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個人的思想空間，讀書人才徹底被釘死在經典上

孔子認為學習比讀書廣闊

在孔子的話語體系中，與「閱讀」「讀書」最近似的概念是「學文」，它的上位概念是「學」。孔子無疑十分重視學習，《論語》開篇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孔子本人則非常好學，而且非常自信，曾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但孔子的所謂學，是比讀書大得多的概念。要言之，學之所指，大約相當我們現在所說的「行事做人」，也就是人的自我塑造。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因此，他評價學生的好壞，居然和讀書沒什麼關係。魯哀公問弟子中誰最為好學，他說是顏淵；理由呢，並不是書讀得多讀得好，而是「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是善於控制情緒，不貳過是善於總結經驗，都不是讀書的事兒。而「學文」在學裡面的意義，反而不是十分重要：「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乃是行余之事。

孔子的所謂學，是比讀書大得多的概念

而且，在孔子的思想中，學或者學文似乎只是士君子之事，他的有教無類也只是在士君子的層面，跟「民」的關係不大。所以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使知之當然就是不主張「民」多學習多讀書，因此古往今來一直就有人以為孔子有一定的愚民思想。之所以如此主張，是因為他認為人的先天條件決定了並不是任何人都適合學習：「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最後一句話可以翻譯為：「有了困惑也不知道學習，民眾就是這個樣子。」

讀書在孔子教育體系中地位不高，可以理解為他更加重視身體力行，也可以理解為那時的書籍缺乏。到了荀子，學習的目的當然也是踐行君子之道，為賢為聖，但閱讀經典卻幾乎成了必由之路：「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因為經典在他的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

《書》《詩》《禮》成為經典，拜孔子整理所賜，所以荀子教學生，方能有條件強調讀書。人類社會的進步導致知識量增加，隨之出現更多的書籍，因此，學習越來越重視書籍的作用，是一般性的趨勢。

理學家重視體悟甚於讀書

「學」在朱熹的理學體系中，也是很重要的概念，具體使用時和「格物」的意思近似。

他將學分為小學和大學，小學「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大學則「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小學、大學的區別是年齡階段的區別，更是學習內容的區別。小學主要學習禮樂御書數等技藝及規矩，大學階段則格物致知，探究道理；至於忠信孝悌這些基本的倫理，則大小學都得學。

讀書是學的從屬概念，所以朱熹說：「讀書乃學者第二事。」「讀書已是第二義。」那麼，第一事第一義是什麼呢？是致知窮理。人之所以要讀書，是因為「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朱熹本人對於讀書很重視，《朱子語類》有很多讀書心得和讀書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中，讀書作為格物的方法，始終只是第二事。另一種重要的格物方式，則是對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以及人物禽獸的直接觀察。「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那首著名的《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明確表示了他更重視知識的生活來源。

朱熹認為讀書作為格物的方法，始終只是第二事

即便如此，宋代的另一個理學大家陸九淵還不以為然，認為朱熹過於強調讀書，士子們把精力耗費在經典學習上是增加負擔，不能使思想純粹。因此他說：「學者疲精神於此，是以擔子越重。到某這裡，只是與他減負。」如何減負？無非就是少讀書。他主張人心就是天理，盡心便是窮理，沉湎於各種經典乃是「大人不做卻要為小兒態。」南宋淳熙二年，他與朱熹在江西鵝湖寺辯論，朱熹認為教育學生須「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約」，陸九淵則認為「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講白了，就是一個人說要多讀書，一個人說不要多讀書。

名儒王陽明的思想和陸九淵一脈相承，認為心就是理，經典不過是心的記錄而已。他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反覆強調《六經》與心的關係：「《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因此，正確的學習方法是「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不是「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

王陽明眼中正確的學習方法是「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非考索文字

朱熹說觀物，陸、王說盡心，在宋明理學家的認識論中，體悟是比讀經更重要的學習方法，不少大儒的思想中甚至還具有明顯的反對多讀書傾向。

讀經何以獲得

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種情況在清代發生了根本改變，但關鍵原因並不是學問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一場讓很多人痛不欲生的改朝換代。

明亡清興，在當時很多遺民逸老看來，不僅是國家顛覆，斯民塗炭，更是淪於夷狄，文明腰斬。公元1644年5月（明崇禎十七年四月）清軍入關，攻陷北京；次年5月，又攻陷南京，南明弘光帝被執於蕪湖，後遭凌遲處死。八旗軍的鐵蹄短短一年間就碾碎了大明朝近300年的江山。創巨痛深的士子們迅速失去政治軍事的反抗之力，所能做的就是痛定思痛反思故國的文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而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就是，空談心性的學風敗壞了世道人心，這種文化培養出的人才，只會「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這種反思一旦落實到學問層面，就是對經典的重視。如顧炎武就絕口不談心性，而主張知恥博文：「愚所謂聖人之道者，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士而不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博學於文也好，好古多聞也罷，無疑就得多讀經典。在宋明理學那裡，天理人心是最本原的精神實體，經典只是它們的載體。王陽明對於二者的關係有形象的比喻：人心天理就像倉庫里的財物，經典只是賬本，那麼，只要主人擁有這些財物且心中有數，賬本就可有可無。這個關係被顧炎武徹底倒了個兒：「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全祖望《顧先生炎武神道表》）」因此，顧炎武年紀越大，越致力於研讀《六經》。而清初另一個著名思想家黃宗羲也說過：「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

顧炎武年紀越大，越致力於研讀《六經》

清初知識分子這場意識形態的反思，根本的動因是亡國之恨，有明顯的政治訴求。但大清朝經過順、康、雍幾代的武功文治，不僅江山穩固，甚至還表現出超越前朝的盛世之風。對於這種環境中成長的文人士子，前朝早已音容渺茫，他們既失去了政治復辟的動機，也找不到質疑現政權的合理性，但顧、黃那代學者反對空談心性、把掌握真理的途徑由體道變成詁經的學習方法卻被繼承下來。加之清代統治者高度鉗制思想自由，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討論現實、抒發己見都有殺頭之虞，揮霍才華的方式就只剩下了皓首窮經。葛兆光先生把以戴震為代表的經學家思路總結為：「把思想的依據回溯到古代經典，把經典意義的根據落實到字句，把字句的意義經過歷史語言學的確定（《中國思想史》第二卷）。」這就是所謂的考據學。失去了問題意識的考據學，勢必越來越細碎繁瑣，難免墮於標榜智力或賣弄學問。在這個大前提下，不管為學動機有何不同，研究方式有何區別，古代經典都居於核心地位。至此，學習就完全成了讀經，學習與讀書之間幾乎划上等號。

而且，理學心學考據學都只是思想家、學問家層級的事情，對於未及晉身的莘莘學子，經典早就具備了非同尋常的意義。明清兩代，科考的主要形式是寫八股文，而八股文的指定內容又是四書五經，且表達的觀點不能與朱熹相違。因此，只要在這條路上走，讀經就是學習的不二之選。很多人除了四書五經，什麼書也不讀。《儒林外史》諷刺范進雖然中了舉人，卻連蘇軾是誰都不知道。不過在清代之前，學子有更多選擇餘地，可以邊參加考試邊干別的，也可以取得身份後拋開教科書發揮自己的學問。陸九淵、王陽明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卻並未妨礙他們拋開書本談心性。只有到了清代，四書五經之外就幾乎沒有個人的思想空間，讀書人的一生才被徹底釘死在經典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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