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樹斌案眾生相：22年生死兩茫茫

「聶樹斌案」22年，許多人的命運因此而改變。那些堅持的人，因其可貴的堅持與擔當，深刻地影響著這一事件的走向，才有了今天的結果。

本文首發於《三聯生活周刊》2016年第29期。

插圖/ 張曦

張煥枝的22年申訴歲月

2016年6月25日，下聶庄村

張煥枝家的院子里有兩棵棗樹、一棵核桃樹，核桃樹榦細弱，跟她齊高，已經在試掛果。兩年前村裡土地統一流轉，退耕還林，她家村前的兩畝地夾在太行山東麓下的坡地里，如今是一片風過簌簌的核桃林。下聶庄村處在石家莊西郊25公里的鹿泉市，若從一條山前的柏油馬路進村，修整一新的村道邊綿延著宛如江南風格的白粉牆，一些有遠見的村民在山前大道開起了歐陸風情的農家樂，然而這一切風貌對於張煥枝來說盡可忽略。

聶樹斌去世後的這20多年，對她來說是一大把循環往複、生死疲勞的申訴歲月。「那時候我才50歲出頭呢，現在我72了。」她坐在屋檐下的陰涼里削著一大盆已發芽的土豆，老道地跟我們回憶著1994年之後的事，正如她在今年6月8日後幾乎每天要那樣不厭其煩地對來訪者說著。時有車輛進村來到這座村最南頭的四合院，再往南就是那段當地人稱為連五寨山的太行山脈了，往西走一段上山的小土路是聶樹斌的無碑的土墳，若沒有記者的要求，張煥枝是不會輕易去的，對她來說扒開墳上枝蔓的山草就如同再揭一次傷疤。

她會把自家的門虛掩著，那扇門跟村裡多數上了新漆、飾有楹聯的門相比，一看就又矮又磣，但誰都知道這家女主人是村裡的焦點，經常穿戴得如同城裡人般整潔，因為隨時要進城辦事，回來後就是一撥一撥的不速之客。她有時都忘了對方是不是新客，最高法宣布聶樹斌案啟動再審後，很多含冤者來她家「取經」，她要問「你是第一次來我家嗎？」不管生客熟客，張煥枝早已有種自來熟，拿出瓜果招待著。

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於楚眾攝）

張煥枝回憶起1995年4月28日仍然彷彿昨天。聶學生騎車帶著三件夏衣來到看守所，想往裡遞衣服，小賣部的工人把他招呼到一邊：「以後別送了，你兒子昨天被槍斃了。」他已不知是如何騎回家的，從此這個石家莊聯鹼廠的司機一蹶不振，在翌年吞下一瓶安眠藥，人被救下來卻引發偏癱。22年的天人永隔之下，夫婦倆無一日不是背負著一個如巨石壓身般的謎團，在時斷時續的來自法院的音訊下，拼湊著一個從未得到過兒子親證的姦殺案。

那年，是19歲的聶樹斌工作第二年，他在鹿泉綜合技術職業學校的校辦工廠電焊車間做技工，初中學歷，因為天生口吃得厲害，成績平平，交友也平淡如水，卻跟張煥枝很貼心。還是學徒工的他有時對母親說學電焊挺好的，「學會了是我的本事」。張煥枝總以為他還是個自己翼下的孩子，從沒跟他談過兒女之事，村裡若要婚娶也都要等到二十二三歲，她想過幾年後把兒子住的東屋裝修下給他娶媳婦。

女兒聶樹慧早在石家莊市裡做小學老師，兒子聶樹斌也工作了，家裡四口就屬張煥枝一人務農，她打理著家中兩畝玉米和小麥，兼做村裡的衛生員，鮮少出村。那年聶樹慧給弟弟買了輛藍色山地車，這在當年的城市都算是新奇物，而聶樹斌已經拉風地騎在家和工廠的兩點一線間了，因為得意，他有時會四處轉轉再回家。

多年後，聶樹慧痛定思痛，並開始相信是這輛車害了他。1994年9月23日，聶樹斌沒有回家，聶學生晚上去到廠里也沒問著，廠里說「他沒什麼事啊」。很快，聶學生在聯鹼廠接到一張寫著兒子「強姦殺人」的逮捕證，他死活都不信。後來警察又拿著一件白底藍花的襯衣過來，叫他們辨認是不是他們家的。

石家莊《社會治安報》一篇題為《青紗帳靜悄悄》的通訊寫道：9月8日，一位市電化廠宿舍的工人說入夏以來，宿舍前常有一個20來歲的男青年來迴轉悠，總是發現有女同志上公共廁所時便跟過去……他騎一輛藍色山地車，留平頭，長方臉，小眼睛，不像市裡人。

9月23日下午，那個久違的騎車人出現了。「只見他從防水堤大路上拐進平房宿舍區，不時地左顧右盼，兩位偵查員猛衝過去，攔住去路。」經初步審訊，他交代了「我偷過東西，調戲過婦女，別的沒幹過」。9月29日，通過「政策攻心」，終於承認攔路強姦殺人。

張煥枝始終不信兒子有這個膽，如果問她為什麼那麼肯定，她撿著土豆閑定地說道：「我們生的他，養的他，知道他什麼事能幹，什麼事不能幹。」那時，兒子和她聊天時也會涉及與異性的交往，她說：「那都是正常範圍的男女交往，我這個兒子我能掌控。」她從對兒子20年不到的印象里搜索著他「乖」和「聽話」的細節，比如白天他們不在家，讓他燒水掃地，「雖然這活對他來說生疏，但他都能幫你干」。其次，這個孩子從小不難帶，也不曾在成長期間給她帶來過麻煩。

如今的張煥枝說起話來不再像一個只有小學學歷的農婦，她講著城裡的用詞，有理有據地告訴記者為何兒子不會殺人，跟當初判若兩人。當時，她是在郊區公安分局前哭著求著，就是要問兒子犯了什麼法，並要親自見人，但次次被堵在門口。1995年3月初，案子在石家莊中院一審開庭，她在非公開的庭審後終於被准進庭看一眼，最後這一眼就是隔著七八米遠，她大喊一聲「樹斌」，他抽泣中回頭認出了母親。「當時就感覺我兒子很委屈、無奈，有話要說的樣子。」她堅定地說。

3月15日，聶案一審宣判，認定聶樹斌強姦殺人罪成立，判處死刑。此後二審沒有開庭，只做了書面審理，直至4月25日，河北高院維持中院原判，此案告一段落，距4月28日被執行槍決，只隔了三天。瞬間的灰飛煙滅，讓聶家陷入萬劫不復的打擊里，張煥枝這個在鹿泉生活了50年的農婦從那時起開始扛起法律的武器，一次次誤打誤撞地叩著法院的大門。那是出於最樸素的疑問：「我兒子到底犯了什麼法，你們槍斃他要告訴我。」

聶樹斌

一案兩凶，誰是真兇？

2005年3月15日

2005年1月，河南鄭州西面的滎陽縣開展了一次例行的春節前治安排查，一名飯館老闆舉報了一個怪異的人，至此，38歲的邯鄲廣平人王書金才被抓住，他在河南隱姓埋名了10年。當時，他和一個叫馬金秀的湖北女人同居在工棚里，沒有任何結合的手續，卻生養了三個孩子。

這是最底層的相依為命，馬金秀和這個無根的男人生活在一起，一部分是因被生活所逼迫於無奈，所以甚至不用深究他的底細。他只是有個異常的習慣，即使在屋裡也隨時穿戴齊整，像是整裝待發的模樣，從不隨便地袒胸露背。直到他被抓，這個謎團才解開：他是一個在逃10年的姦殺者。1995年10月3日，廣平縣公安在村裡的枯井內找到一具女屍，後一天，王書金離開家鄉廣平縣南寺郎固，慌亂地搭上縣裡的公交車，再也沒有回來過。那個時候，他已經有一個8歲的兒子，媳婦是家裡用女兒給「換」來的，據說有點半瘋癲。

那年，同為廣平縣人的鄭成月剛從中國政法大學成教班畢業回鄉。他剛剛轉業進入廣平縣公安局，做了一名刑偵員。在翻閱縣裡過往的案卷時，他翻到一個80年代初的強姦案，正是14歲的王書金強姦了一個8歲的小女孩，手段極其惡劣。他說：「我馬上聯想到，同樣是強姦，同樣手段惡劣，極有可能出自同一個人手。」失蹤使得王書金自然被鎖定為犯罪嫌疑人，鄭成月通緝了他10年，直到2005年1月17日晚上，滎陽索河路派出所給他打來電話。

河北省廣平縣公安局原副局長鄭成月（於楚眾攝）

翌日凌晨，鄭成月見到了只知其名未見其人的王書金。也許是聽到了鄉音，他輕嘆一聲，防線完全崩潰，吐了四樁姦殺案。他曾想過是否要那麼爽快地一吐而盡，畢竟兩個孩子還小，如果再多撐幾年，孩子大些再歸案也好些，但10年的精神壓力已讓他喘不過氣，之後他和鄭成月、代理律師朱愛民這樣坦陳過。

這四樁案子，甚至把滎陽警方嚇蒙了，在連夜審問後，確定他在河南沒有作案，才允許鄭成月為他戴上腳鐐，把他帶走。王書金帶著鄭成月一連在廣平認了三個作案點，2005年1月27日，他帶著鄭成月來到孔寨村指認現場。

2005年春節後，《河南商報》的記者楚陽去鄭州參加了那個河南治安大排查的慶功會。這時，他已經寫了一篇通訊叫《河北摧花狂魔河南落網》，從此「摧花狂魔」王書金風靡各個報端。吃飯的時候，有人告訴他，滎陽那個王書金的案子在河北碰到了釘子。「有一個石家莊的落實不了，已經有個罪犯叫聶樹斌，10年前被槍斃了。」楚陽回報社後，將此事告知當時《河南商報》的總顧問馬雲龍。

當年剛過花甲之年的馬雲龍是河南叱吒風雲的老報人，也是《大河報》的創始人，因為操刀了首度揭露河南艾滋病的報道《艾滋病在河南》，被免去了報社副總編的職務。後來，他只能以顧問的身份為別的報紙運籌帷幄，這次他本能地察覺到這事有疑問，派了個叫范友峰的記者一連去了河北四次。

馬雲龍只是記得，當他親自到廣平找到鄭成月的時候，那個已是主管刑偵的副局長頗有微詞：「你一個河南的報紙來我這幹嗎？」馬雲龍表示了對他的體恤，說出了對這個案子的看法，鄭成月稍感有了同道，給他看了刑偵筆錄。「只要是見過王書金的人，能肯定99%是他乾的。」鄭成月說，而馬雲龍卻已在心裡假設：這1%的可能性都是沒有的，這就是一個冤案。

所以，在對比了王案的筆錄，和之前零星的關於聶案的報道後，馬雲龍主持了一篇轟動全國的報道《一案兩凶，誰是真兇？》，發在3月15日的《河南商報》上。基於在案子偵破期間新聞操作上的原則和對鄭成月的保護，他沒有點出現場細節，而是用了「非親臨現場、親自作案，他就不可能對現場情況做出如此精確的指認」這樣的間接引語。

最早報道聶樹斌案存在疑問的《河南商報》原總顧問馬雲龍（於楚眾攝）

報紙甫出當天，馬雲龍帶著范友峰和楚陽來到聶家，把報紙送到了張煥枝手裡。初次見面，馬雲龍對她的印象就是個不諳世事，並堅信兒子不會殺人的「底層農村婦女」，但是她堅韌而執拗。范友峰第一次到她家的時候，彷彿是又揭了次傷疤。「不要再提了，還提它幹嗎，孩子都死了10年了。」張煥枝一說就涕淚漣漣。

「阿姨，你知道該怎麼辦嗎？」「不知道，我現在很迷茫。」張煥枝並不能讀太複雜的文字，即使拿著報紙也要別人告訴她是怎麼回事，這回她知道了有個王書金出現了，還是邯鄲那邊的。「你應該請律師。」「律師在哪兒我也不知道。」張煥枝當年跑了10年的法院，但她去了中院，甚至門都進不了，至於哪個庭判的，包括法官、書記員她一概不知。「那時候首先是感到無助，其次再感到害怕。」現在的她跟記者交流起來已頭頭是道。

就在那一次會面後，張煥枝的申訴生涯出現了轉折，馬雲龍說：「她從此精神一振，變了。」在村裡，她曾10年抬不起頭，閑言碎語會有，例如「公檢法說是她兒子乾的，為什麼不說是別人乾的？」但那次後，她感覺這些流言「都不存在了」。她又來到了那片闊別已久的孔寨玉米地，她已經是第三次去了，找到那個叫段月珍的承包戶，「就是想把一些問題鬧鬧清楚，看看這片地里發生過幾次命案」。對方確認就那麼一次後，她更堅信了。

馬雲龍給她介紹了一名叫李樹亭的石家莊律師，她就開始跟著律師研究起了法律用語。「城裡人說的話我都不懂，我每次就讓我的律師幫我分析，其實也學不好，但我總得走下去。」她告訴我們。李樹亭第一次接到她電話的時候跟她周旋了半天。「我有一個天大的案子你敢不敢接？」張煥枝問了六七遍，就是說不出來。「阿姨，只要不是把天捅破的案子我就敢接。」兩人見面後，李樹亭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免費代理了張煥枝的申訴案，張煥枝開始有了「我的律師」，轉戰北京最高法，每每稍有動靜都讓李樹亭幫忙解釋。

她還記得她初來北京時的惶恐，那是在2005年上半年。她只是認準了要上哪班火車，下車後往哪個通道走，坐幾路公交車，這就來到了最高法，除此之外的北京她都不熟，就像在漫長黑暗的申訴路上，她從沒旁逸過一步。她住的是法院附近的招待所，15塊一晚的價格，一個昏暗的屋裡五六個人，只有一個公用洗腳盆。「我老是找便宜的吃，一兩塊錢的燒餅。」在北京，她也沒有得到什麼進展，最高法只是問她要她拿不出的判決書。

為了這份10年未曾見過的判決書，她第一次鼓足膽去敲了康某某父親康老漢的門。她已經走進了客廳，跟人家說：「我是聶樹斌的媽媽，我想讓你們複印一份判決書。」康老漢的情緒陡然激動：「你出去吧，我決不管這事，是你兒子把我女兒害了。」這個石家莊的知識分子家庭在女兒死後一直都未曾走出痛苦。

直到2007年，李樹亭在康老漢家複印到判決書，這是張煥枝第一次目睹到那白底上的黑字，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聶樹斌於1994年8月5日17時許，騎自行車尾隨下班的石家莊市液壓件廠女工康某某，至石郊孔寨村的石粉路中段，聶故意用自行車將騎車前行的康某某別倒，拖至路東玉米地內，用拳猛擊康的頭、面部，致康昏迷後，將康強姦。而後用隨身攜帶的花上衣猛勒康的頸部，致康窒息死亡。」

張煥枝又來到了北京，找到那個見過面的對接人。「你怎麼又來啦？」她啪地在桌子上一拍：「我拿到判決書啦！」隨之提交的還有一份刑事申訴書。當年11月，最高法給了張煥枝一封寥寥幾十字的信函，讓她交給河北高院，上面寫著「已函轉河北高院」，讓她速與該院聯繫。

「我沒你苦，你失去了兒子」

2005年3月24日，廣平

北京律師朱愛民第一次在廣平看守所看到王書金時是2005年4月的一天，那時，朱愛民特意試探了他一下。「石家莊那個案子，10年前就已經有個叫聶樹斌的被槍斃了。」王書金瞪大了眼睛，望著朱愛民久久沒出聲。王書金心裡當然知道，他在作案後的第四天就離開了孔寨，去到了市裡的東風塑料廠，有一次警察來廠里排查，問到了他，他說不知道，什麼都沒有聽說過。他有著難以置信的冷靜，在老家做完案也是若無其事地張羅著人打牌。後來他還回過孔寨，在圍觀的人群中看到警察拉著警戒線，不過那時聶樹斌還沒有被抓。

聶樹斌案原案發地石家莊市西郊孔寨村玉米地現已變成南北水調工程途經之地（於楚眾攝）

馬雲龍請朱愛民擔任王書金案律師，主要出於兩點考慮：一是在新聞上若要繼續追蹤這個案件，就必須有合法代理人才好方便閱卷；二是他已直覺到一個將震驚朝野的疑案正在孕育中。果不其然，10年前早已銷聲匿跡的聶樹斌案因為王書金案而從灰塵中抖落出來，而看似一目了然的王案又因為聶案而陷入一個至今還未有定論的羅生門。而馬雲龍、鄭成月等等的命運也發生了轉變，他們原本可以在某個時段退出做個局外人。

當年4月，馬雲龍與記者找到馬金秀，她在王書金被捕後半個月就另嫁了，她的生活能力讓她無法不依傍男人。王書金在廠里頗講義氣，呼朋喚友地下館子，還一個人付賬，為此每年欠下一兩千塊酒債，要馬金秀去還。他還總是和衣而睡，夢囈、驚醒，直到他被抓，一切都解開了。

馬雲龍發現一個難題，因為馬金秀和王書金從來不算夫妻，是無法委託律師的。但她那5歲的大女兒可以，所以馬雲龍想讓她作為委託人的監護人，去北京簽那個委託代理協議。當時她新嫁的男人堅決不同意，怕剛進門媳婦萬一有什麼變數，後來，是《河南商報》出錢將這四個人一起帶往北京，那男人才放了心一起去。朱愛民唯一一次與馬金秀碰面就是這回，那時，大女兒才及桌角高。朱愛民在馬金秀要離開時問了她一句：「如果王書金被判死刑，你願意帶孩子來見他最後一面嗎？」馬金秀在這件事上的「理智」至今讓他牢記著，她說：「孩子還小，我不想他們的生活以後有陰影。」朱愛民就不再問了。

朱愛民把馬金秀改嫁的事告訴了王書金，並勸慰他要理解她這麼做是因為孩子小。犯下了四條命案的王書金不無舐犢之情，並說不怪她。這些年，他一直記掛著兩個孩子，一直跟律師提起想看看現在的照片。朱愛民曾不解地問他，為什麼非要在強姦後把人殺了，王書金的回答簡單到讓人驚訝：「瞅著都認識的，如果不殺她們，舉報我怎麼辦？」

2007年3月，邯鄲市中級法院對王書金一審做出死刑判決，讓鄭始終憤恨不平的是，在他移送檢察院的起訴意見書中，石家莊一案沒有列入。「拿著政法委的命令，把我叫到邯鄲市公安局，當著刑偵局局長、我們公安局局長的面，叫我把石家莊那個刪掉。」所以，四樁命案，最終列入起訴的是三樁。

3月12日，一審開庭前，張煥枝來到邯鄲中院，在辦公室里認出了鄭成月，那個時候省紀委就在他隔壁辦公室駐紮，時不時傳訊他。「她一進屋就哭，拉起我的手說：『你為我兒子的事受了不少苦吧？』我也掉淚了，我說：『大媽，我沒你苦，你失去了兒子』。」鄭成月倒背如流地回憶著。

2009年時，他從副局長的位置上被勸退，理由是「要給年輕人個機會」，那年他才49歲。直到今天，他成了這個舉國大疑案中的明星警長，局裡把他叫去，讓他「不要老是對媒體提49歲退下的事」。

「從來沒人對我這麼好過」

2005至2009年，廣平看守所

鄭成月的老家十里鋪村就在王書金的老家南寺郎固北面一兩里路，他中學都是在南寺郎固上的，自稱在村裡認識很多人。王書金所殺的女人中，有一個人的哥哥和另一個人的大伯子都是他的同學，村支書也是他的同學。王書金被捕後，鄭成月立即叫村支書通知他哥哥給他送衣服，而王書金已然是家族的羞辱。書記給他回電話，他哥哥王書會無論如何也不管，「死了也不管了」。「好，那就我管了。」鄭成月很豪爽，雖然王書金這個「叛道者」一直是鄉族眼中的異類，但鄭成月慢慢成了他最親近的人。

6月25日，王書金的辯護律師朱愛民（右）在庭審結束後接受記者採訪

從此10年，這個家族沒有一人出現在公眾視野中，連律師朱愛民都未曾見過，他的本村妻子也早已在他失蹤後帶著孩子改嫁。王書金曾經在廣平看守所里問鄭成月：「你跟我哥說了沒有，怎麼不來送鞋和衣服？」「書金，你想想，你哥抬得起頭嗎，他不理你就對了。」

「記住，判什麼你都罪有應得，你讓正需要女兒的母親失去了女兒，正需要媽媽的孩子失去了媽媽，正需要媳婦的丈夫失去了媳婦，你想想人家是怎麼過的，你死還不應該嗎？你只要認罪這就對了。」鄭成月這樣對他說。在公安大院押著的時候，王書金很聽話，每次做筆錄都老老實實地招那個石家莊的案子，讓鄭成月覺得這個案子辦得特別順暢，所以不容置疑。他對劉金國也是那樣說的：「凡接觸過王書金的人，都會認為99%是他乾的。」

鄭成月和王書金的交好來自2005年押他回廣平的時候。車至河南安陽休息站，鄭成月喊了聲「停車」。「書金，這幾天沒好好吃飯吧，餓了嗎？」「我不餓。」「不餓不對，現在都說清楚了還有什麼事？就等著吃香的吧。」鄭成月給他手銬上白布一遮，帶他走進了餐廳，半晌沒有新鮮飯菜，他看見門口有新鄉烤雞，那是當地著名的特產。他花27塊錢買了一隻，撕下一個雞腿給王書金，「吃」。當時的王書金不無意外，拿著雞腿竊竊地瞪著他，說了一句：「哎，長這麼大從來沒人對我這麼好過。」閑扯間，鄭成月跟他提到10年來家鄉的變化。「那時候咱們家裡窮，現在都富了，村裡都家家吃肉了。」王書金逃匿後幾年，整個家族背負著在逃犯罪嫌疑人的陰影，隨著他母親的去世、前妻的改嫁和五個姐妹出嫁，家裡只剩下一個說得上話的哥哥和老實的父親。

就在開車帶他回南四郎固指認現場時，村口出現一個老人：「怎麼警車也來了？」他邊說邊讓道。車過後，后座上的王書金平靜地囁嚅道：「我爹胖了。」鄭成月方知那是他父親，心中驚奇萬分。「10年沒有見他爸，居然沒有痛哭流淚，沒有上去相認，你說正常人做得到嗎？」他對我說。

在廣平看守所，鄭成月看了王書金4年，對他關懷備至，也一直提防所里犯人欺負他。鄭成月對他的印象總結起來是：「這個人從來不會笑，哪怕你講再有趣的段子，我們都笑得受不了了，他也不笑。」王書金也從來不跟他提前妻、馬金秀或孩子，在他一成不變的陰沉的臉上從來不會有回憶往昔時的任何感慨或追憶。回廣平後，他成了一個完全的棄兒、一個沒有過去和未來的無根的人，只為身負幾條命案而暫時留著氣。

鄭成月時不時給他一根火腿腸、豬蹄，讓他吃好。鄭成月說：「他心裡有種溫暖，他說我早認識你這個哥哥給我講道理，我就不會有今天了。」後來朱愛民去看守所看他，他會問：「我哥呢，我想我哥了。」律師都一頭霧水，想著是哪個哥哥。他曾跟鄭成月說過，無論今後去到哪邊都認他這個哥哥。

邯鄲，王書金的堅持

2007年7月31日到2013年9月27日

2007年3月，王書金一審被判死刑，但他隨即向河北高院提出上訴，上訴理由是：「檢察院的起訴和法院的判決沒有包括他的全部罪行。」他堅決承認自己是聶樹斌案真兇，應屬特大立功表現，法院應予以考慮。從此，這個案子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翻轉局面。「上訴人幹了被告的事，被告幹了上訴人的事，以至中國刑事審判史上出現了二審法庭控辯雙方角色換位的顛覆性奇觀。」對於執業30年的朱愛民來說也是頭一次碰到，「實屬罕見」。

王書金（新華社 供圖）

朱愛民告訴我，王書金在一審法庭上自我陳述時，主動提起訴狀里沒有的石家莊案，被法官以「與本案無關」阻止發言。在案件進入二審後，王書金開始堂堂正正地以上訴人的身份出現，圍繞這個案子進行陳述。其間公眾也有不解，既然難逃一死，為何要對著這一樁窮追不放，讓審判出現罕見的翻轉，對此，朱愛民也只能回應，作為被告的律師他能做的是「尊重被告的願望」。

王書金也許沒有想到，二審的過程時斷時續，維持了6年，他自己也備受煎熬、血糖忽高忽低，在看守所里吃他最喜歡的速食麵和火腿腸，吃到虛胖。2007年7月31日二審第一次開庭，到2013年9月27日第三次開庭，河北省高院駁回王書金上訴，維持一審判處死刑的判決。王書金每次都認為自己「過不了春節了」，卻成了磁縣看守所里待得最長的人，至今，死刑複核都在等待最高法的核准。

朱愛民還要時刻提防的一件事，是觀察王書金總是起起落落的情緒，從客觀程序上來講，在每次見他時都詢問他是否還堅持之前的意見。2013年9月27日下午，河北高院二審裁定之後，朱愛民去磁縣看守所看他，他戴著手銬的雙手握著一瓶礦泉水，遞給了朱愛民。「這是接受委託8年來拿到的第一筆律師費。」朱愛民為他的轉變高興。這個被家族拋棄的人在看守所里所有費用都是公家承擔，朱愛民還給過他幾百塊錢，因為他覺得自來水不好喝，要喝礦泉水。

「這個案子就是我乾的，為什麼不認定？我就是去了那邊，那冤死的人也會找我打架的，真心希望把這個案子搞清楚。」那次會見中他那樣說，朱愛民跟鄭成月一樣，認為他在坦白的時候眼裡看不出一絲虛假，是一種真正「一人做事一人當」「殺人償命」的單純和實誠。「應該在我告訴他聶樹斌已經替他死了以後，他受的觸動是很大的。」朱愛民這樣告訴我。馬雲龍雖從未見過王書金，但每次從鄭成月和朱愛民那裡聽得他的消息，都認為這個人雖然罪大惡極，卻有種「樸素的農村特有的鄉土倫理觀」。

「沒有認定就很不公平。他們應該懲罰我，不應該懲罰別人。別的對我都無所謂了，只要把石家莊這起案子認定下來，我心裡就踏實了。」從他焦灼和不解的表情里，朱愛民覺得他也想儘快結束這件事，也許對他來說，到了「那邊」是另一種新生，只消把這邊的事情都了結清楚，靈魂就安寧了。

王書金在看守所里等發落的那幾年，彷彿是人生真正得到「社會化」的開始，他雖不會讀寫，卻看了很多司法類電視新聞。初見時朱愛民聽不懂他半句廣平土話，要河北警方幫著翻譯，到二審時基本能跟他交流，很有「邏輯條理和法律知識」，跟過去那個負罪感寫在臉上、自閉孤立的王書金判若兩人。

「這裡面還可以看電視，看新聞。我看到中央在搞司法體制改革，減少和避免冤假錯案。前一段時間我看電視，說要給律師更多的權利，讓律師說話，這樣就會不出冤案。」王書金說。

兩案對峙，各自僵持

2007年11月5日至2014年12月12日

2007年11月5日，張煥枝拿著最高法的信給到河北高院後，此案就陷入了長達7年的沉寂，一直到2014年12月最高法宣布異地複查，移交山東高院。用馬雲龍的話來說，在河北的那7年是「紋絲不動」，沉悶得「看不到一絲星光」。此時的馬雲龍已經被撤了《河南商報》總顧問的職務，事件源於2005年8月一樁河南礦難中記者蜂擁領取封口費的報道，這位常愛頂風而上的新聞硬漢從那年起再也沒有被任何國內媒體正式聘用過。

後來，他去到海口安家，在海邊寫書，並關注著聶樹斌案的進展。他承認，在他的職業生涯里這件事是使他投入心力最漫長的。「每一次有動靜我們這些人就會行動起來聚一聚。」他指的是和鄭成月、李樹亭、朱愛民等。

聶樹斌案律師團成員（左至右）：劉博今、陳光武、楊金柱（靚影 攝於2014年）

河北高院的沉寂和背後冥冥的掣肘真正讓馬雲龍自感無力和渺小，每逢春節，他在海口打電話給張煥枝。「我只能勸她一句話，你咬著牙也要堅持，情況到了今天已經是最壞的了，還有什麼能更壞？」他這樣回憶道。如今，他回到石家莊的老家照顧患病的父親，兼而寫書，在最高法宣布聶案重審後他又開始「重拉戰線」，與張煥枝等密切聯繫著。回憶河北高院按兵不動的歲月，他說：「我已經沒有辦法了。」

李樹亭以為遞交到河北高院後總算是跨了一大步了，覺得應該很快能糾正，於是當年國慶節，為了紓緩兩年來的抑鬱和壓力，去了湖北黃岡一座山上出了兩個月的家。「我當時覺得我能做的已做了，只要等結果就行了。」他對我說。至今這位居士還留著光頭，這個案子不動聲色地形塑著他的人生。

2010年後，李樹亭還退出了代理，他的解釋是，當時一拖那麼久沒有動靜，的確是該做的都做了。律師風波在網上也吵得沸沸揚揚，張煥枝的律師像走馬燈一樣地換，她家從不缺律師登門拜訪，有時候都一撥撥地來，那院子都快成了鬥法逗秀的舞台，老人招架不住，也不懂法，只是一個個都應承下來。但是在解除委託協議後，李樹亭覺得，他終於可以以公眾的身份介入王書金的案子了，於是他來到廣平縣找鄭成月，這次，去村裡又走訪個遍，從此兩人的關係開始熟絡。其實，他早在2005年3月就找過鄭成月，當時這位秉公職守的老刑警認為他無權介入此案，沒有理他。

除了李樹亭，鄭成月也去找了那兩名女證人。「這一天15點開始下雨，到夜裡還在下。那段南北土路一碰到下雨，就變成膠地，步行都走不過去，為什麼她能騎著自行車從那經過？這兩個人我找過她們三次，還是這樣說，這樣說就好了。」他對我說。

2011年，還有一個小插曲，當時全國60名律師和學者聯名在石家莊開了個聶案研討會，寫就一份呈交最高法和河北高院的呼籲書，敦促重審。

直到2013年，王案的劇情又來了一次跌宕。3月末的一天，朱愛民接到一個電話，說王書金在看守所失蹤了。「工作組的人和我說，別讓我蹚聶樹斌案的渾水，我說事是我乾的，我就按實說。我說不管你怎麼說，我肯定對不起被害人家屬及聶家人，我還是實話實說。」

那次模擬法庭上，王書金的腳底心被木板抽翻一張皮，被拖到審訊室的鐵凳上坐了半個月，「屁股都結痂了」，但他還是沒有在第二次開庭上翻供。

鄭成月在南寺郎固

2016年6月27日

退下後的鄭成月反而更忙了，總是不停收到記者的採訪要求，常有人請他帶去村裡轉一轉。廣平縣城到南四郎固只有區區5公里路，鄭成月熟門熟路，2005年10月，他在村裡住了一個月，匍匐在王書金家的豬圈後，就為了等這個失蹤的人出現。

王書金在認鄭成月這個「哥哥」後，鄭成月覺得理所應當該為他做些事，那就是如果他被執行後，應該把他的骨灰帶回祖墳。而王書金的親哥王書會早就和他「斷絕了關係」，鄭成月也知道凡是跟王書金有關的事，他都拒之門外。6月27日，我跟隨他走進村裡，這座典型的北方農村，仍然是一副前現代的衰敗樣，滿是裸磚壘的平房，彷彿20年來從未變樣。

鄭成月來到村民王書銀的家，他是王書金的堂哥，現在正經營著一個農資站，鄭成月在當年辦案時常去「打擾」他。那個農資站在一個破磚房裡，裡邊又土又陋。「你跟王書會說說，王書金這事一定要辦妥。」「我不跟他說，他不會理我的。」王書銀就比王書金大一歲，卻跟他無甚過從。「我們不跟他在一塊玩，他上了一年小學就不上了，跟他沒共同語言。」王書金剛一接觸集體，就成了一個落單的人，低著頭晃在鄉間野外，村裡人常看見他破壞莊稼，孤僻寡言。

輟學後，回家餵豬割草，空練就了一身力氣。若問鄉鄰他有什麼本事，一般都會認為他力氣大，所以干來干去都是在窯廠搬磚。70年代「文革」期間，村裡雖然都是吃菜根稀湯的，但像他這樣的文盲也不多。「一方面家裡窮，7個孩子，只有兩畝地，吃也吃不飽。再一方面，他不讀了也是因為他自己不愛讀。」王書銀說。不管怎麼樣，他哥哥王書會讀到了中學畢業，還在村裡當了木匠。

王書會是家裡的頂樑柱，排行老二的他還有個姐姐。王書金在14歲時出事後，去少管所待了三年，從此就被永遠釘在鄉族的恥辱柱上，王書會更是對他「張嘴就罵，抬手就削」。鄭成月總是認為，王書金缺少愛和溫暖，「沒有受過良好的道德教育」，鄭成月曾經跟地方政法委的領導解釋，為什麼廣平的兇殺案就是不絕，他說「貧窮是犯罪的本源」。

可最關鍵一點，在性禁忌更嚴苛的北方農村，王書金一直是在暗自瘋長的境遇下摸索著這羞於啟齒的本能，他曾經對鄭成月說，他在衝動時就是控制不住，「如果能有人像你這個哥哥給我講道理，我不會走到今天」。

90年代時，該村還是鄉級建制，後在撤鄉並鎮中歸於十里鋪鄉。村內王姓人口佔了三分之二。鄭成月帶我去找王家的老宅，眼前的是一座荒棄的院子，院子里野草和樹木已經瘋長成一個小林子。站在南邊的亂磚堆上，透過蕪雜的樹隱約可見兩間東屋，四間北屋，王書金和王書會婚後都在北屋挨著住。如今，王書會的屋外牆已經粉刷了新料，而王書金的屋子還是他逃走時的模樣。父母都過世後，王書會為祖屋上了鎖，搬離了此處，彷彿要永遠把家族陰影鎖在這院里。耐人尋味的是，南邊的鄰居是一對新婚的夫婦，在知道出了個王書金後也搬走了。

鄭成月匍匐在村裡候王書金的時候，曾經找過他的前妻，他記得那個女人有點癲，畢竟她是換親換來的，沒人敢嫁給王書金。鄭成月問了她很多生活上的細節，更確定王書金就是兇手。他若無其事地過了兩年，到了1995年10月把最後一個女人姦殺後投井，因為被鄭成月盯上而走上亡命之路。他從廣平坐車到濟南，到聊城，又到石家莊，回到原來干過活的鹿泉，因為沒有找到活，又到了安陽、鄭州、在滎陽磚廠安頓了下來。

鄭成月熟練地向我演繹著王書金當年作案的路線，把作案點一個個指出來。王書金的記憶之強令人震驚，就是因為日復一日單調、沉悶的底層生涯，讓他把每個不尋常的時刻鐫刻在心。鄭成月的記憶也很精準，他對這裡寸土寸路都瞭然於心，由此可見此案對他有多重要。「可以說我是這個案子里很關鍵的人物。」他說。這幾天，最高法宣布聶案重審後，他每天都接到記者的來電。他現在廣平和北京兩地都做著幾個法律顧問的兼職。

尾聲

2014年12月12日，是聶樹斌案重現生機的日子，最高法宣布由山東高院進行異地複查，這是全國首例異地複查的案子。馬雲龍在幾天後，把那些幾年來抱團在一起的人請到石家莊，給他們安排食宿，開了一天一夜的會，商量下一步怎麼走。那個時候，李樹亭雖然已經跟聶家解除了合同，但是他也過來介紹了那幾年他去找的證據和線索，鄭成月竭力推薦他再次成為申訴案的代理律師。當有記者問到張煥枝為什麼又重聘李樹亭時，她很快回答：「用我們鄉下人的說法，他肯幹活。」

下聶庄村口圍坐的村民（於楚眾攝）

當被問及聶樹斌案是不是很快就要平反，老人的回答相當有智慧：「山東複查的結果我們挺樂觀，但我還是不敢那樣說，最高法還沒有給我那個結論。」

下聶庄村村口豎起一排排白色的三層聯排別墅，那是給有兩個兒子的家庭準備的，如果宅基地上不夠住，其中一個兒子可以申請買那個房子，130平方米一套只要二十來萬元。「我們家不具備這個資格。」張煥枝平靜地說。

提到王書金，她的心裡還是有所恨的：「假如他不做這個案子，我兒子不會有這個遭遇。但是從證據上看，他推動了我兒子的案子。」老人總是這麼回答記者。

6月28日，朱愛民再次去會見了死刑複核中的王書金。6月8日，王書金就在電視上看到最高法的決定，他曾經跟律師說有次看見張煥枝在電視上出現，他也掉淚了。朱愛民把這最近的一次會面的對話貼到了博客上：

王書金：給他平反了，我的案子也就結了。

朱愛民：這是你的想法。

王書金：這事我想呢，早晚要有一個了斷……

朱愛民：你緊張嗎？

王書金：（搖頭，回答得很快）不緊張。

朱愛民：說心裡話。

王書金：是，不緊張。因為啥，咱知道殺人償命，到時候了，早結束比晚結束強。

…………

朱愛民：假如說你現在見到聶樹斌的母親，想對她說什麼？

王書金：頭幾天彭律師（另一名代理律師）過來和我說過，她恨我。我說她恨我不對，我招供在先，她申訴在後，這不怨我，還是辦案單位造成的後果，這不應該於我有責任。

朱愛民：你還有什麼要和我說的嗎？

王書金：你見到聶樹斌他媽，（跟她說）她恨我沒有用，咱也希望她翻案。

（文中康老漢、王書會、王書銀為化名，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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