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北宋名臣范仲淹：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文/晏建懷

范仲淹名言

「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疏？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我曾懷疑這樣率性的話真的出自北宋名臣范仲淹，因為在人們的印象里，他是貞亮死節之臣，憂國憂民，熱心改革，心系邦國而從不計個人得失歡戚。但這又的確是他在家書中對自己兄長吐露的心跡，這說明，以匡扶社稷為己任的范仲淹，不僅至剛至烈，而且至情至性，是坦蕩率直的真君子。

范仲淹從小就以孔子的學生顏回為榜樣，以顏回那種直面人生、笑對苦難的精神鼓勵自己。他入仕前十餘年的求學生涯，生活極為艱苦，但范仲淹一心讀書，不以為意。「瓢思顏子心還樂，琴遇鍾期恨即銷」（《睢陽書舍書懷》），常人不能忍受的飲食起居，他總是象顏回一樣快樂面對，而且苦學不輟。當時，有位太守被他的精神感動，希望幫助他，但他謝絕了，理由是自己習慣了稀粥，若換上美食，以後喝稀粥就沒這麼香甜了。范仲淹時時刻刻在磨練自己的意志，他在《蒙以養正賦》中闡述自己對《易經》「蒙以養正」的理解是「君子能以蒙養其正」，並誓言做到：「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他念滋在滋，以苦為樂，在暗昧的苦況中聚集自己的正氣，象孟子一樣「養吾浩然之氣」，培養了自己卓爾不群的性格和潔身自好的操守。

這些自覺的自我磨鍊，讓他堅強的性格中有特別自信甚至倔強的一面，正如他在《省試自誠而明謂之性》中所說：「我生既異，初鬱郁而有融；我性在斯，終存存而不竭」，常常執拗於自己的認識和選擇。他兩歲喪父，母親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縣）朱文翰，給他取名朱說。二十三歲那年，他見兄弟們浪費不知節儉，屢屢規勸。兄弟們被勸得久了，便不耐煩地說，我用朱家的錢，與你何干？范仲淹非常奇怪，自己不就是朱家人嗎？多方打聽才知自己是蘇州范姓之子，讓他感憤不已，立即決定自立門戶，佩琴攜劍，離家求學。母親悲痛欲絕，讓人追上他，懇切勸說他回頭，但范仲淹態度十分堅決，讓其轉告母親：「十年登第來迎親」，便義無反顧，直奔南京（今河南商丘）。五年後，范仲淹進士及第，便從朱家接來母親，侍奉前後。

演奏古琴

范仲淹說過：「君子不獨樂」（《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一直把與名士交遊、與隱士唱和、與知己論道引為平生快事。二十歲時，他曾結識雩縣（今河南睢縣西北）名士王鎬，王鎬善琴，平日里襲白衣、跨白驢，瀟洒來去。又因王鎬結識汝南（今河南省汝南縣）精於篆刻的道士周德寶、臨海（今浙江臨海市）精於易學的道士屈元應。四人各有所長，醉酒賦詩，你唱我和，快然自足。他在《雩郊友人王君墓表》中記載了四人的遊歷，說：「相與嘯傲於雩、杜（今陝西西安市南）之間，開樽鳴弦，或醉或歌，未嘗有榮利之語」。范仲淹深深懷念這段沒有榮利攪擾的交遊，特別是對於風流倜儻的王鎬，更是至老都念念不忘。

在眾多的少微星宿中，范仲淹敬仰於漢代嚴子陵，慕從於當朝林逋。嚴子陵德高學富，聞名於兩漢交替之際。漢光武帝劉秀稱帝前曾與他有過同窗之誼，交往甚厚，十分欣賞他的安邦才略，稱帝後想方設法請嚴子陵出來幫他治理國家。開始，嚴子陵還是有建功立業之心，但他看到朝廷上演繹著爭權奪利的鬧劇，連同窗摯友之間都互相傾軋、你死我活時，便毅然拒絕了光武帝，隱居於富春山下（今浙江建德市），垂釣於富春江邊，過著悠閑自在的生活。范仲淹崇敬嚴子陵的高風亮節，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他被貶睦州（今浙江建德市）時，在風景如畫的富春江畔憑弔了嚴子陵釣台，主持修建了嚴子陵祠堂，作《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發肺腑之言感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對嚴子陵「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的感召力推崇不已。他流連於嚴子陵的釣台，盤桓在方乾的隱廬，群峰迭起，翠盈軒窗，白雲徘徊，終日為伴，使他謫貶千里，依然心曠神怡。他在給老師晏殊的信中感慨地說：「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人家被貶謫總是希望朝廷拔擢，趕快離開放逐之地，而范仲淹倒戀戀不捨，樂不思蜀，真是印證了他自己的話：「放心逍遙，任委來往」。

范仲淹與人交往，固守「惟德是依，因心而友」（《淡交若水賦》）的原則，無論貴賤，德操高尚者，他求之若渴。范仲淹與林逋同時代人，范比林小二十一歲。林逋盛年結廬杭州西湖的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整天侍梅養鶴吟詩，有「梅妻鶴子」美稱，名滿天下。范仲淹早在天聖三年（1025）前後，就懷著仰慕的心情給林逋寄贈過詩作，林逋回贈《送范寺丞》，說「馬卿才大常能賦，梅福官卑數上書。黼座垂精正求治，何時條對召公車」，把范仲淹比喻為漢代才華橫溢的司馬相如和位卑敢於切諫的南昌「仙尉」梅福，比喻貼切，既有欽佩，又有期許。

皇佑元年（1049），范仲淹知杭州時，終於見到了心儀已久的世外高人林處士。范仲淹頻頻涉足孤山，與林逋過從甚密。范、林二人，一為卓犖不群的股肱之臣，一為寄情雲水的不羈之士，都是性情中人，十分相契，便結成了忘年交。林逋的才德讓范仲淹敬佩不已，前後送了五首詩作給林逋，說他「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醇」（《寄贈林逋處士》），並尊稱他為「山中宰相」（《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可見對他激賞之至。有一次，范仲淹又約了幾位摯友同去拜訪林逋，但中途因雨無法渡湖，他十分遺憾，寫下《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惠帳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晚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他相信，風雨雲霧是無法遮擋這位至性君子的奪目光芒的，他把對林逋的一片高山仰止之情，表達在這至誠的詩句里。

范促淹

范仲淹為臣忠貞不渝，為文篇章錦繡，為藝也堪稱高山流水，雅緻之極。范仲淹一生與琴為伴，曾師承當朝琴藝第一的宮廷樂師崔遵度。有一次，他向老師請教怎樣才能彈出感人至深的優美曲子，老師給了他十個字「清厲而靜，和潤而遠」（《與唐處士書》）。范仲淹回家後苦苦思索，終於理解到「清厲而弗靜，其失也躁；和潤而弗遠，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後君子，其中和之道歟」（《與唐處士書》），琴音激越而不從容，則是急躁所致；和潤而不深遠，則有取巧之嫌。范仲淹在音樂上主張「琴不以藝觀」，反對「妙指美聲，巧以相尚，喪其大，矜其細」（《與唐處士書》），他認為崔遵度琴藝最值得稱道的是「清靜平和，性與琴會」（《與唐處士書》），琴人合一，才能生出超凡脫俗的境界，這也是范仲淹長年習琴所領會的要旨。范仲淹眷戀琴音，痴心不改，「忘憂曾扣《易》，思古即援琴」（《齋中偶記》）；「奏以堯舜音，此音天與稀。明月或可聞，顧我亦依依。月有萬古光，人有萬古心。此心良可歌，憑月為知音」（《明月謠》）。范仲淹主張「儒者報國，以言為先」（《讓觀察使第一表》），不斷上書朝廷，校正時弊，然而屢言屢貶，仕途坎坷。但不管憂國憂民的事業多麼不順，他總能胸懷坦蕩，自適自安，因為他懂得曲高則和寡，相信自己「此心良可歌」，希望與明月、與音樂以及象堯舜一樣的有德之人引為知己。

范仲淹常常以琴交友，以琴拜師，以琴抒千古幽情。他的琴中知音，除了他的恩師崔遵度外，則算隱士唐異。唐異，杭州人，工書畫，擅詩吟，尤其精於琴藝。范仲淹曾問過崔遵度，當朝誰的琴藝與他可堪比擬，崔說非唐異處士莫屬。崔遵度是當時的「音樂國手」，而唐異與他仲伯間，可見琴藝之高超。范仲淹崇仰唐異琴藝，更崇仰他「厭入市朝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贈餘杭唐異處士》）的高潔，曾寫信給唐處士，殷切期望唐異能「授之一二」。唐異也欽敬范仲淹，還請他為自己的詩集作序，兩人以文相通，以琴相友，結成了知交。范仲淹對音樂愛得深厚真摯，往往用靈魂去感知。他在陳州（今河南淮陽）任地方官時，曾在一個仲秋之夜聽當地一位高僧真上人彈琴，並作《聽真上人琴歌》，生動記載了真上人那優美傳情的琴聲，自己在琴聲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思潮湧動，淚如雨下，「伏羲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並發出「乃知聖人情慮深，將治四海先治琴」那富於哲理的感慨。

范仲淹善賞琴，更善彈琴。當朝任過太學博士、樞密院編修的朱長文對范仲淹特別敬慕，說：「君子之於琴也，發於中以形於聲，聽其聲以復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務多趣巧，以悅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彈雖少，而得其趣蓋深矣」（朱長文《琴史》）。范仲淹雖然技藝一流，但涉獵的琴曲卻極少極少，據陸遊《老學庵筆記》記載:「范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倒也確實是范仲淹個性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