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在金銀灘潛伏17年的「王老頭」

導語：鄧小平說：「如果6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在這一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背後，是許許多多築夢人不懈的努力與無私的奉獻。因為他們的舍，才獲得了國家的得，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大國脊樑。國科大官微「大國脊樑」欄目將持續推出老一輩科學家為國為民無私奉獻的故事，本篇是大國脊樑的第六篇，歡迎閱讀。

1958

年，一支部隊剛剛從朝鮮戰場上凱旋而歸，他們卻沒有解甲歸田，而是直接開赴沙漠深處，他們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不要問幹什麼，不準問到哪裡去。

50年代末，「反西格瑪負超子」剛經問世，一位享譽世界，最有潛質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卻在這件事後突然消失了，而與此同時在中國西北出現了另一個人，名叫「王京」。

「596」，原子彈，這一切就是那位科學家可以放棄所有榮譽，只為「以身許國」的原因。

王淦昌先生

從「王淦昌」到「王京」

1960年，蘇聯撤走了全部在華專家，單方面撕毀200多項合同，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子工程。此時的王淦昌，正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與來自於各國的原子和專家利用著世界上最強大的加速器開展研究。王淦昌和他的小組發現了世界上第一個反西格瑪負超子。這個發現，足以證明當時的王淦昌想獲得諾貝爾獎只是時間的問題了。

然而這時，一個來自於中國的電話，改變了王淦昌的命運。

1961年4月3日，剛剛回國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機械工業部的一紙通知：劉傑部長約他即刻見面。在辦公室，劉傑與錢三強一同會見了王淦昌，並向他傳達了中央的重要決定：希望他參加中國的核武器研究，並要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改做他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應用性研究，最後問他是否願意改名。王淦昌毫無遲疑，當即寫下了「王京」兩個字，並擲地有聲地說：「我願以身許國。」

那時的王淦昌已經五十多歲了。

爆轟實驗的開端——「17號」工地

原子彈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從零開始，為了培養爆轟實驗的隊伍，王淦昌專門給年輕人上了一周的培訓課，從數學到物理再到實驗分析。在所有的工作都準備就緒後，他們一行人就來到了燕山山脈古長城腳下的17號工地。

一座碉堡，幾排簡易的營房，十幾頂軍用帳篷，這就是中國第一個原子彈爆轟試驗場和部件研製基地。王淦昌和陳能寬在這裡帶領著一支人員平均年齡只有20來歲的年輕的攻關隊伍，一次又一次地進行著爆轟實驗。

王淦昌（右一）指導工作

工地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但更艱苦的是科研環境。最初爆轟實驗用的炸藥和部件，全都是在帳篷里用搪瓷盆和木棍手工攪拌出來的。在帳篷中攪拌炸藥十分辛苦，因為帳篷通風不好，整個帳篷內都充斥著炸藥粉塵，古怪難聞的氣味沖鼻而入，並且攪拌者還要快速攪動。雖然工作辛苦，但年輕的小夥子們卻都幹勁十足，越是苦差事大家就越爭著去干，最後乾脆輪流攪拌。50多歲的王淦昌也要爭著干這個活，大家看著心疼，就把他推到帳篷外，但只要沒人注意，他又會回到帳篷里。

作為負責爆轟實驗全面工作的領導人，王淦昌對實驗的各個環節都要抓。從炸藥的研製，炸藥成型研究，到爆轟物理實驗，再到最後的測試工作，他都要親自指導。王淦昌從前的研究領域是實驗物理，對炸藥學、爆轟學、爆炸力學等不甚熟悉，他就只能從頭學起，學會了就到17號工地給大家講課。講課中，時常會遇到難題，他就發動大家一起討論，能者為師，會者為師。在17號工地，大家都是白天緊張工作，晚上鑽研書籍。就這樣，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一次次的實驗改進後，終於解決了炸藥質量問題。

17號工地的爆轟實驗，在王淦昌、郭永懷、陳能寬等專家的組織領導下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先後提出的「炸藥透鏡法」「真空澆注法」「泡沫法」和德國的「綜合顆粒法」等都取得了成功。經過大家的努力，突破了測試工作的技術難關，基本掌握了內爆的規律和實驗技術。

隨著17號工地爆轟實驗的成功，中國的核武器試驗也拉開了序幕。有人說，燕山腳下的隆隆炮聲，是中國核武器事業爆轟實驗的第一樂章。在離開爆轟現場那天，55歲的王淦昌拔下了幾根白頭髮，放在石縫中留作紀念。20年後，他因17號工地的爆轟實驗而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獎的一等獎。

17號工地的日子雖然艱苦，但人的心卻是輕鬆向上的。正如陳能寬曾經對王淦昌說的：「就是啃窩窩頭，也比被人家稱作二等公民好多了。」

爆轟實驗轉戰「青海金銀灘」——221廠

1963年3月後，大部分科研人員都要奔赴大西北核試驗基地。因為保密要求，王淦昌告訴妻子吳月琴，他要到西安工作一段時間，隨後，就前往了青海金銀灘。

金銀灘地處青海省海晏縣，而位於金銀灘草原中心地帶的核武器研製基地，對外稱221廠。據說，為了共和國的核事業，當年金銀灘草原的1700多戶牧民全部搬遷出去，無償地讓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

在221廠，王淦昌依然主抓爆轟實驗，也就是「冷實驗」工作。爆轟實驗分散在幾個離他住地很遠的實驗基地進行，這裡遠比當年17號工地大得多。為了隨時掌握實驗進行的情況，他便走馬燈似的穿梭在幾個實驗基地之間。每天，人們都可以看到王淦昌穿著一身統一配發的軍用大衣，腳上穿著一雙高筒靴，坐著吉普車匆匆而過。在基地，小夥子們都幽默地稱他為「王老頭」。

繁忙的工作和巨大的壓力也讓王淦昌無法時刻保持冷靜。工作時，王淦昌的「牛脾氣」是眾人皆知的。有時工作出了差錯，他便會大聲發脾氣。就連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因為實在忙不過來，想要遲一點再上交推導數據，在跟這個王院長請示的時候，心裡也是忐忑不安的。晚年王淦昌在回憶錄中寫道：「任務非常緊迫。原子彈研製，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各個環節都要嚴格把關。理論方案確定之後，生產實驗的各個方面，必須做到周恩來總理要求的『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核武器工作保密程度極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一丁點信息，而工作人員的行蹤、與何人會面也是有著特殊要求的。一次，王淦昌剛從基地回到北京，還沒顧得上喘口氣，就又接到了讓他立即返回西北基地的命令，他便不得不馬上啟程離京。後來他才知道，當時來北京的日本科學家想要見王淦昌，而他的身份是無法會見外賓的，於是周總理通知他趕快離京，返回基地，同時告訴外賓，王淦昌不在北京，無法約見。

從原子彈到氫彈，挺直大國外交的脊樑

那時候的西北核試驗基地，條件艱苦到難以想像。有限的試驗條件，有限的設備，就是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的科學家掌握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關鍵技術。王淦昌帶領他的團隊，從長城腳下到戈壁草原，一次又一次的進行爆轟試驗，摸清了原子彈的內爆規律。

1963年，陳毅問王淦昌「你那個東西什麼時候響？」

王淦昌滿有自信的回答：「再過一年。」

陳毅高興的說：「好！有了這個，我這個外交部長腰桿就硬了。」

在錢三強的提議下，我國在研製原子彈的同時，就已經開始著手氫彈的探索。在原子彈成功爆炸後，身為核武器研究院主管實驗的副院長，王淦昌又迅速地投入到了氫彈實驗中。1966年初，年近60歲的王淦昌和實驗部的同志們一起，制定了爆轟模擬實驗方案，在一次次「冷實驗」中解決了引爆設計技術中的關鍵問題。

在氫彈的研製過程中，我國遭遇了文革浩劫，幸好在周恩來的保護下，尖端科技領域還算相對平靜。但在那個特殊的時期，王淦昌也依舊無法倖免，遭受到過批鬥。儘管如此，他還是頂住壓力和委屈，始終以科研為重。氫彈原理實驗成功後，聶榮臻激動地握著王淦昌的手，而王淦昌只是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不輕鬆！」

就這樣，從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徹底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這位幾度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的科學家，在最後一次離諾獎最近的時候，還是選擇了放棄，一個老人用他生命中本該最輝煌的17年，隱姓埋名，托舉起一個國家的大國地位。

參考文章：中國科技網《王淦昌：我願以身許國》

本文轉載自《中國科學院大學》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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