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四人幫：最鎮定自若的姚文元

姚文元被捕時的情景是這樣的：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懷仁堂開會時被捕的。那是 1976年10月6日下午3點鐘的時候，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送到了他的辦公桌上。信的內容如下：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汪東興(簽字)1976年10月6日 姚文元此時既表示懷疑，可又不願放棄有可能升為「常委」的機會，為了穩妥，便決定找一下張春橋，再將情況弄清楚。他來到了張春橋住地，知道張春橋同樣也接到了一份會議通知。姚文元懷疑這次會議是一場「鴻門宴」。他剛談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為軍師的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併當場指點他說：「你為何不能參加呢，現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麼，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麼多年，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接著，張春橋又舉起幾根手指說：「4個行嗎（指常委只有華國鋒、王洪文、葉劍英、張春橋四人）？怎麼也得是個單數吧。」姚文元了解到，這次會議沒有通知江青參加，這使他放了心。姚文元就在這種複雜而多慮的情況下，於7點40分從家裡驅車前往懷仁堂開會。姚文元是繼張春橋、王洪文之後最後一個來開會的。他被人領到東廊的休息室。這時，中共中央警衛局政委武健華走進來，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看來有預感的姚文元反而平靜了下來。

他並沒有像王洪文一樣作了一點反抗，甚至沒有爭辯，只說了一聲「走吧」。早已做好準備的行動人員，此時竟沒有了「用武之地」，就領著姚文元出了大門。

同樣，在法庭上，姚文元也相當平靜地運用著他那獨特的 「辯護本領」，庭審間，他將指控他的罪責說成只是「工作責任」。對於這一點，林彪那伙耍槍杆子的不必說，就連姚文元之前耍慣了筆杆子的陳伯達，此刻也望塵莫及。比如：公訴人指出：「……姚文元同張春橋、王洪文誣陷、迫害陳丕顯、曹獲秋等，是為了鞏固他們在上海篡奪的權力，把上海變成他們反革命活動的基地，決不是什麼工作責任，而是他們蓄意犯罪。姚文元答道：「關於曹荻秋的問題，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在叛徒問題上沒有進行過什麼指使人策劃或者專門要他們定為叛徒……我畫過圈，我沒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為叛徒是錯誤的，我這一點要負責任。」

這裡，擅於把玩文字的姚文元用了幾個很特別的程度副詞。在談到與張春橋共同密謀迫害曹荻秋時，他用了「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這裡的「專門」二字很值得研究。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就是他沒有否認自己參與迫害曹荻秋這個事實，曾講過這個問題，但不是專門講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講一講，你如何定罪？另一點就是他說自己「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這裡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為迫害已是事實，但也只是「畫過圈」，屬於一般的工作問題，並不是自己「一定」要這麼做，罪行自然不同了。最後，他也只承認「這一點要負責任」。原上海市委在張春橋的控制下，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過的誣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謂「審查報告」……上報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經他們「審查」圈閱，並根據他們所定調子修改後，才能正式上報黨中央。

最後姚文元被特別法庭判了有期徒刑十八年。是四人中被判得最輕的。入獄後，他也非常平靜。既不像江青一樣激烈抗爭，也不像張春橋那樣一言不發，他總是裝出一副老實改造的樣子，每天讀報、看書、寫檢查、談自己的認識，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甚至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根據報上得到的消息，不斷向監獄方面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大事的建議，並要他們向中央政治局轉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