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我，我也會很難受

美文 12-06

十二歲的孩子，出生時母親因輸血感染了艾滋，已經去世，他也被感染，與奶奶，父親，繼母生活，別的小朋友見到他就躲開。

吃飯時，他吃的菜由爸爸夾在碗里，吃火鍋的時候，他吃了一會兒，湊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鍋，又坐下了，他爸說：「你吃什麼？」

他端著碗怯生生地說：「粉條」。

爸爸意識到攝影師在，猶豫了一下，說「你夾著吃」。

他立刻說「不，你給我夾」。

「夾吧」。

他說「你給我夾」。

繼母在邊上說了一句「夾吧」。

他爸說「你就夾吧，沒事嘛沒事，叫你夾就對了嘛」。

他遲疑著站起身，看了一眼鍋，沒伸進筷子，在離自己最近的湯的表面匆匆夾了一片菜葉，坐下來放在碗里，攪著。

桌面上沒聲音，他解釋了一句「粉條沒有了」。

他爸過了一會兒，撈了一筷子粉條放他碗里。

看完這個紀錄片，我們決定採訪他。但一坐他對面，我就知道這採訪的困難，他太敏感了，或者說，他承受的超過了一定的限度，但記者職責是要提出問題，如果問得不準確，時機不對，沒有勇氣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後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樹寫非虛構類的《地下鐵》，東京奧姆真理教在地鐵施放毒氣事件，他寫非虛構遠遠不如寫小說，可我理解他的拘謹，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種壓力——不管你再怎麼想「不能傷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場本身就有一種傲慢性」。

採訪中他說看這個紀錄片公映的時候哭了。我問「是不是吃飯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麼猜得這麼准？」他意外地看著我。

我沒想到他會問我這個，就據實說「因為如果是我，我也會很難受的」

。

他沒說話，眼睛紅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會停下來，或者問下去，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看了他一會，說「……怕你心裡受委屈……」，就低下了頭，我不知道為什麼掉眼淚的不是他而是我。

這句話後來我讓編導剪掉了，這不是一個記者應有的反應——不要在採訪中妄加議論，更不應該流露太多的情緒，但我奇怪的是，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這句前言不搭後語的話，我根本沒想過要說，它只是從心裡浮出來了。

後來我翻看筆記，一個月前我看紀錄片里吃飯這段時，寫過「這真是天大的委屈，讓他受了」。在採訪那刻，他問我怎麼猜到時，這個問題喚醒我那瞬間的感受。

去「採訪」這樣一個孩子，無論如何都是一種「傲慢」的立場，唯一削減這個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於他的感受之中。

有讀者留言中說「你現在在節目里『我』多了一點」，是，他們看的很清楚，這需要警惕，有需要剋制之處，但這種情況也出乎我的意外。

採訪葯家鑫案時，張妙母親在房間里痛哭，她父親跟我們說著話，我覺得沒辦法在這樣的哭聲里採訪下去，問他「你不去勸勸嗎？」

他說「沒有用」臉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錘打扁了的無奈。

我坐一會兒，坐不住了，回頭對攝像說「我去看看」。

我進屋撫摸著張妙母親的胳膊，她已經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沒辦法說話。張妙兩歲的孩子過來，把他的塑料玩具遞給我，說「給你，摩托」，我摸他臉，說「大寶貝，不是摩托，是奧特曼」。

我事後想，我為什麼會去那個房間，為什麼會這麼說話，為什麼會作這個動作，這是一種非新聞記者式的語態和動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個很外露的人。為什麼會這樣，我不知道。

與葯家鑫父親交談，他說到後來臨刑前最後一面，葯家鑫說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絕了，說「把你的罪惡全都帶走，不要將來出了事別人再來怪我」。

我低著頭，用筆敲著手「你這麼說他會難受的」。

為什麼這樣？我也不知道。

採訪完晚上寫工作筆記「以往在採訪中都隨時控制內容和節奏，但這次我沒有想到自己會對張妙的家人有這樣的感覺，也不明白為什麼會對施害者的「難受」有這樣的感覺——最近採訪感覺陌生的我，好象擺脫了律令，在自發地做出反應，在新聞調查時，我採訪過比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為什麼我現在反而心裡的動靜這麼大？」

我不知道。

「這種採訪象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筆記里寫「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這個密密的芒刺上。」

昨天晚上跟一個朋友談話，她一個生活中的偶像，50多歲了，最近發生「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養了二十多歲的女孩，竟然要離婚」。

她說「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個好貨色」。

「你怎麼知道？」

「他們告訴我的，沒別的，就是年輕。」

「你可以親自了解一下，不要帶判斷，不要預設，去談談，可能對家庭對他都能是個幫助。」

「簡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偶像呢，英俊，有才華，善良，這次真是。」

「不太有人會十幾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像作家一樣去問問他。」

我的朋友是一位心靈很豐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驚與創痛，只是對自身的感受往往會妨礙我們去感受他人。盧安克說過：「不要把我們的認識弄成模式，因為模式只能讓我們脫離生活。反而，只有對認識的感受能帶我們進入生活。」

「有個男人出軌了，」這是新聞，新聞只奪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懷孕了」「家族都反對」。這是一個模式。文學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尋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一個男人「為什麼」去選擇跟一個「讓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為什麼」要反對？如果是我置身於他的經驗，將又如何？

我說「象作家一樣去問」的時候，是想起《安娜卡列尼娜》，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愛。

但托爾斯泰好象可以鑽進每個人甚至動物的心裡去活一遍，他並不美化他們，只是深化他們，不管哪個類型——花花公子調情的滿足感和身不由已愛上一個人之後內心的恐怖，一隻獵狗接近野鴨子時折磨的樂趣，一匹馬在起跑時只用運動表達的本能思維，老官僚的一丁點柔情和他妻子原諒他外遇的全部心理過程……不管他多麼愛憎某人某物，但就因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來。

我在節目預告時寫過，以前我採訪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認為對他們的處境有些了解，但是仍然是概念出發，不能把自我放下，沉浸在別人命里，象他那樣活一遭。這個結果就是，你能做出片子來，也沒人說你不好，但自己心裡清楚，就象黃庭堅說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萬物吸納，只有庭前大石頭，雨落其上卻「入不得」。

你以為感受太主觀，後來才發現，沒有感受觀念先行，才往往主觀。

什麼叫「進入？」

採訪《在一起》時，感染艾滋的劉老師說她有天打車的時候，司機問你去哪，她說了地址，對方有點奇怪，看了她一眼，說「你去那兒幹啥？那兒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機一腳剎車，從後視鏡里看著她，說「我看你也是一個人呀。」

這句話，足見誤解和恐懼之深。一個社會的恐懼和暴戾之氣，往往來自想像，而不是事實。來自議論，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開端，也埋在同一句話里，這句話把我們按在水裡，浸沒於他人之中。

「你也是一個人呀」。

浸沒是一個很危險的動作。

托爾斯泰聽肖邦的音樂會發起火來，「這音樂到底要把我怎樣呢？」

敏感的人，有強烈的感受，就會被「怎樣」，就會被動，搖晃不安。

但必須冒險置身其中。

有人在葯家鑫案的節目後問「你們為什麼要選這麼敏感的題目？」，我想起村上春樹在毒氣事件中，全書只採訪了受害人，沒有採訪那些投下沙林毒氣的人。可能是條件限制，他雖然意識到了那些狂熱信奉者的某種特點「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義，主張造成的類似精神囚籠，多數人需要那樣的框架，沒有了就無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義，就會失去靈魂柔軟的部分」，但他還是沒有在真實世界裡窮盡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籠中的靈魂，不能揭示這狂熱背後的「為什麼」，「不能忍受」的是什麼。

可見一個作家也會遇到這種痛苦的選擇——要不要認識人，要不要認識那些被認為是惡棍的人，甚至不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為了認識人的本來面目？

陳虻以前要我寬容，說寬容的基礎是理解，現在我體會，理解是要有基礎的，這個基礎是感受。

採訪花甲背包客時，兩位老人說年青時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類，現在出了國，在澳大利亞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給他們提供了住房和物質，他們不高興，就是喜歡睡在野地里。這對夫婦感慨「我倆才討論，幸福到底是什麼，幸福是能過自己願意過的生活-----這話很簡單，但你沒有感受的時候，你就體會不到」。

他們說，「單一就會狹隘。」即使是善，強加於人，偏執一端也會如此。

托爾斯泰信仰真善美么？當然。但他有才能，不會用簡陋的方式掌握真理「象披起一件皮大衣一樣快」。

在寫安娜卡列尼娜時，他已經知道什麼是必然性的悲劇結局，但這與道德無關，他只是浸沒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種相互衝突的感覺中，精確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見哪一方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在這個社會的秩序與結構中，什麼將是無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發生，何事無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個階段，勒令自己不能在節目中帶著感受，因為我認為客觀的前提是不動聲色，真相會流失在涕淚交加中，但托爾斯泰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客觀是對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對生活在此側與生活在彼側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衝突的感受自會相互克制，達到平衡，呈現出「客觀」的結果，露出世界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