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院精神的发展脉络
现今到底有多少书院？有人说七百多，有人说三千多，不知道，因为遍地开花，难以计数。这几年，是大陆国学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其主题词就是「书院」，各地、各种人都在办。
但书院的兴起与发展是有个脉络和过程的，慢慢才成为今天这个样。所以我先要简单地做些历史描述，然后再来探索现在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年来，台湾跟大陆的儒学学者在打口水仗。有人说：「大陆目前当红的是政治儒学，关心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宪政的问题。而台湾呢，过去发展虽然非常好，但比较偏重于心性儒学。」认为当代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先生他们在海外的拓展、跟世界哲学界的对话，比较强调孔孟心性之学的传统，要在已经高度现代化污染的社会，重新关注当代人回归心灵本原。这当然很有价值，但是在打开民主政治格局上，儒家却没有起太大的作用。而大陆现在更想知道的是：儒家能不能在自由主义式西方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统治型态之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出一个新的民主宪政方案。所以大陆有些儒者，说要回到康有为，重新探索儒家与当代政治关联。这在大陆和港台，就不断引起争论。
我现在要介绍的路数，则既不是心性儒学，也不是政治儒学；却又界于心性儒学跟政治儒学之间，或者说它已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这路数是什么呢？就是：让儒学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生活的脉络中去。而这个路数跟我们书院的运动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其实是条生活儒学的思想脉络。这个脉络约20世纪80年代才从台湾逐渐发展起来。
大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文革、台湾的文化复兴运动都已经结束了，两岸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大陆改革开放，台湾一样在改革，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同时两岸间开始交流，开启了一系列学术和文化上的活动。所以两岸的命运在80年代以后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分隔的历史，但之后文化脉络、社会组织、人群肌理开始慢慢融合。
当代新儒家是50年代发展起来的。张君劢、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在心性哲学上当然卓具贡献（近人常常没志气，说我们没有大师。实际上像方东美、唐先生、牟先生他们，在世界哲学家里也是第一流的）。但他们对自由、民主、宪政也有很多推动。牟宗三写过《政道与治道》，后来还专门提出一套理论去处理传统儒家如何开展出科学跟民主的问题。徐复观则在香港长期办《民主评论》，提倡自由民主。他《谈儒家传统与自由民主宪政》，更是专谈这个的。张君励则是抗战后「第一届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第一部宪法的起草人，也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最重要的奠基者。他参考德国《威玛宪法》，并根据儒家的政治观，创作了这样一部宪法，不但台湾现在仍在用，且被公认是不错的，在国际宪法学中也有其地位。
当时台湾虽然国民党一党独大，实行了党禁，但是张先生所主持的「民主社会党」还一直维持着。当时台湾只有三个党，而它却也不是花瓶，是有主张的、有意见的。他还办了个杂志叫《警世钟》，提倡民主宪政。因此他是台湾儒家跟社会主义、自由主义重新融合的一个新类型。像当时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比较温情的，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封建，也不是专制。张先生就跟他不同，对传统的政治体制及钱先生都有所批判。
换言之，新儒家本来就不只局限于心性儒学，本来就也关心儒学之社会性。而他们所开创的这个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融合对话的路数，在80年代之后，实际上又有了新的开展。
除此之外，新儒家在台湾几十年，与其他一些讲儒学的团体，他们之间共同又推动了台湾另一个儒学发展的路向。这路向是什么呢？
大陆的现代教育体制是从清末「废科举、立学堂」之后建立的。台湾则在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了日本，所以日本人直接在台湾建立了这套现代教育体制。国民政府到台湾以后，仍继续推动这个体制。可是儒者多认为现代教育体制是有问题的，不可能培养出具有传统文化人格的人物。所以他们虽然也常在大学中教书，或在研究机构里任职，但他们会花很多精神去推动民间讲学，在民间办书院。譬如钱穆先生，最大的事功就是在香港办了新亚书院。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在香港和台湾也是这样。成立讲会或基金会，在民间讲学。
台湾民间讲学第一种群体就是这些老先生，他们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理想，而跟现代教育体制有疏离感。他们希望寻找一个新的空间，向社会上去争取认同；并培养一些对文化传承有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人。
这样的人很多，不仅是新儒家。像前几年刚过世的毓鋆，一百多岁还在讲课。他原先也在大学教书，后来不教了，自己办私塾。很多大学教授、学者、年轻学子、外国人的汉学家，都在他那儿读书。大家都认为：在大学读书，只是拿个学位而已；在私塾，则跟学位没关系，真学问的养成还得在民间的书院里。后来他的弟子们还成立了夏学会，继续推动民间讲学。
在台湾另有个非常有力量的群体，就是台湾的泛宗教界。台湾的宗教因为没有受到大陆的影响，跟大陆的整体情况不一样，大陆曾经有一阶段要「消灭反动会道门」。但这些团体在台湾，都持续地发展并办学。如台湾也曾经把它认定是邪教的「一贯道」，在台湾发展了十几个分支，信徒有几百万人，解严后亦可自由传教。所谓「一贯道」就是《论语》中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它在政府压制期间还能继续传播壮大，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在各大学里面办国学班、国学讲习会，培养了很多爱读古书的传统文化的人才。
我在读淡江大学时期，另有一个教团在我们学校办社团，叫「轩辕教」，拜黄帝的。教主王寒生先生每天晚上开讲。我也在那边听了《道德经》《黄帝十大经》等。同样，拜王母娘娘的慈惠堂也在社会上开了很多讲经班。还有一个天德教。号称「空手治百病」，信条是廿字真言：「忠、恕、廉、明、德、正、义、信、忍、公、博、孝、仁、慈、觉、节、俭、真、礼、和」。这不都是传统伦理吗？但他们相信这个，并以这为咒语。后来它又发展出一个分支叫「天帝教」。我曾替它办了个华山讲堂。后来王财贵先生以此推动儿童读经，然后再推展到大陆。
可见这类民间宗教对台湾的经典传播、传统文化发扬起过很大作用。讲这种传统文化经典也不分佛、道。其实本来传统也就是这样的。嵩阳书院过去是嵩阳观，鹅湖书院过去是鹅湖寺。它虽是寺庙或道观。但文化传承是大家共同的事，书院是讲传统文化的地方，所以佛教、道教、民间宗教都来支持。
而这样的传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又加上了些新的元素。
第一就是两岸交流。两岸交流扩大了台湾的文化视野，同时也让在台湾受到现代化体制性压迫而逐渐边缘化的传统文化，得到新的生命。因为台湾毕竟走着现代化的道路，大学吸收了所有优秀的学生与学者，学者只能抽出一部分时间来替民间办学。大学又只讲现代知识，不谈传统，故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现代化社会体制中，毕竟是逐渐地被边缘化。可是两岸交流之后，它的空间完全打开了，完全不一样了。传统文化的这些活力在台湾得到新的激发，也发现在大陆有很多同道。因为80年代大陆的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重大的改变。从寻根文学、伤痕文学之后，产生了积极的「文化热」。
那时实际上是有两种不同的路子。主流当然仍是西化，像当时的电视剧《河殇》认为传统中国文化代表了黄土地，是保守的力量，他们想追求蔚蓝色的大海。但在这个时候，传统文化也得到机会，重新恢复了生机。如1984年冯友兰、梁漱溟、季羡林等先生推动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先生虽然都在大学教书，但是他们要恢复中国传统书院。
我第一次带台湾的教授团到大陆来来交流，办纪念五四70周年的研讨会时，也就是跟中国文化书院、北大哲学系、北大中文系合作的。所以中国文化书院也打开了两岸交流的格局。另外，1986年岳麓书院得以重修，并在体制上让岳麓书院跟湖南大学结合，使它不再只是一个旅游点，也负担了继承传统书院文化的任务。它遂开始有学术研究，招收研究生，跟湖南大学产生联动。
此外，还有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是社会科学院的方克立先生主持了现代新儒家的一系列研究。他自己写了一部《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方先生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也因为他这样的身份，才能够提倡对于港台新儒家的研究。冯友兰、贺麟、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一直到海外新儒家的著作才得以重新整理跟发扬。
这就带出了一批新的研究者。如现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当年就是整理熊先生全集的。在这个阶段里面，他们跟台湾也有了很多互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80年代中期，台湾本身的学术发展中也有另外一个脉络，是原来没想到的。
原来都是一些读古书的人在讲传统文化，但是现在出现一批生力军。是些什么呢？台湾因发展工商业，所以管理学院非常多，台湾当时号称「东亚四小龙」之一嘛，中小企业的发展，当时正旺。可是台湾的企业运作体质使得当时很多美国留学回来、讲哈佛式管理的，在台湾都不适应，水土不服。觉得讲美国这一套，在台湾用不上，后来就发展日本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在台湾也火过一阵子。很多人以为台湾受日本影响很大，因为受日本统治过五十年。可是就像在台湾吃的日本料理，跟在日本吃是不一样的。口味、水土都不同，所以日本式管理在台湾最终也施展不开。后来管理学界就有人想：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发展一种中国式管理呢？
所谓中国式管理，就是由《易经》《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等抽提出一些原理原则，跟管理学理论结合起来谈。前几年大陆上有一大堆讲成功学、厚黑学的，讲「《易经》决策管理」的，无数的MBA班、高阶管理班、应用国学，其实就是当时在台湾的延续。现今在电视上非常活跃的曾仕强先生，就是80年代中期在台湾开始摸索做中国式管理的人。他是管理学学者，但他必须寻求新的应用上的突破，所以回头来跟传统学问做个新的结合。
另外还一个新的契机。台湾的教育过去都觉得非常有成效。特别是我刚刚说的，在台湾是「东亚四小龙」的时候。但是慢慢到了80年代以后，大家就体会这一种从清朝、从日据时代发展下来的教育体系，内部有很多问题，而且病入膏肓，非改革不可。所以社会上急切呼吁：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彻底的教育改革。这个教育改革后来一直是政治上非常重要、大家也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在李登辉乃至陈水扁时期，由李远哲领军进行了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但可惜失败了。这个失败也导致了台湾现在的困局。
很多人看台湾看不清楚。觉得台湾整天在政治上吵吵闹闹。但关键其实不在那里，在于教育改革的失败。因为教育改革失败，使得台湾陷入到半瘫痪状态，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这是李远哲带给台湾的噩梦，也是他人格破产的原因。他当时声望极高，是诺贝尔奖的得主，蓝绿双方都非常支持他，在民间更有极高的声望，但他所主持的教改，连他自己都承认是失败的。
虽然如此，在80年代，大家并不能预知未来，因此我们有很高的激情，希望能够进行改革。而也因为要改革，所以打开了一个办书院的机会。我办的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就是在这个机会中出现的，当时的口号是：在现代大学中恢复传统书院精神。
另外就是当时台湾在推动社区总体营造。小社区全面的改造，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社区文化化」，社区要有文化。社区不只是一个生活空间，它更是一个文化空间。还有「文化社区化」，文化不是只在庙堂，不是只在大学，文化要进入小社区。这对台湾的社会体制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样，所以教育权力下放了，各地开设的许多社区大学。现在大陆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华人地区是比较好的。但这一些文创产业（特别是跟现代书院合作的文创产品。如茶道、香道、花道之类产品）都是在这个脉络下发展出来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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