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年華，相戀十年的同性艾滋病感染者。

同性伴侶董文吉和小奇乘坐火車回家參加妹妹婚禮。相戀十年，2013年他們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感染者。長期以來，艾滋病毒感染者經歷著污名化與隔離式的生活狀態。

一方面，大眾對疾病本身缺乏充分認知；另一方面，他們往往對此諱莫如深，使這一群體處於難以明說的隱晦境地。

11月1日，董文吉前往北京佑安醫院性病艾滋門診做例行檢查，他每個月都到這裡領一次抗病毒藥。

2013年，董文吉和男友小奇（化名）同時被確診為艾滋病毒感染者。

「門診部坐落在G樓，被一些人笑稱為Gay樓」，在他看來，這是大眾對同性群體的污名化。

2013年初確診後，董文吉失去了就業機會和周圍朋友。

「當時大腦一片空白，很想死，沒有人告訴我下一步該怎麼辦，醫生也說醫院不具備HIV消毒條件，不能給我治療，要我辦出院手續，當時特別絕望。」

董文吉說，現在許多新發感染者也會遇到這樣的情況。

門診醫生為董文吉開具的處方，註明的臨床診斷為：艾滋病、帶狀皰疹、免疫力低、神經炎、肝損傷。2013年初確診時，董文吉被查出CD4載量降到每毫升103個，病毒指數為70000拷貝。通過持續服用抗病毒藥物，董文吉的CD4載量為每毫升700多個，病毒指數為0拷貝。

董文吉在醫院自助機上領取免費安全套。從確診後，他已連續服用了三年的抗病毒藥物，他說：「除了保持這個習慣以外，自己生活和平常人沒什麼兩樣，有時候我會忘了自己是個艾滋感染者。有了同性伴侶，必須每三個月檢測一次，發生一次同性高危性行為的感染率是百分之三。」

每晚九點，董文吉按點服用三種國家免費的一級抗病毒藥物（依非韋倫、替諾福韋、拉米夫定），會產生頭暈、噁心、全身無力等副作用，長期服用可能會對肝腎功能有損傷 。「新發感染者只要堅持服用藥物，壽命和普通人是一樣的。」董文吉說。

吃飯時，小奇（左）用筷子扒拉著一碗前一天的剩菜。「小吉從來不吃剩飯剩菜，他是這個脾氣，小時候在福利院就這樣，寧願餓著也不肯吃。」在一起十年，兩人已經非常了解並接受了對方的脾氣秉性。

鄰居左右（化名）前來寒暄，打破了董文吉和小奇之間的沉默。「他也是個Gay，就住在樓上。

這附近住了幾個，我們都認識，這個圈子在社會人群中比較邊緣，但彼此之間聯繫都比較緊密。」董文吉說。左右為了逃避家裡逼婚的壓力來到北京，「作為一個同志，註定流浪一生。」左右說。

小奇為董文吉翻出圍巾和棉褲，擔心他出門騎電動車會受凍。小奇曾無意間問起董文吉的身世，才知道他是個孤兒。「（他）說完便偷偷出了門，一晚上沒回來，電話總不接，我在街上找了他一夜，他怕我知道他的身世，從此看不起他。」小奇說。董文吉讀小學時，常常受到幾個同學的欺負。

去年，董文吉加入一個艾滋幫扶民間公益機構，負責艾滋檢測、諮詢及心理關懷工作。

他做過海洋館馴獸師、餐館服務員，賣過保險，擺過地攤，在治療HIV的過程中走出了陰影，所以他選擇投身公益，幫助其他感染者，「畢竟在死亡的邊緣上走過一回了，有相同的感受和經歷」。

11月，董文吉（右）和小奇從北京坐火車回內蒙古參加小奇妹妹李燕兒（化名）的婚禮。

六年前，小奇向父母坦白性取向以及自己與董文吉的戀愛關係。聽到兒子的坦白，小奇父母問：「這是不是病？可以治嗎？如果可以，多少錢我們都給治！」經過一步步溝通，小奇父母逐漸接受了董文吉。

4歲時，董文吉在一列開往滿洲里的火車上與家人走丟，隨後被送進當地福利院。從13歲開始，為了離開福利院，董文吉記不清多少次偷跑出去爬火車，但最後都會被找回送至福利院。「每次出走都開心極了！」董文吉說，17歲他最後一次離開福利院，從此自力更生。

董文吉和小奇到四叔家串門，和兩個姑姑在炕上嘮嗑。「其實上一輩人都大概對我和小奇的事猜出了幾分，只是礙於小奇父母的面子都沒有捅破，」董文吉說，「小奇父母都對外人稱呼我為乾兒子，後來長輩們都把我當作了乾兒子一樣對待。」

11月15日婚禮前一天，小奇、董文吉陪同妹妹李燕兒邀請親戚出席婚宴。「其實我是個不婚主義者，如果能在家裡一直陪著父母，生活很自由，感覺嫁人當家會是件挺累的事。考慮到父母的感受，哥哥也不能結婚，所以我還是決定結婚，」李燕兒說。

婚禮前天晚上，小奇母親吳愛平（化名，左一）為李燕兒收拾嫁妝，她囑咐小奇和董文吉：「你們倆也得去照相館拍一套相冊放家裡。」董文吉開玩笑說：「要不我倆還是都去找個對象結婚吧。」吳愛平嘟囔道：「得了吧，你們倆還是別去禍害別人家的閨女了。」

11月15日凌晨，吳愛平站在家門後面朝外面的月色望了一眼。她嘴裡念著：「姑娘和小子都一個樣，心裡都捨不得。女兒養到了27歲，從來沒離開過我們跟前兒。」依照內蒙古習俗，嫁女不能貼「喜」字，為了讓家裡喜慶一點，小奇從鎮上買來兩塊紅色窗帘。

11月16日婚禮當天，李燕兒換上了從鎮上租來的婚紗，自己塗了平時幹活不能塗的指甲油，伸出手給小奇看，一旁的父親李振懿依然滿臉憂愁，滿腹心事。

小奇、董文吉和隨行的親戚們都隨著婚車出發了。兩個老人只站在家門口目送兩位新人和送親隊伍的離去。到李燕兒夫家中，李燕兒坐在新房裡，眼淚開始放肆地落了一臉。小奇在一旁不住地為她拭淚，打趣說：「你看你哭的，這麼漂亮的妝都花了。以後有什麼事還有哥哥和小哥在。」

天色擦黑。李振懿為避開家中客人，獨自走到屋外，就著一些酒意，面對無言的晚霞忍不住抽泣。

送完親，小奇和四叔準備離開李燕兒的夫家。走到家門口，他回頭看了兩眼，再轉過頭來就淚如泉湧。「小時候妹妹都怕我做哥哥的，妹妹長大了就懂事，很多事不想著自己，先想著家人和我，真怕她將來受委屈。」他哭著說道。

小奇和董文吉與兩位老人在家門口合影，家裡一張合影都沒有拍過。小奇依然對未來有些隱憂，他曾幾次勸董文吉去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如果他找到親生父母，興許將來能多個依靠」。對這個提議，董文吉一直拒絕。

董文吉說：「第一次來這個感染門診中心，走進這條黑黢黢的走廊，感覺自己要走向太平間了。」 據中國疾控中心，截至今年9月，我國報告現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萬例。長期以來，他們生活在陰影下，經歷著污名化和隔離式的社會生活狀態，處於難以明說的隱晦境地。

【手記】文／朱玲玉

在採訪董文吉過程中，我曾在朋友圈做了一個線上小調查。有朋友勸誡我一定要避免和艾滋感染者產生肢體上的接觸，警惕體液傳染，千萬不要一起用餐等。還有朋友問我：「得了艾滋，還能活幾年？」「他們還能正常生活嗎？」在這些反饋中，我發現周圍大多數人和做這個採訪之前的我一樣，對於艾滋的認知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區。

2016年12月1日是第29個世界艾滋病日，據中國疾控中心發布的法定傳染病報告顯示，今年1月-8月艾滋病新發病例34401例，死亡8817例。今年1月至9月，新發現15至24歲青年學生感染者和60歲以上老年男性感染者分別為2321例和1.3萬例，分別是2010年同期的4.1倍和3.6倍。近年來，我國男性同性性傳播上升速度較快，每年新發現的病例從2010年的7675人上升到2015年的32617人。

長期以來，HIV（艾滋病毒）感染者每天行走在陽光下的陰影里，經歷著污名化和隔離式的社會生活狀態。時至今日，旁人的觀念和認知還存在諸多盲區，與感染者群體的日常接觸依然充斥著或多或少的排斥，甚至是恐懼。一方面，大眾對於疾病本身缺乏充分認知；另一方面，艾滋感染者往往對此諱莫如深，使得這一群體處於難以明說的隱晦境地。

一頓晚飯中的偏見

「我叫董文吉，是一個艾滋感染者。」

初次見面時，董文吉這樣向我介紹自己。那天我去他家中採訪。在北京六環外一間十多平米的出租屋裡，他和男友小奇每天按部就班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他們對我的冒然拜訪滿懷善意。小奇剛下班回家，為董文吉做好了一頓晚飯，並盛情邀請我一起用餐。礙於情面，我不好意思拒絕，也和他們一起坐了下來。
吃飯時，他們倆言語交談甚少。同居十年的生活已讓他們的日常溝通歸於平靜，舉手投足之間都已經養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小奇扒拉著碗里前一天的剩菜，打開話匣子對我說：「董文吉從來不吃剩菜，都是我吃。他是這個脾氣，小時候在福利院寧願餓著也不吃。」

儘管我早知道，與艾滋感染者一起用餐，不會造成感染，因為唾液並不是病毒傳播途徑。但有那麼一瞬間，我腦海里還是閃過那麼一個念頭：「如果他們也和我一樣有牙齦出血的情況，會不會造成血液傳染？」我掩飾了那個念頭帶來的恐懼，問：「他小時候在福利院生活？」同時，也深深覺出自己的虛偽。

小奇接著對我講述了幾年前董文吉帶他去福利院親眼所見的一些經歷。董文吉只在一旁靜靜吃飯，似乎並不樂於提及那段往事。

我一邊聽著小奇的講述，一邊留意到一個細節，他們倆都只夾著他們面前的碗沿處的菜。我面前的這幾個盤子之間，就像小學時與男同桌之間的那道互不侵犯的「三八線」，在無形之中也被隔閡成了兩個世界。那無形之間的東西讓我心裡梗得慌，無法再繼續交談。於是，我默默地夾起一小塊白菜葉送進嘴裡，來掩飾內心的尷尬。

因為那頓晚飯，我反思到，如果在採訪的過程中不先放下自身的偏見，那這個採訪一定是不真誠的。
第二天，我去他工作的地方繼續跟進採訪。正逢午飯時間，他和同事一起去餐館。我再次留意到，他還是習慣性地只夾靠近自己面前的菜。我馬上拍下了這一個情景，因為它的意味太多了。

這偏見來源於董文吉自己，也來自於做為他人的我。

一場沉重的婚禮

2016年11月14日，婚禮前一天，董文吉和小奇回內蒙古家鄉參加妹妹的婚禮。我請求同往。考慮到婚禮的場合，與家中兩位老人提及他和小奇的事情不大適宜，何況他們對艾滋感染一事並不知情，於是我向董文吉承諾，不對兩位老人做採訪，只在一旁觀察記錄。

回家後，董文吉、小奇幫襯著兩位老人前前後後盡心操持著婚禮的事。小奇家的房子是政策支持給新建的，剛裝完修。董文吉一回家便拍下幾張照片，發了一條朋友圈，說：「家裡給我們的新房子裝修好了。」依照內蒙古習俗，嫁女是父母的傷心事，不能貼「囍」字。小奇和董文吉便決定騎摩托去鎮上買了兩塊紅色窗帘，讓家裡圖個喜慶。

婚禮當天，小奇家的親戚都陸陸續續冒著風雪趕來。大部分都是老人和長輩，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老人們圍坐在炕上攀談起來。

他們一邊嗑瓜子，一邊聊起莊稼和牛羊的事，好像他們的視線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村莊。小奇說：「村裡不比在北京，這裡人的觀念都很傳統，老人們對於『同性戀』這種事肯定都不敢相信。去外面見過一點世面的那幾個叔伯對我和董文吉的關係也早有所察覺，但考慮到我父母的情面，誰都沒有捅破。」

遠來的親戚見著董文吉時，小奇父親李振懿都會介紹他是自己的乾兒子。董文吉說，「小奇父母都對外人稱呼我為乾兒子，後來長輩們都把我當作了乾兒子一樣對待了。」

李燕兒也私下告訴我：「其實我是個不婚主義者，如果能在家裡一直陪著父母，生活很自由，感覺嫁人當家會是件挺累的事。

考慮到父母的感受，哥哥也不能結婚，所以我還是決定結婚。我也想將來多生個孩子，過繼給哥哥和小哥（董文吉）。」

晚飯，親戚們坐在一起喝酒。李振懿多喝了兩杯，兩眼開始泛紅。身旁的親戚打趣說；「明天閨女就出嫁了，這老頭一直心疼她，捨不得。」

李振懿獨自走到院子外，面對晚霞，抽泣起來。我跟隨在後，望著他抽搐的肩膀，雙腳彷彿被釘在原地，不敢再接近他。

於是遠遠地拍下了他的背影。

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轉身回到屋裡，去廚房打了一盆熱水，洗了一把臉。我才開口對他說：「伯父放寬心，孩子都大了，自個的事終究要自個擔負起來，日子都會往好里過。小奇和燕兒都很孝順，乾兒子也總是記掛你們兩個長輩……」

他默不作聲，抽起了煙。我想，再多的語言安慰，也是蒼白的，假如有一天，他們知道小奇和董文吉艾滋感染一事，更是雪上加霜。

晚上，婚禮事宜大致安排妥當。

小奇母親吳愛平和幾個姑嬸坐了下來，聊起兩個結親的家庭之間的些許摩擦。她十分擔憂女兒將來的生活。凌晨，她又擔心下雪天會讓早上來迎親的婚車出行不便。

於是站在家門後面朝外面的月色望了兩眼，發現雪已經停了。她說：「姑娘和小子都一個樣，心裡都捨不得。

女兒養到了27歲，從來沒離開過我們跟前兒。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嫁不嫁得好都是她自己的事了。」

李振懿總在一旁抱怨她現在的煙癮太重了。雖然沒有對兩個老人做採訪，但我也從這些細枝末節中感受到，這個家庭的每一個成員各自承擔著他們自己的壓力，有一股無法言說的情緒在默默醞釀著。

婚禮當天，兩位老人接受兩位新人的叩拜禮，禮儀只進行到一半，吳愛平便坐不住離開了。

一轉身，她的眼淚便奪眶而出。李振懿緊抿著嘴唇，依然滿臉繃緊的憂愁。按照習俗，他們不能送親。小奇、董文吉和隨行的親戚們都隨著婚車出發了。

兩個老人只站在家門口目送兩位新人和送親隊伍的離去。

到李燕兒夫家中，李燕兒坐在新房裡，眼淚開始放肆地落了一臉。小奇在一旁不住地為她拭淚，打趣說：「你看你哭的，這麼漂亮的妝都花了。以後有什麼事還有哥哥和小哥在。」

婚宴結束之後，小奇離開李燕兒的夫家。

走到家門口，他回頭看了兩眼，再轉過頭來就淚如泉湧。「小時候妹妹都怕我做哥哥的，妹妹長大了就懂事，很多事不想著自己，先想著家人和我，真怕她將來受委屈。」他哭著說道。

董文吉對著一旁的新郎說：「以後你要讓李燕兒受委屈，我和小奇回來收拾你。」
未知的前程

因為工作關係，董文吉提前和我一起離家回北京。

火車上，他偷偷在我隔壁的卧鋪上抹眼淚。他對自己這樣的舉動也似乎不適應，對我說：「每次回家，都不想再回北京了。」

這是我與他交流相處的半個多月里，他頭一次直接表露出自己的情緒。

我一直以為，他比他人更善於掩藏情緒，因為在我的採訪中，董文吉都習慣用隻言片語作閉合式回答。

就在今年9月份，他曾發出一條朋友圈：「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壓著我喘不過氣了，想想死的心都有了，一點胃口也沒有。 」我就這事採訪小奇，他告訴我：「也許是因為小時候的經歷，董文吉很情緒化，容易抑鬱，那一段時間還跟朋友說想自殺，但又特別怕死。

2013年確診艾滋病毒感染的那段時間，他的併發症特別嚴重，心情也很絕望。因為病痛的折磨，他總想放棄治療。我每天照顧他的身體，但更難的是照顧他的情緒，當時我還要工作，否則醫療費沒法承擔。好在，都挺過來了。」

我表示感慨：「小奇，這就是你們能走過十年的原因吧，沒有你的陪伴，也許他堅持不下來。」小奇的回答十分實誠：「話也不能這麼說，沒有我他也可以走過來，日子也可以過，只是好與壞的差別。」

車廂里，我問及董文吉以後的打算，他說：「再做兩年公益，儘力幫助一些其他的感染者，我們再回家。家裡有50多畝地，我們幫兩個老人種地。

小奇還想在鎮上做點小生意。」

我看著窗外，火車在寒風中呼啦啦開過科爾沁草原。草原上覆蓋了一片冰雪，牧羊人還在趕著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