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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域風俗:阿拉伯語通譯回憶錄中的鄭和下西洋

寶船之約


公元1413年,一支明朝的中國艦隊從帝都南京的船塢浩浩蕩蕩出發了——其中大約有五十七艘船,有些船甚至超過兩百尺長。最大的幾艘船由於船上所載的大量中國貨物,以及它們通過貿易和朝貢而從遠方帶回來的稀奇珍寶,而被人們稱為「寶船」。在這支艦隊里,有幾艘船載著一支超過兩萬名兵丁組成的軍隊,有運馬的船,還有僅載運飲水的船。經過一年以上的準備,這支艦隊緩緩地沿揚子江東行了四百里路,抵達黃海。而指揮這支船隊的,正是皇帝的親信、位高權重的宮廷宦官——鄭和。


艦隊從南京出發時,馬歡也在船上,他是「以通譯番書,亦被使末」而被招募來的。馬歡是穆斯林,會講也會讀阿拉伯文,當年三十二歲。

他出生於紹興——杭州南部的一座城市,而杭州則是當時主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大約位於南京的船塢南邊150英里。馬歡既非貴族,亦非廷臣,只是個普通人,大概是個人微言輕的小官吧。他謙稱自己是個「山樵」。馬歡未來有超過兩年的時間得遠離故鄉與家人,船上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僅存的兩份談明帝國的這幾艘船與其航行的第一手記錄里,其中一份正是馬歡的回憶錄,這也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馬歡身處的時代,中國的商品早已在整個東南亞與印度洋流通了好幾百年的時間。10世紀的印坦沉船上,大部分的船貨就是由中國貨所組成。但中國船隻卻從未涉險前往馬來半島以西的地方。即使到了13世紀,猶太香料商人亞伯拉罕?本?易尤定居印度馬拉巴爾海岸的二十年間,也未曾記錄過有中國的船隻來到。


13世紀晚期,事情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公元1279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之孫領導下征服了全中國。關於蒙古人接受了多少漢地習俗,以及蒙古人帶給中國多大的影響,學者們至今仍在熱議。蒙古的征服行動確實結束了中國南北所有的分裂。蒙古人派了遠征軍深入東南亞內地。他們還派了一支使團前往爪哇島,但使團出人意料地功虧一簣,在爪哇留下了一大群進退維谷的漢人,最後為當地帶來軍事與造船技術兩者的蓬勃發展。在中國,蒙古人對貿易採取放任態度,這或許有助於私人貿易商免受政府的控制與稅收。到了14世紀頭幾十年,龐大的中國貿易船隊已經敲開了東南亞貿易的邊界,西航至印度。


大約在公元1330年,伊本?巴圖塔曾親眼看過一支有十三艘船,而且完全由私人出資的船隊。船隊停泊在馬拉巴爾的卡利卡特港,在那裡待了幾個月,接著一道離開前往中國。船上的大貿易商都知道自己需要哪種香料,也載來特定商品作為交易之用。伊本?巴圖塔對此留有深刻印象。

這些大船從十二面帆到三帆的都有,帆則是用竹條編成,就像竹席一樣。船帆從來都不收,而是根據風向轉動;至於下錨時,就讓船帆隨風飛揚。船員編製有一千人,其中水手有六百人,還有四百人帶著武裝,有弓箭手、持盾牌與強弩的人,還有丟石腦油的人。每艘大船都有三艘小船隨行……


伊本?巴圖塔上了其中一艘來做貿易的大船,想訂前往中國的船位;他發現,除了帆以外,這些船還有大槳能提供動力,每支槳都需要十五個槳手才劃得動。船有四層甲板,還設有私人船艙,供最重要的幾個商人使用——他們還帶著妻子和小妾。船主人的代理人同樣也在船上,帶著滿滿的隨員,裡面還有非裔奴隸。到了14世紀70年代,也就是伊本?巴圖塔那段經歷後的半個世紀,新起的明王朝從成吉思汗傳人的手上奪得了中國;經歷了二十年的鎖國後,中國發展出對南洋貿易的興趣。15世紀初期,明王朝的國庫與軍力到達巔峰。皇帝下令在北京新建佔地近一千一百畝、有城牆包圍的宮殿建築群—紫禁城。明朝皇帝靠著外交與戰爭雙管齊下,將中國勢力往西沿商隊路線擴展,更設立烽候與衛所來保衛新領土。西邊進擊至新疆,南向則深入今天的越南。手下的官員也徵用民夫,修復與重建好幾大段的長城。皇帝還派遣使節前往中亞與中東地區諸多國家,同時也接待來自這些地方的使節。


中國船隊的規模與活動的範圍,就在這種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中益發擴大。明朝永樂皇帝親自參與規劃這支艦隊,並指派他手下一位最重要的宦官擔任指揮官。人們打算通過這支大艦隊,在整個東南亞、斯里蘭卡、印度沿岸、中東南方海岸,以及東非海岸樹立貿易與外交上的主導權。


幾年後,回到中國的馬歡寫了一首詩,以捕捉這趟遠航的神韻:


皇華使者承天敕,宣布綸音往夷域。


異域風俗:阿拉伯語通譯回憶錄中的鄭和下西洋


15世紀初,鄭和在一次下西洋時,將一頭長頸鹿從非洲帶到了北京。



航程見聞


馬歡參加了第四次下西洋(公元1413年至1415年),從中國出發,先往南再往西,進入印度洋。這一次的遠航就跟之前的帝國艦隊一樣在秋天出發,為的則是利用盛行的南亞季風。船隊沿中國海岸往西南航行了十天,抵達今日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國。打從出發起,馬歡便仔細記錄他所見到的服裝、風俗與生活。他稱越南中部的占城國王「崇信釋教」,頭戴「金鈒三山玲瓏花冠」。占城王與頭目們穿著長衣,用當地生產的色絲手巾來圍住自己的雙腳。國王禁止其他人穿戴白衣,也不許誰家的門檐超過規定的高度。馬歡還注意到頭目戴的頭飾是以金彩裝飾,能分品級高低。他也從自己第一次和占城的接觸中,發現貴族住得都不錯。「王居屋宇高大,上蓋細長小瓦,四邊牆垣用磚灰妝砌甚潔。」

馬歡接著寫天氣,「氣候暖熱,無霜雪,如四五月之時,草木常青」,然後轉而描寫有實際效用的花草樹木:


山產烏木、伽藍香(一種上等香料)、觀音竹、降真香。烏木甚潤黑,絕勝他國出者。伽藍香惟此國一大山出產,天下再無出處。其價甚貴,以(相等重量的)銀對換。


他還列了幾種占城人可能會喜歡的貿易商品:「中國青磁碟碗等品,擰絲綾絹燒珠等物,甚愛之。」


馬歡為了讓他的讀者能夠了解異邦,於是用家鄉隨處可見的東西來比擬當地的食物與家畜:

其馬低小如驢,水牛黃牛豬羊俱有,鵝鴨稀少……其雄雞紅冠白耳,細腰高尾,人拿手中亦啼,甚可愛也。


無論是在占城,還是在接下來的幾個口岸,馬歡都會尋訪平民百姓,描述他們的風俗。如當地人成親後,「其男家父母及諸親友以鼓樂迎娶夫婦回家,則置酒作樂」。他發現占城的刑罰很重,「國刑罪輕者以藤條杖脊,重者截鼻」。馬歡還寫到占城當地沒有紙張。人們用捶打過的樹皮或羊皮來記賬、寫字。船隊後來就從占城往南航行,前往海上貿易向來頻繁的爪哇。


馬歡在爪哇時同樣記錄了馬的種類、國王與宮廷中的穿著,以及貿易的可能性。他曾經讀過之前漢人的遊記,知道會遭遇些什麼,像是「其天時氣候地理人物……人物之丑美,壤俗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疆域之制」。


馬歡對細節與差異十分敏感,這也讓他的記述有別於走馬看花的遊記。即便過了五個世紀,他的觀察仍然鮮活有趣:


房屋如樓起造,高每三四丈,即布以板,鋪細藤簟,或花草席,人於其上盤膝而坐。屋上用硬木板為瓦,破縫而蓋。


他注意到爪哇王和貴族們與占城王不同,他們身無衣袍,腰部以下圍著絲嵌手巾。從國王以下的所有男子都在這種服裝的腰帶上別著一把短刀。


而馬歡頭一遭找到海外華人居住社群,就是在爪哇島岸邊。「杜板……地名也。此處約千餘家,以二頭目為主,其間多有中國廣東及漳州人流居此地。」


到了15世紀初,也就是馬歡身處的時代,福建與爪哇間的貿易聯繫已經有好幾個世紀了。10世紀的印坦沉船中找到的大多數中國貨,都是於福建省生產。漢人移民或許就是跟著福建與爪哇長久以來密切的貿易聯繫而到來。馬歡和船隊很快就來到了爪哇海岸一處由海外華人建立、經營的口岸。當地憑藉著從馬魯古群島(Molucca Islands)東來的香料,以及來自帝汶島的檀香而繁榮。


原系沙灘之地,蓋因中國之人來此創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廣東人也,約有千餘家。各處番人多到此處買賣,其金子諸般寶石一應番貨多有賣者,民甚殷富。


15世紀初的爪哇,是由一個大王國滿者伯夷(Majapahit)以及幾個小港口所統治。


中國的船隻為了跟爪哇北部沿岸的地方勢力打交道,也因此得中途停留多次。一般而言,馬歡在這些港口都會遇到三類人:穆斯林(阿拉伯人與當地改信者)、漢人,以及當地的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他一如往常,觀察著幾個港口城鎮平常的生活方式:國人坐卧無床凳,吃食無匙箸。男婦以檳榔荖葉聚蜊灰不絕口。


馬歡在爪哇看到有人用「人物鳥獸鷹蟲」的紙畫來進行表演。他感覺這些畫像「如手卷樣」。表演進行時,那人會對著聽眾展開部分捲軸,開始講故事。「眾人圜坐而聽之,或笑或哭,便如說平話一般。」捲軸畫表演遍佈於當時亞洲的大部分地區,馬歡觀察入微,近距離辨識出這種表演的常見模式。捲軸畫表演常見於孟加拉、拉賈斯坦(Rajasthan)、波斯、東南亞,還有中國。直到最近幾十年,學者才意識到這種大眾娛樂的共同特色。



異域風俗:阿拉伯語通譯回憶錄中的鄭和下西洋


馬歡的旅程圖



鄭和的船隊過去曾在蘇門答臘發生了一段故事,頗能從側面呈現帝國時期的中國與海外華人社群及海盜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14世紀的某個時候,一群漢人「全家逃於此處」,逃到蘇門答臘北部海岸的某個港口。其中有個叫陳祖義的人,「廣東人……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便劫奪財物」。到了公元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遠征隊生擒了這個漢人海盜,帶其回朝伏誅。


其他華人社群似乎與朝廷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還會派遣使團進貢,比如馬六甲有一個社群。華商也在某些島嶼上定居,與當地女子結婚,他們也多半融入了當地社會。總而言之,朝廷里普遍認為某些生活在東南亞的華人仍舊與中國有關,所以中國才會叫「中央之國」。


馬歡同樣曾在蘇門答臘發現華人貿易社群,船隊在此稍事停留之後,便沿著馬來半島東岸往北航行,前往今日的泰國海岸。當地政權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hia)與現今曼谷市所在地相當接近。除了對氣候、動植物、風俗與貿易商品的慣常敘述以外,馬歡還注意到泰國的寺院傳統與中國的相當類似:


國人為僧為尼者極多,僧尼服色與中國頗同,亦往庵觀,持齋受戒。


斯里蘭卡至今仍信奉小乘佛教。


馬歡身為穆斯林,或許不了解佛教古老而深遠的教義分歧;這些分歧主要發生在小乘與大乘之間,而馬歡記下的習俗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就在這裡。船隊從阿瑜陀耶出發,再次沿馬來半島而下,前往今日新加坡附近的馬六甲港。馬六甲約建於1375年至1400年間(只比馬歡第一次的出行早了一代人的時間),是東南亞西部地區口岸中的冉冉新星,也是印度洋與東南亞水路之間的主要轉運站。馬歡記載:馬六甲過去名義上是由泰國掌控,但當地頭目力求獨立,先前下西洋的船隊便用「雙台銀印冠帶袍服」認可了頭目的獨立地位。船隊領袖在馬六甲建碑封域,頭目隨後也赴京面聖。


但到了第四次下西洋時,馬六甲國王正對受制於中國而心懷不滿。根據馬歡所述,國王新改信了伊斯蘭教,穿著就像個阿拉伯人。他「以細白番布纏頭,身穿細花青布長衣,其樣如袍,腳穿皮鞋」。馬歡居然將國王採用這種服飾的做法,與其改信伊斯蘭的記載並列在一塊兒,這很有意思。不過在第四次下西洋時,馬六甲國王和中國的朝貢關係仍然密切。馬歡提到船隊在馬六甲多待了一段時日。船員將貢品與他們搜羅而來的貿易貨物卸下船,放進安全的營寨,等之後一行人從印度洋回來再來上貨。明帝國艦隊通常會在馬六甲分頭前進,一部分航向孟加拉,其他船隻則前往非洲或印度西海岸。公元1413年,馬歡這一部分的船隻穿過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之間,往西北航行,在兩個港口停留。小國的重要性不高,馬歡乾脆用寥寥數筆描述,「土無出產,乃小國也」。


馬來半島上開採錫礦的情景倒是吸引了馬歡的注意力。錫在15世紀時還是個重要貿易項目,重要的程度一如10世紀印坦沉船的時代。


花錫有二處山塢錫場,王令頭目主之。差人淘煎,鑄成斗樣,以為小塊輸官。


每一塊錫都有標準的重量,綁成一大把,每把有四十塊。潛水員打撈10世紀印坦沉船時找到的正是這種塊狀的錫。


蘇門答臘島之行一結束,船隊便調頭往西,經安達曼群島(Andaman Islands)前去斯里蘭卡。雖然明朝艦隊擁有超過兩萬名士兵,馬歡這邊的分艦隊可能也有為數六千人的部隊,但他從未記錄有戰鬥發生。船隊從來沒有攻擊或破壞任何口岸。無論是斯里蘭卡,還是其他中途停靠之地,船隊的目標都是威嚇當地或地區性的國家,而不是攻擊它們。但中國人仍不時動用他們的軍事力量。就在馬歡這一趟前十年,明朝艦隊襲擊了拒絕朝貢的蘇門答臘與斯里蘭卡兩地的國王。馬歡滿意地說,斯里蘭卡國王在這次的攻擊之後,便徹頭徹尾歸順了中國。國王「常差人賚寶石等物,隨同回洋寶船進貢中國」。


若要估量貢物,就得將當地的錢幣與度量衡換算成中國的標準。這在馬歡的回憶錄里是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在斯里蘭卡,國王「以金為錢,通行使用,每錢一箇,重官秤一分六厘」。船隊接著從斯里蘭卡繼續往西,繞過印度南端,往馬拉巴爾而去。


馬歡清楚地意識到這片植物茂密、滿是椰子樹的海岸,是個盛產胡椒的國度。


土無他產,只出胡椒,人多置園圃種椒為產業。每年椒熟,本處自有收椒大戶收買,置倉盛貯,待各處番商來買。


到了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時(馬歡則是第一次出洋),中國似乎已經與幾個重要港口當地的國王建立了關係。船隊的上首外交官先是致贈袍服與詔書,表示尊敬,接著雙方代表才開始談生意。國王的代表與船隊的領船大人首先驗明中國絲綢與其他貨物的成色,然後議擇某日打價。日子一到,「眾手相拿」,同意「或貴或賤,再不悔改」。城裡的商人接著把「寶石珍珠珊瑚等物」帶來。議價之事「非一日能定,快則一月,緩則二三月」。船隊隨後的所有交易,都要根據這些定好的價格進行。雖然明朝艦隊武力強大,但長達數月的談判過程,暗示了明朝不單是用命令的方式在指定價格與交易條件。


這種大規模的議價並非當時馬拉巴爾的海港的常態。商人就只是買進他們付得起的貨,價格則是由市場決定。後來在回憶錄里,馬歡也描述了卡利卡特平時的交易狀況。


各處番船到彼,國王亦差頭目並寫字人等眼同而賣,就取稅錢納官。


中國朝廷有著要長期經營的宏圖大計。鄭和在好幾個港口立了石碑,上面的聲明都表示了朝廷的意思,寫著:去中國十萬餘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風,刻石於茲,永示萬世。


像卡利卡特的扎莫林(Zamorin)這種當地國王,哪兒能夠從與中國的關係里得到什麼?可是,當一支有好幾千名明朝士兵的軍隊出現在自家港口時,他可能也沒什麼選擇。但他還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好處。明朝答應支持他對抗家族裡的對手以及外敵。只是這種承諾實際上沒什麼意義,畢竟這支艦隊每幾年才造訪一次。而明朝部隊真去捉拿東南亞當地的逆黨、讓國王重登寶座的事情,馬歡只記載過一回。


馬歡有一次抓住機會,從卡利卡特(可能是在漫長的談判期間)單獨前往麥加—或許是搭當地的船隻去的。這座聖城深深感動了他。他寫了許多我們料想得到的題材:建築、當地的瓜果蔬菜,以及貿易商品。「民風和美。無貧難之家,悉遵教規,犯法者少,誠為極樂之界。」


船隊在卡利卡特長時間停留之後,接著往西航行抵達馬爾地夫群島。前面說馬拉巴爾是個胡椒國度,而貝殼(用來當零錢使用)以及椰子,則是馬爾地夫的兩種重要商品。其椰子外包之穰打成粗細繩索,堆積成屋,別處番船亦來收買販往別國,賣與造船等用。「其造番船,皆不用釘,只鑽其孔,皆以此索聯縛,加以木楔,然後以番瀝青塗縫。」


在馬歡的時代以前的一千多年裡,整個印度洋、孟加拉灣以及東南亞都能時常見到繩索綁制的船。回想起來,這正是前文探討的印坦沉船建造的方法。


伊本?巴圖塔曾經在馬歡此行的一百年前造訪過馬爾地夫,當時,印度西岸外海的這座群島才剛改宗伊斯蘭信仰。他痛斥當地那些光著上身的女子,結果她們還嘲笑他。但到了馬歡的時代,伊斯蘭信仰中的羞恥觀已經普及了。「婦人上穿短衣,下亦以闊布手巾圍之,又用闊大布手巾過頭遮蓋。」


明帝國艦隊從馬爾地夫起航,航向西北的亞丁與霍爾木茲(Hormuz)。12世紀時,亞丁曾經是亞伯拉罕?本?易尤資深合伙人的故鄉。3世紀後馬歡抵達當地時,亞丁仍然是個富饒且繁華的港口。「有馬步銳兵七八千,所以國勢威重,鄰邦畏之。」到了亞丁,交換貴重禮物的外交活動在前,貿易居後,一如在卡利卡特的情形。馬歡寫了幾段文字來列舉可資採買的昂貴商品與其價格,以及當地的度量衡。



異域風俗:阿拉伯語通譯回憶錄中的鄭和下西洋


亞丁 由某位葡萄牙畫家繪於16世紀50年代



霍爾木茲則是公元1413年至1414年間,第四次下西洋行程的最西端。


馬歡在那兒看到一種街頭表演,讓他目不轉睛。


(表演者)令一閑人,將巾帕重重摺疊,緊縛其猴兩眼,別令一人潛打猴頭一下,深深避之。後解其帕,令尋打頭之人,猴於千百人中徑取原人而出,甚為怪也。


船隊迅速從霍爾木茲沿原路繞過印度回到馬六甲,裝載留交當地保管的商品,然後走最短的航線返回中國南方海岸。


下西洋的終結


公元1415年,第四次下西洋的艦隊回到中國,而皇帝的宏圖大計之代價也在這時浮現了出來。除稅賦繁重外,鄉間亦有不穩跡象。不單是今天的越南以及絲路沿線這兩處邊疆出現了動亂,還要加上蒙古人帶來的新威脅。1421年時,馬歡參加了他第二次的西洋之行,等到他返國時,明帝國的問題甚至有增無減。官場中強大的士人團體正與宮中支持下西洋的宦官對壘。1422年春,一場熊熊大火殃及新落成的紫禁城中許多的建築;包括皇帝的寵妃在內,有上百人死於火場。當時一位目睹火災的波斯使者描述皇帝如何罪己:


朕躬膺天命,袛紹鴻圖,爰仿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冤濫及無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謟諛並進而忠言不入歟?或橫徵暴斂,剝削掊克,而殃及田裡歟?或賞罰不當,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徵調無方,而饋餉空之歟?或工作過度,征需繁數,而民力凋斃歟?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闒,茸罷愞貪殘恣縱而致是歟?


但在宮廷里,這場大火只是讓反對閹人與下西洋的士人聲勢更旺。


等到公元1424年老皇帝駕崩後,官僚圈控制了他年輕的兒子,也就是新皇帝。新皇帝頒布的詔書一反下西洋的政策,表明下西洋諸番國耗費金錢,於中國無益。但這份詔書並未完全終結下西洋之行。公元1431年時還有一回,馬歡也再度登船,擔任阿拉伯語通譯。


到了15世紀40年代,朝廷上下已經完全沒有擴張的論調了。皇帝下詔焚毀下西洋的所有記錄。只有少數回憶錄、幾張海圖與一張地圖幸免於難。另一份詔書則下令停止對外貿易,甚至命沿海居民遷往內陸。這種向內發展的政策與七十年前,明初數十年間的做法大抵相同,也是未來五百多年中國歷史中一再出現的論調。但貿易當然沒有中止,因為這實在太重要了。商品於是改由位於今日越南的獨立王國走私出境。


那麼,這幾支船隊與下西洋之行能夠帶來些什麼?明帝國艦隊走的是航海圖上人們最熟悉的貿易路線,中國的私人船隻早就在這條路線上往返超過一個世紀了。船隊只在最大的港口與城市停泊,完全略過路線外可能已經有人「發現」過的地方。下西洋其實融合了貿易以及今天我們所說的炮艦外交,而非探險之行。整體的行動在朝廷看來無疑是個不錯的政策,不然也不會為此拋撒大把銀子。下西洋有一項潛在利益,是讓皇帝靠著強迫沿路許多統治者接受朝貢協定,擴張勢力範圍。而且,有利可圖的貿易行動與得自藩屬國王的貢物,也很有可能讓這項事業大賺一筆。但事實證明,炮艦外交比原先估計的更花錢,效果也更不如預期,這與今天並無二致。由於歐亞草原東部的叛亂會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險,威脅到中國北方的心臟地帶,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宮廷里會有一批人主張把注意力放在叛亂上,而不是極為燒錢的大艦隊上。


不過,對馬歡來說,這兩趟旅程的意義卻與此完全不同。他就像伊本?法德蘭、伊本?巴圖塔、玄奘等許許多多的旅人,在陌生的信仰與風俗中探尋模式與結構。他分析自己的見聞與體驗,試著讓人了解這一切。整個亞洲世界對這類的作者與媒介都有持續的需求。不過,馬歡的回憶錄可不只是一份關於外交、物產與遠方奇景的報道。


若與當時其他旅行作家相比,馬歡的文字就特別在他簡單率直的觀察、對人物遭逢的尊重,而且,他還注意到外國的事情與本國其實也沒那麼不同。他拿東南亞的娛樂與中國能找到的種類相提並論,稱許多地方的人「整潔」、勤奮發展當地的生產。他們的飲食雖然不同,但饒有趣味。到了中東的港口,人們也因為馬歡是個穆斯林而接納他,尤其是在麥加——這讓他銘感五內。但馬歡與伊本?巴圖塔不同,他絕口不提伊斯蘭信仰中的教派衝突與分裂。能夠成為信徒,能夠成為從麥加延伸到中國的這個無遠弗屆的社群里的一分子,他就心滿意足了。


許多年後,馬歡一位身居高位的朋友為這部回憶錄寫了篇簡短的後序,希望在馬歡努力找官場中人贊助、將本書鋟梓時,能夠有所幫助。


後序提到馬歡事竣歸鄉里,說他這個人「恆出此以示人,使人皆得以知異域之事」。馬歡的回憶錄里充滿著他對於能夠去見識、了解中國以外的人群如何生活、嫁娶與實踐這麼多信仰,心裡有多麼感激。而他所體驗的一切也深深地改變了他,感動了他。


(本文節選自《極簡亞洲千年史》,湖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1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布,標題與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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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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