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對古巴，猶太人抱有類似對上海一樣的感激

文|雲也退

卡斯特羅90歲壽終正寢，對這位革命領袖，拉丁美洲經典款槍杆子領導人，猶太人是沒什麼好感的。數據可以證明：1959年，古巴猶太人數量達到史上最高，共有15000人左右，絕大多數在哈瓦那，擁有五所猶太教堂，一所猶太中學，還有一間猶太潔食餐廳。但是卡斯特羅革命爆發後，九成以上的猶太人都選擇了移民，「一鬨而散」，不在這裡玩了。

拉丁美洲的革命領袖跟猶太人水火不容，比如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時期，國內的猶太人社群縮水了一半以上。原因很簡單，猶太人來到拉丁美洲，要的就是世界主義的氣息，是這裡高度混雜的血統形成的社會氛圍。哪裡有混雜，哪裡就缺少佔統治地位的族群，反猶主義就缺少土壤。然而，革命都是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殺奔而來的，必須煽動仇外。卡斯特羅當政之後，一直視古巴為眼中釘的美國人收容了大量猶太移民，將他們安置在邁阿密。生活重新開始。

之後，美國猶太人就連前往近在咫尺的古巴旅遊都受到了限制，直到冷戰結束才漸漸恢復往來。不管世界分裂得多麼厲害，猶太人始終扮演著一種「國界虛無者」的角色，他們是黏合劑，是串聯人，上帝關上了門時他們打開了窗；只要條件允許，他們很樂意在兩個勢不兩立的敵國之間鑽來鑽去。

但是猶太人對古巴的感情仍然很深——不僅因為古巴當了他們去美國的跳板，更是因為這小小的島國在二戰時期收容了大量的猶太人。去年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哈瓦那的塞法迪猶太人中心還舉辦過題為「永誌不忘」的紀念展。對古巴人，猶太人抱有類似對上海人一樣的感激，即使他們再也不可能回去那裡定居。

哈瓦那的塞法迪猶太人中心

這裡就要介紹一個人：彼得·蓋伊（1923—2015），柏林一個猶太家庭的兒子，16歲隨父母來到古巴，後來定居美國成為重要的歷史學家。他有一本回憶錄《我的德國問題》，讀此書，便可知古巴對於危在旦夕的德國猶太人來說，不亞於大船傾覆之際的一條救生艇。

那是1939年5月，老弗洛赫利希（蓋伊家的德國姓氏，意思是「快樂」，到美國後改姓「Gay」，也是「快樂」之意而非男同）意識到再在德國待下去，恐怕凶多吉少，就去找家族的老朋友幫忙。當時，從漢堡上船取道古巴前往美國的逃生通道已經開通，弗洛赫利希家趕快去辦古巴簽證，然後預定了一條移民船「聖路易斯號」。

弗洛赫利希家裡很有點錢，「聖路易斯號」是一艘豪華輪船，預定5月13日出發前往哈瓦那。4月中旬的時候，蓋伊家就拿到了護照。

但是，老弗洛赫利希是個慎重的人，在安排好所有事後，他仍然不放心，擔心在登船前的兩個月里會發生變故：納粹會不會突然加強了迫害力度？會不會船還沒開，他們全家就被先推進被送去不知什麼地方的火車了？他又去看票，發現4月27日有一艘「伊比利亞號」，跟「聖路易斯號」屬同一個航運公司，級別也相當。他當即決定改乘這艘船走。

然而，5月13日的船票已經拿到手了，要想改一艘船，需要辦理一系列手續，所余的時間不足。父親決定冒險在船票上做手腳。船票是印有哥特字體的一張仿羊皮紙，有塗改的可能，但仍嫌不夠厚實，動手必須非常小心。彼得·蓋伊後來說，父親用一把直刃剃刀輕輕地刮紙上的字，一點一點地，St. Louis和May 13的墨水字跡黯淡下去，紙張的褐色小碎屑在父親的手指之間堆積起來。為了防止墨水在紙上化開或流動，他用拇指指甲蓋輕撫剛剛刮毛了的紙張的表面，慢慢地按壓，然後，他模仿原字的筆跡寫下了新的航班信息，模仿得可以亂真。

船票被納粹官員檢查時，每個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要是那官員對船票有一點點懷疑，他們肯定沒法活著出去。所幸一切順利。然後，4月7日那天，他們要耗半天的時間在納粹移民局裡，官員要檢查他們的護照，加蓋一系列印章。排隊等待檢查的人很多，前邊一慢，後邊便催促起來，彼此推推搡搡，一個穿著褐衫的黨衛隊員不耐煩地朝著人群大吼大叫，所有人立刻縮了回去，唯唯諾諾不敢出聲。

在隊列中焦急等待時，蓋伊的父親突然犯了老毛病——腎結石，癱倒在地動彈不得。母親早有經驗，趕緊將父親攙扶出去，叫了一輛計程車回家打嗎啡針，這藥劑也是一個藥劑師冒險送他們的，純粹是因為信任他父親不會上癮（否則早晚要敗露）。父親緩過來後，一家三口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重新回到移民局等待的隊列里。護照在過最後一道關的時候，還有一件小插曲：父親居然睡著了。太太和孩子把他輕輕弄醒，那之後，他一直與企圖征服自己瞌睡搏鬥，身體動不動就來一個打挺。

沒有一個官員對他們產生懷疑。這一切結束後，弗洛赫利希一家變賣財產，將一些捨不得賣的東西裝箱帶著。4月27日，三口人在漢堡港像其他普通遊客一樣登上「伊比利亞號」，貪婪地喝著船上提供的肉湯，坐著躺椅沐浴在陽光下。彼得·蓋伊自己畫了一張地圖，將船沿途停靠的地方——安特衛普、南安普敦、切爾堡、里斯本，每到一個地方就畫上一面小紅旗。他在哈瓦那畫了一面大大的紅旗，然後在美國那裡寫上了「目的地」一詞，後邊還加了個問號。

蓋伊說，他始終保持警惕，這是他在德國磨練出的能力和習慣。在船上，他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仍然沒有脫離德國的領土，必須神態自若，周圍的人究竟是一般的旅客還是跟他們一樣打算一去不返的人，他並不了解，所以更不能隨意露出破綻。兩個星期之後，他們抵達哈瓦那，住進了早已定好的一戶人家家裡，而這時，「聖路易斯號」才剛剛從漢堡出發。

5月27日，蓋伊忘不了這一天：「聖路易斯號」按照預定時間來到港口，已先一步抵達哈瓦那的德國猶太人，還有本地的猶太居民，都去港口迎接。他們看到船了，卻不見人下來。這船上的937個旅客中，只有30人是普通乘客，其餘907個都是企圖移民的猶太人，他們也都像弗洛赫利希一家一樣持有（非法途徑搞來的）古巴簽證，但是，僅僅相差兩周時間，納粹的反猶令已經跨越大西洋來到加勒比。當政總統菲德里克·L.布魯在壓力之下，突然宣布所有簽證無效。全船的人無法落地，只能坐等。有人去跟古巴政府談判，船上有錢的猶太人則雇了小艇繞船遊走，大聲喊話，要船上人切勿泄氣。

聖路易斯號客輪停泊在哈瓦那港口時船上的猶太難民

這艘船後來成了一樁有名的悲劇。船在古巴、波多黎各和美國之間轉了一圈，包括美國在內，都拒絕接受船靠岸。「聖路易斯號」最後只得返航，船上的猶太人被分散到四個國家收容：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除了分流到英國去的二百多人外，其他人幾乎沒能活到戰後。

而在哈瓦那，彼得·蓋伊看到的是什麼呢？

「幸運的是，哈瓦那能讓我喜歡。城市裡有很多建造年代不遠的高層樓房，仍有老居民區的魅力。我走道路兩邊，路過但從未進去過那幾幢豪華旅館，它們主要是給美國遊客或西班牙統治時期倖存下來的人住的。我喜歡一次次在碼頭久久踱步，觀察著隨處可以遇到的迷人的混血人群。西班牙殖民者的後代、中美洲印地安人、加勒比島嶼上的黑人和中國移民混居在一起，互相認識並融合，他們……向納粹的『純種』神話呈上一個五彩斑斕的反駁。沒錯，古巴社會多少也有一些膚色等級制，但是幾乎沒有一個人敢確信地說自己是血統純正之人。」

哈瓦那人很窮，公交車司機穿著破衣爛衫，在大街上以碾死貓狗取樂；郵遞員窮到監守自盜，感覺某封信里可能藏有值錢的東西就自己昧下。蓋伊在古巴的日子是為移居美國做準備，他們也沒什麼錢，不能隨便找工作，搶古巴當地人的飯碗，事事都要聽從房東安排，不過最緊要的一點是哈瓦那可以提供的，那就是自由的感覺。混雜意味著自由，純正則表示迫害。

蓋伊說，他經常疑心自己所處的其實只是一個現實，在另一個平行的現實里，他是「聖路易斯號」上九百多人中的一員。他福大命大，搭上了加勒比海上的救生艇。「虧得我父親，我才能站在哈瓦那港看著『聖路易斯號』，而不是隨船航行，要是我不幸上了那條船，我還能活下來嗎？我還能成為美國公民，擁有一個美國家庭，成為一個美國教授嗎？數字已說明了一切：幾率很小。」

題圖：彼得·蓋伊

（本文原標題：《古巴，加勒比上的猶太救生艇》）

【作者簡介】

雲也退|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記者，書評人，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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