後又遣朱鑫，陸長華赴廬州與陳玉成部聯絡。並向太平天囯表示願意「蓄髮」歸順，受印信。天平天囯遂封苗沛霖為「奏王」，並派余安定統兵七百至苗家老寨，與苗沛霖商議共同反清。6月被困壽州城中的安徽巡撫翁同書將與苗沛霖有隙的徐立壯處死，將孫家泰監禁。苗沛霖沒了出兵借口，暫時罷兵撤圍。翁同書上湊朝廷為其開脫，清廷賣個順水人情，責令苗沛霖「帶團立功」。

月後苗沛霖又以還有其他清軍將領參與了「壽州擅殺案」為由重新圍攻壽州。並於十月底攻破壽州城，俘獲翁同書等大吏。次年1月，苗沛霖匯合張樂行部捻軍，馬融和部太平軍聯合進攻潁州。將安徽巡撫賈臻困在城中。從而掀起苗沛霖的第二次抗清高潮。但苗沛霖並不是真心的要和農民軍聯合抗清。他是要在跳槽之中，以求自得，更求壯大。3月清軍雲集皖北，苗沛霖看到進攻潁州無望，又轉向投靠勝保，要求反正。勝保上奏朝廷為其開脫，同時苗沛霖命令部隊「剃髮」以明反正之心，並暗中向潁上集結，準備從背後攻擊天捻聯軍。4月苗沛霖會同勝保的部隊，與賈臻的守軍里外夾擊，大敗天捻聯軍，解了潁州之圍。張樂行敗走潁上，被苗沛霖包圍，靠部將拚死突圍才歸回雉河集。張樂行被圍而又走，讓清廷大為惱火，指責苗沛霖剿滅不力，暗中通敵。

為平息清廷不滿，苗沛霖把主意打在陳玉成身上。他遣心腹部將扮成乞丐前往廬州，將苗沛霖的親筆密信藏在打通的竹竿內。信中苗沛霖對陳玉成極盡恭維之辭，並信誓旦旦地承諾，英王如能到壽州，他將組織四旗人馬，120萬之眾，配合英王奪取汴京。陳玉成雖知苗沛霖已經倒戈，反向而為之，竟把希望寄託於苗的反覆無常之上，希望自己能讓他重新回頭。突圍後，陳玉成拒絕部將忠告，執意率部北上，與苗沛霖會合。如史實所呈現的那樣，一到壽州，陳玉成，及導王陳仕榮，從王陳德漋，天義陳聚成，陳安成，梁顯新等太平軍重要將領就被苗沛霖捕獲。英王怒罵苗沛霖：「爾權真是無賴小人！牆頭一根草，風吹兩面倒；龍勝幫龍，虎勝幫虎，將來連一賊名也落不著。」年僅26歲的太平天囯英王陳玉成慷慨就義。

隨著太平天囯運動，和捻軍運動被扼殺，苗沛霖日感末日臨近。走投無路的他只能舉兵反清。然其失敗已是註定。助敵滅友，無異於強敵削己。友軍不存之時，敵人還是敵人，卻因為保存了應耗的實力，而變得強大許多。12月苗沛霖戰死蒙城，橫行淮北十多年的苗家軍瞬間土崩瓦解，灰飛煙滅。

綜其苗沛霖的一生，用八個字來概括應該是準確的：心比天高，目比寸短！

陰謀，只能是陰暗處的密謀。陰謀和權術，永遠不可能代替實力來決定角斗的勝負。因為，陰謀只能解決戰略問題，而不能代替戰術，更不可能代替戰鬥。最後總決定鬥爭成敗的還是力量，而不是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