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務省，對二戰慘敗的沉痛反思

圖註：近衛文麿（前排右二）內閣合影。近衛在侵華戰爭期間三次組閣，1945年曾被天皇指定請蘇聯出面斡旋對美英停戰

文 | 諶旭彬

1951年，據時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務省啟動了一項秘密調研，旨在徹底檢討自「滿洲事變」以來，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誤。研究歷時數月，後形成一批絕密文件，至2003年始解密公布。

這些文件，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外交折衝層面，對二戰敗因的一種反思。鑒於中國抗戰，亦主要勝在外交折衝，日本對敗之反思，與中國對勝之理解，實為一事之兩面。故日本此番反思，實能加深及修正國人對抗戰的諸多認知。其反思具體如下：

1、不該因「九一八事變」而退出國聯。文件認為，即便外務省無力阻止軍方的行動，也不應該讓事件發展到「滿洲國獨立」的程度、更不應該讓日本退出國聯。即便國聯成員國全體反對「滿洲國獨立」，日本作為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也應設法留在其中。簡言之，退出國聯，使日本陷於國際孤立，「成了日本和英美決裂的開端」，為其後與德、意結盟提供了路徑。相反，作為敵人的蘇聯，稍後「不僅加入了國際聯盟，還通過與歐洲的鄰接各國簽訂各種條約，不斷鞏固了國際地位」。

2、不該與德國締結防共協定。文件認為，日、德締結防共協定，從日本的立場而言，是為了牽制蘇聯。但因為蘇聯當時「在對外行使武力方面一直比較本分」，故很難讓不滿希特勒政權的英、法等國，對日本與德國的親近，產生同情與理解。所以，日、德簽訂防共協定，「除滿足了日本想擺脫國際孤立的感受以外，可以說在對外關係上沒有任何益處。」

3、不該在沒有任何讓步準備的前提下對美交涉。1941年初開始的日美交涉，日方在關鍵問題（諸如日軍在中國的駐留）上立場非常強硬，毫無妥協。文件認為，「現在看來，那時日本應忍痛做出讓步。……真要想使日美交涉成立的話，當然應該備有接受對方主張的覺悟。另外……在這幾個問題上做出讓步而使交涉成立，對日本是極為有利的。……進而言之，如沒有讓步的準備，最好不要嘗試交涉。因為那樣會使形勢全面惡化。」尤其是在御前會議上已得出結論，認為對美戰爭，「初期能夠取勝，但最終還是缺乏使敵屈服的手段」，仍選擇在不讓步的前提下對美交涉，下一步無疑只能是打不贏的戰爭了。

4、不該幻想將蘇聯拉入三國同盟。文件認為：二戰爆發之初，日本採取不介入政策，本有助於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但稍後政府竟一廂情願地相信德、蘇關係良好，認為與德、意締結三國軍事同盟後，能夠通過德國這個「正直的中介人」，把蘇聯也拉入到同盟之中，太過失策。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從開始就以四國同盟為目標，只要蘇聯不加入，就不締結三國同盟。」簡言之，除了幫助德國牽制美國、而使本無對日作戰意圖的美國陡增對日惡感之外，締結三國同盟，「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5、不該幻想通過對蘇妥協來壓服英美。日本與蘇聯簽署《日蘇中立條約》，本有通過對蘇妥協，以「使日美外交能朝有利於日本的方向展開」的目的，但卻未意識到，蘇聯之所以願意簽訂中立條約，也是「為了給予日美的對抗增加刺激」。 文件認為，「歷史所證明的是，日本只有和美英提攜，才能夠有利於展開對俄外交；與此相反，日本和英美反目，結果都是不得不屈服於俄國的威勢之下。但松岡外相卻試圖通過向蘇聯妥協來壓服美英，這個策略不僅徒增美英的惡感，最終結局，也不過是為斯大林所期待的日美關係的惡化作貢獻而已。……只要締結日蘇中立條約，就註定必然會給蘇聯利用。」簡言之，中立條約，不但促使日本軍部對美態度硬化，而且使蘇聯「在對美英交易時居於有利的地位」，條約「所有方面都是有助於蘇聯的……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禍害了。」

6、不該幻想通過蘇聯的斡旋來終止戰爭。1945年6月，日本政府「決定通過蘇聯實現和平」，並派遣特使赴莫斯科，希望蘇聯擔當對美英的斡旋角色。該決策主要是受軍方所迫而採取。文件認為，「日本不應該給予蘇聯任何對日參戰的機會，應迅速直接對美英通告無條件投降，並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它。像依賴蘇聯斡旋終止戰爭這樣的事，實為最愚蠢的政策。」「不直接或間接以美英為對手，進行和平交涉，卻要求蘇聯這樣的國家斡旋和平，這一點尤其應該予以批判。……如果在雅爾塔宣言之前向美英投降，蘇聯的參戰，以及讓蘇聯分享對日戰爭戰果的事情就不會存在。」

不難看出，外務省該項調研文件，涉及對蘇問題之反思，用詞最為沉痛。可供參照的，是吉田茂1945年4月因反戰被日軍憲兵隊逮捕後的審訊供詞。吉田氏聲稱：「無論誰怎麼說，日本若不同美英交好，就決不能成為繁榮的國家。必須儘早結束對美英之戰，即使戰爭敗於美英，也決不會破壞國體，但國內如被赤化，日本就只有滅亡了。」

注釋

本文資料，凡未特別註明者，均引自日本外務省文件：《過去外務省的一般性失誤》（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的失誤」的作業報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外交的失誤》（1951年4月10日）。大谷敬二郎：《昭和憲兵史》。轉引自鄭毅《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11，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