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緡錢令：將私人財產全面國有化

[摘要]可以說，緡錢令的實施即是西漢將私人財產全面國有化的過程，以保障中央專制集權統治之財力基礎。與之相配合的是推行鹽鐵官營。

漢武帝緡錢令的政治經濟學

作者：沈瑋瑋（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師）

漢初重農抑商，高祖時即禁止商人子孫出仕為官及衣絲乘車。到文帝時更是反覆用詔令強調農業為立國之本，這從側面反映當時用政治手段解決抑商的痾疾已是力不從心。至武帝初，商業已頗具規模，全國已形成關中、巴蜀兩大商業城市，和三河及八大都會，商人生活富足，抑商名存實亡。但由於漢時糧食單產普遍不高，再加上自然災害頻仍，以至在武帝對匈奴用兵14年之後，「官縣大空」，「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元狩四年(前119年)夏之後，以農業稅為基礎的財政體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增加農業稅與儒家輕田賦的主張相違，皇帝可支配的財富匱乏。與之相反的是，商人充盈暴富，但商業並沒有主動反哺國家，這與武帝所追求的中央集權完全不符。

不久，張湯即建議並推行「初算緡錢」，以解決國弱商強的問題。「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即按照2%對商人現貨現錢徵稅，類似營業稅及附加費。後因大農令顏異的反對不了了之，然皇帝的地位和財富不成比例的狀況仍亟待改變。三年後，算緡令恢復，並將稅率提高到60%，同時頒布告緡令，獎勵告發偷稅漏稅之舉。同時，算緡範圍擴大到民田、房宅、車船、畜產和奴婢等一般財產之上，由營業稅變為財產稅，以掩飾侵奪商賈之財的目的。以發戰爭財為業的富商大賈利用諸侯王的政治特權以謀求暴利，並且成為城市首領。諸侯則反過來利用商人的資產來強化割據，威脅中央。緡錢令正是通過加重商人稅負，意在配合削藩，以瓦解商人同藩王之間的依附關係。

武帝為保證告緡令的實行，特派酷吏楊可負責，並指派御史廷尉副官到地方監督執行。「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設，後告緡遍天下，則不商賈而有積蓄者，皆被告也」。緡錢令已成為任意侵奪富民大戶財產之策，自然是「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中央財政充裕，「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可以說，緡錢令的實施即是西漢將私人財產全面國有化的過程，以保障中央專制集權統治之財力基礎。與之相配合的是推行鹽鐵官營。武帝利用由緡錢令搜刮來的財富先充實自己(上林苑)，再增設官職並擴大身邊部分官員的權力，以籠絡依附於自己的各級官員，建構強幹弱枝的央地新關係。在此番經濟國有化和權力中央化的多項改革下，商人不得不尋求同忠於皇帝的官員合作，同時官員也因看到商業的巨大利潤而加入到經商聚財的隊伍中。商人從藩商開始變為朝商，新型的官商經濟形成，工商化的發展再也沒有開始的機會了。

算緡令實施之初，嚴禁投資地產以防商賈避稅。後來，其徵收範圍擴大至民田，壓制了商賈豪強對田產的投資。隨著緡錢令和土地禁令的廢除，再加上經歷了相當隨意的財政政策的折騰之後，商人唯有嚴守「重農」之國本，方可財富永享，於是「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觀念盛行，土地兼并愈烈，強化了佃農和豪強地主之間的人身依附關係，官商乘機發展成新的地方豪強。普通百姓通過經商致富和進入權貴階層的機會越來越小，終致貧者愈貧，富者越富，中產完敗。社會於是缺少了通過中間階層進行自我調適的可能，兩極分化嚴重，上下對立很容易轉變成對抗，社會動亂頻繁。總之，緡錢令雖然作為削藩手段暫時消滅了「素封」的商人，但又製造了另一種尾大不掉的勢力和對抗群體，這正是其導致漢代由盛轉衰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