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軍國主義還可怕，安倍帶著日本加速滑向危險方向！但必自取滅亡

董 栓 柱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著名歷史學者喬治·莫斯在分析法西斯主義時把它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是群體至上，宣揚種族優越論；二是鼓吹戰爭，崇尚暴力；第三是貶抑理智，推行盲目崇拜；第四是激發仇恨，煽動民粹激情。「安倍主義」為達到否定二戰結果、擺脫戰後體制束縛、走再武裝化道路的目的，其操作手法帶有明顯的納粹痕迹。

（1）

「日爾曼民族至上」思想成為德國納粹興起的土壤，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成為助長「安倍主義」的溫床。

一戰後，德國非理性的民族主義不斷上揚，「日爾曼民族優越」的觀念瘋狂滋長。納粹主義者把「日爾曼民族至上」和「國家至上」的觀點推向極端。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雅利安人，即當代的日爾曼人，是上蒼賦予「主宰權力」的種族，是地球上「最優秀的人種」，必然成為「世界的盟主」，「必為萬國所擁護。」在竭力宣揚種族優秀論的同時，鼓吹「優等民族」有權奴役甚至消滅「劣等民族」。

「大和民族優越論」是日本右翼勢力的一貫主張，是美化侵略、否定戰爭罪行思想根源。基於等級觀念作祟，日本右翼勢力一方面漠視當年發動軍國主義戰爭給他國人民造成的沉重傷害，另一方面卻為發動侵略戰爭的軍國主義戰犯樹碑立傳，甚至供奉到靖國神社。1994年還悄然在國內建立「昭和殉難者法務死追悼碑」，企圖顛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安倍公然聲稱，「為了今天日本的和平與繁榮，昭和的殉難者不惜賭上靈魂。在此，要向他們獻上至誠的哀悼之意。」他在美國作公開演講時曾口出狂言：「如果大家想把我叫做右翼的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吧」。

（2）

德國對拓展國家「生存空間」的強烈渴望被納粹集團挑起煽動，日本民眾根深蒂固的「生存危機」意識被安倍集團操縱利用。

一戰結束後，德國受到了極為嚴厲的處置，國家生存和發展空間受到極大的擠壓，對「拓展生存空間」的渴望達到了高潮。納粹主義抓住了當時德國民眾的敏感神經，以「為優秀的日爾曼民族開拓生存空間」作為號召，獲取民眾的支持，鼓動戰爭。納粹分子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世界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叢林，各民族必須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求勝，力主以戰爭為手段奪取生存空間，實行對外侵略擴張，建立世界霸權。

日本也是一個生存危機意識嚴重的國家，日本人總說自己國土狹小，環境惡劣，資源匱乏，災害橫行。日本軍國主義學者北一輝鼓吹說，日本如果領有了南、北滿洲，再加上黑龍江及沿海地區，「朝鮮及日本海就能有泰山之安」。但這僅僅是最低目標，他還為日本構划了更為宏遠的藍圖， 那就是建立一個「橫跨南北的大日本，使後世史家嘆賞這是黃人羅馬帝國」。戰後日本總結對華戰爭原因時承認：日本同中國大陸有著民族生存所不可缺少的聯繫，「日本為了生存，必須從大陸取得大部分的糧食、 燃料及工業資源等。國家的生存之道有待於自己開闢。」

日本右翼勢力之所以極力否認《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因為《公告》以及《宣言》明確指出，日本必須放棄自甲午戰爭以來，歷次侵略戰爭所掠奪的領土，這是對「生存空間」充滿狂熱的日本右翼最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安倍政府在做出修改憲法解釋以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定案時提出，「如果在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或者與日本關係密切國家遭到武力攻擊，威脅到日本的存亡，從根本上對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構成明確危險等情況下，允許必要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無論措詞上如何掩飾，本質上就是利用日本民眾根深蒂固的危機意識把日本重新綁上了戰車。

（3）

大蕭條時期德國遭遇的社會困境成為納粹上台的鋪路石，日本歷經長期的經濟低迷政局混亂引發的社會困境成為安倍逞強鬥狠的催化劑。

德國納粹的上台與一戰後德國面臨的經濟困境進而引發的社會困境密切相關。三十年代的大蕭條，對德國衝擊巨大，工業生產和進出口貿易一落千丈，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失業人數高達800萬，大量銀行倒閉，經濟陷入崩潰的境地。納粹勢力藉機通過煽動、遊行、集會來拉攏民眾，迅速壯大，通過欺騙性的宣傳鼓動逐步贏得德國社會各階層的信任。希特勒上台後通過一些短期的刺激性經濟政策促進了經濟的復甦和增長並擴大了就業，緩和了社會矛盾。當納粹政府再配以大規模欺騙性的宣傳之後，包括大部分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都相信希特勒能拯救日爾曼民族於水火。

歷史證明，他們選擇了一個魔鬼！

類似的情景正在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上演。隨著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在東亞地緣經濟格局中領頭羊的地位已經不復存在。日本迫切希望找回推動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以提振民族精神。「安倍經濟學」短期內產生了一定的效應，安倍的民意支持率也迅速攀升到高位，這讓安倍產生了一種錯覺，把民眾對經濟好轉的期盼等同於對其強硬外交與政治右傾的認同，因此，在對外政策上變得更加激進和富於攻擊性。在右翼勢力的不斷打壓下，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受到極大壓制，呈現出重走20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導致社會整體右傾進而對外輸出麻煩的老路之勢。

（4）

德國納粹利用民眾一戰後對德國懲處的不滿鼓動復仇情緒，安倍以「正常國家」為號召謀求走向再武裝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不僅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8的領土，1/10的人口，還被強迫支付給英法等戰勝國巨額戰爭賠款。戰敗的德國遭受的凌辱和宰割，使德國人民產生一種仇視戰勝國的情緒，這種情緒被納粹勢力煽動和利用，成為納粹勢力不斷壯大的社會基礎。希特勒在國會演說中說：「我曾致力於一頁一頁地撕毀長達448頁的條約。」鼓吹要「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麵包。」 納粹勢力極力煽動復仇主義與激進民族主義，最終把德意志民族綁上納粹戰車，釀成世界禍害。

安倍同樣極力反對戰後國際社會為懲罰日本軍國主義而制定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秩序的約束，不斷煽動民族主義，挑戰戰後國際秩序。他多次質疑遠東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的合法性，稱遠東軍事法庭對戰爭做出的結論，不是由日本人自己而是「依據所謂的盟國以戰勝國地位單方面判斷裁定的罪名」，按照日本國內的法律，「這些人不是戰犯」。甚至荒謬地提出「侵略定義未定論」，胡說「不能將日本戰時佔領亞洲其他國家的行為視為侵略。」

安倍把修改「和平憲法」作為他的「畢生事業」和「歷史使命」，通過修改憲法解釋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其目的不僅僅在於把日本變成「正常國家化」，而是要重建日本歷史上擁有的「政治大國」「軍事大國」地位。從量變到質變，一個擁有先進軍事設備又擺脫了和平憲法束縛的日本，在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後已經走到了改變戰後和平發展道路的臨界點。

正如日本《朝日新聞》的社論曾指出的：「『積極和平主義』的提法就是要擺脫憲法第九條的束縛，擴大軍事作用，說穿了就是要將戰後的和平主義定位為『消極的』，而加以拋棄。這也是安倍首相為解釋性修憲『鋪路搭橋』，以便行使集體自衛權。……屆時，戰後的和平主義將轟然崩潰。」

一戰後，德國被解除了武裝並做出了許多限制性的安排，但這並沒有阻止德國走向擴軍備戰的道路，也沒能阻止納粹德國對弱小國家和民族的吞併與欺凌，這種情形的出現既是納粹勢力操縱的結果，也是國際社會綏靖政策造成的惡果。

歷史證明，對惡的縱容，就是對善良的最大傷害。英國學者迪克﹒吉里爾指出，民族主義的高漲和激發起來的民族仇恨通過「累積激進化」的過程應就會導致納粹主義。如果只認為德國納粹的歷史和希特勒的崛起是「德國人的某些獨特性，那是十分危險的。」這無疑在警示我們，要高度警惕「安倍主義」滑向納粹主義。

玩火者，必自焚。拒絕吸取歷史教訓的日本，已經走到了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孫子兵法》指出，「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戰後成長起來的安倍等日本右翼政客顯然對戰爭缺少足夠的敬畏，只懷著對錯誤歷史認知的偏執，一味向著再武裝化日本的道路上狂奔，這種情形，無異於「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朝一日必將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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