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美國拘禁國內10萬日裔，有必要嗎？

圖註：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到訪的日本首相安倍共同參觀了珍珠港亞利桑那號紀念館，並一同向死者獻花

文 | 楊津濤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到訪夏威夷，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一起參觀了珍珠港亞利桑那號紀念館，並向死者獻花。隨後，安倍對珍珠港事件中陣亡的美軍士兵和其他二戰遇難者表示「衷心和永久的哀悼」。美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拘禁國內12萬日裔人士的歷史，也被很多媒體再度翻出來評述，且視為美國戰時一項不人道的「罪行」。

其實，二戰期間，日本同樣在中國建有集中營，關押美、英等盟國僑民，其手段更為惡劣；國民政府亦頒行《敵國人民處理條例》等多項法律，管制國內日、德、意等國敵僑（即敵國的僑民）。

戰時拘禁本國敵僑，符合國際法，且是防範間諜的必要措施

1、近代以來，各國在戰時多有拘禁敵僑的行為，現在已得到日內瓦公約規範

近代以來，在戰爭時期，驅逐或拘禁國內敵僑，是一種通行做法，如1789年美國頒布的《敵僑法》，即授予總統驅逐及管束敵僑的權力。「一戰」期間，英國曾要求德僑在7日內退出國境，逾期未出鏡的成年男子即被統一拘禁；法國則禁止17-55歲男性德僑離境，將他們收容在指定地區。二戰爆發後，國際紅十字會提議，各國依照1929年簽訂的《戰時俘虜待遇公約》各項規定，保護國內敵僑，得到廣泛響應。

1949年，各國締結了旨在保護平民的《日內瓦第四公約》，正式規定了戰時敵僑的地位及權利。按照公約，戰爭開始後，參戰國國內敵僑有權攜帶財物離境，不願離境的敵僑依舊享有和平時期的各項權利。但在對本國安全有絕對需要時，可將敵僑拘禁或安置於指定地點。可見時至今日，在特殊情況下拘押敵僑，仍為國際法所允許。

2、美國政府對日裔的懷疑事出有因，乃是為保證國家利益而做出的決定

美國管制日裔事出有因。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第二天，《洛杉磯時報》即在社論中稱日裔聚居的加州是危險地區，「一切機警而目光敏銳的公民應同軍事當局合作，共同對付間諜、顛覆者等第五縱隊分子」。其實美國軍方對日裔的懷疑由來已久。因日裔大都聚居在夏威夷及美國西海岸，以至美方一度猜想日本政府可能希望通過日裔控制夏威夷，懷疑日裔落戶在西海岸海軍基地附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意在戰時協助日軍。

在管制國內日裔的同時，美國還幫助南美國家驅逐日裔人士。1940年後，秘魯盛傳諸如「日本人走私武器」「日本人的花店裡藏著8000挺機槍」之類的消息，秘魯官方甚至向美國提供情報說，1942年初，日本人嘗試收買秘魯士兵，從事間諜活動。被這些信息誤導後，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向羅斯福彙報，「有可靠情報顯示，秘魯的日裔將襲擊……戰略據點，從而破壞美國正在那裡建造的重要基地」。戰時狀態下，這些情報引起美國政府的重視。為防患於未然，美國加大了對日裔人士的管控。

3、國民政府也在戰時對日僑、德僑、意僑進行監控

戰時國民政府對敵僑的管制尤為必要。日本人同中國人外貌極為相似，極易充當間諜。1938年6月，廣東省一名新兵被發現舉止異常，後經調查，發現這名新兵乃是日本間諜，通過假冒壯丁，混入軍中服役，尋機竊取軍事情報。此後，國民政府制定《關於鑒別日本人方法的訓令》，稱日本人「軀體上截長而下截短」「不能發出中國國語之『兩』字」等。

德國、義大利僑民亦被國民政府特殊監控，防止他們從事間諜活動。如1944-1946年，昆明市警察局立案16起，對境內一些德籍職員、傳教士進行明察暗訪，一一排除他們的間諜嫌疑，對防止軍事情報泄露，起到一定作用。

圖註：重慶的美國大使館遺址

同為對待敵僑，日本採取的手段，比美國惡劣得多

1、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曾拘禁10萬日裔，但至1942年10月，已開始改變拘禁政策

日本偷襲珍珠港前，美國已經在為戰爭做準備。1936年，按照羅斯福的指示，FBI開始編寫危險人員名單，其中包括相當多的外僑；1940年，國會通過《國家外僑登記法》，要求所有外國公民登記指紋，不允許持有火器、炸藥及無線傳輸裝置；日裔組織則按危險程度分為ABC三類。因有此類準備，戰爭爆發後，美國即刻啟動戰時機制，珍珠港事件當天即拘押了幾千名外國公民，其中737名為日裔。至1942年1月，FBI共逮捕日裔5534人、德裔4769人、意裔2262人。此時被捕的日裔主要是一些組織的領導者及日語學校教師等。

在軍法及公眾輿論壓力下，羅斯福在1942年2月簽署9066號行政命令，使所有具日本血統的外僑及美國公民都必須在戰時需要的名義下，遷離美國西海岸。隨後10萬日裔人被遷移到各州的重新安置中心，這些地方條件很差，「就像關著指控的罪犯，並用鐵絲網隔開，他們（日裔）湧進了僅保證最低安全的監獄一樣瀕危的木結構的兵營，而且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屋子，那裡除了窄床和燈泡外沒有任何傢具，還得吃惡劣的食品，享受不充足的醫療條件和學校教育」。這給日裔僑民、公民留下很大心理創傷。

至1942年10月，美軍已在太平洋戰場上奪回主動權，日軍登陸西海岸的可能不復存在，同時美國政府也意識到，繼續拘禁日裔人士，剝奪他們的自由，並不妥當。遂開始逐步允許一些日裔人士離開重置中心，去工作、上學，乃至參軍。戰爭中，約有1.8萬日裔美國人蔘軍，他們獲得了3600枚紫心獎章、810枚青銅星獎章、342枚銀星獎章等。

圖註：美國的重置中心裡，日裔人士在領取食物

2、日本在中國也建有敵僑集中營，關押並殘酷對待英美人士

戰爭中，日本也拘禁美英等國敵僑。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上海租界，宣布美國、英國、荷蘭、比利時等16個國家的公民為敵僑，年滿13歲者需佩戴紅色臂章，上寫字母代表國籍，不許進入電影院、舞廳等娛樂場所。當時上海有美國人1369人、英國人5865人。1943年1月，日軍在上海設立8個集中營，拘禁了約5258名敵僑。

在戰爭最激烈時，日軍曾將一些老幼多病的敵僑遷移至楊樹浦（集中了日軍主要的軍事及工業設施），以阻止美軍對那裡進行轟炸。美國對此提出抗議，指日本政府違背遵守《戰時俘虜待遇公約》的承諾，不僅使「關押人員受到了殘酷待遇」，還被置於危險境地。這種做法，相對於美國，顯然要惡劣得多。

滯留中國北方的盟國僑民被日軍拘禁在濰坊的樂道院中，先後關押過約1600人。濰坊集中營制定有嚴厲規則，如紐西蘭人畢大衛回憶，「無論颳風下雨，不管你是否有病，必須準時排隊點名，還要用日本話高聲向站在隊伍前面的日本看守報數，聲音小了，就要被罵，還得重來」。至於飲食，1943年集中營設立初期，還能吃上綠豆飯、麵包等，滿足需求，但到1944年日軍陷入困境後，飲食供給已成問題，被關押的外僑只有含泥沙等雜質的發霉高粱面可吃了。1945年，美軍攻佔樂道院，解救了這些外僑。

美、日之間還曾互換敵僑，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美國政府通過瑞士提議：「日本政府是否願意在原則上，交換日本領事官員和外交官，以及被封鎖在美國的日本重要人士，由此來換回美國領事官員和外交官，以及在日本、中國被封鎖的美國公民。」美國估計，被日本拘禁的美國人約有6000名，雙方通過1942-1943年的兩次交換，使2700名美國人、300名美洲其他國家人和3000名日本人各自回國。這些被換回日本的人中，有一部分來自重置中心，他們宣稱自己效忠日本。

美國已向日裔道歉、賠償；這些日裔在戰後加速融入了美國社會

對於美國撤離日裔人士，將他們隔離起來的做法，當時即引起很多反對的聲音。在最高法院以6:3確認以上做法在軍事上是必要之舉時，持反對意見的大法官仍明確抗議，認為拘禁日裔美國人的行為是對憲法權利的侵犯，且帶有種族主義的醜惡污點。1948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日本人重新安置索賠法》，開始修正戰時特殊政策。

1976年，福特總統發布文告，為當年的日裔平反，稱「那時的撤離是錯誤的，美國日裔那時和現在都是忠誠的美國公民」。1983年，一項調查報告指出，「9066號行政命令的頒布並非出於正面的軍事需求，且此後的各項決定也費受迫於軍事條件，造就這些決定的明顯的歷史原因是種族歧視、戰爭的狂熱和政治領袖的失誤。」至1988年，里根總統簽署法案，為仍在世的曾被拘禁者提供12.5億美元賠償。

戰時的拘禁政策，讓日裔損失了財產，且受到身體和心理的創傷，但也並非毫無積極作用。一方面，戰前這些日裔與美國社會仍存在很大的隔膜，這也是美國政府對他們難以放心的一個重要原因，大多數日裔在拘禁過程中證明了自己對美國的忠誠，逐漸打消了美國社會對他們身份的疑慮；另一方面，撤離和拘禁過程中，很多日裔家庭切斷了和日本的聯繫，在重置中心裡的日本孩子，接受的是完全的美式教育，加速了這一群體融入美國社會的進程。時至今日，日裔已成為美國公認的「模範少數族裔」。

圖註：濰坊集中營遺址

注釋

胡永齡：《戰時國際公法》，中華書局1947年，第84、87頁；宋青青：《二戰期間的美國日拘留營研究》，鄭州大學2012年；王慶敏：《二戰期間的美國Nisei研究》，華東師範大學2008年；胡新蘇：《二戰期間秘魯對日裔驅逐事件研究》，福建師範大學2014年；陳童：《抗戰時期重慶外籍人員研究》，重慶師範大學2015年；歐陽雲漢：《民國時期昆明市外籍人員管理研究》，雲南大學2013年；溫榮剛、張勁松：《美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對日裔美國人的特殊管制》，《日本研究》2003年第4期；熊月之：《上海盟國僑民集中營述論》，《上海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闞景奎等：《濰縣樂道院集中營概述》，《民國檔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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