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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德」與「禮」的雙重言說

《詩經》是中國古代的詩歌總集,也是儒家「五經」之一。在孔子時,詩已流行於列國,凡朝會聘問,通行賦詩,在當時話語權中居重要地位。

《詩經》:「德」與「禮」的雙重言說

在中國文獻典籍中,對中國歷史影響最為深遠者,莫過於「五經」。「五經」中影響最廣,感人最深者,則莫過於《詩經》。故《詩序》有云:「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孔子亦說 「不學詩,無以言」。

《詩經》:反覆徵引

翻閱有關春秋時代的典籍,各類文本中被反覆徵引的典籍中,頻率最高的是《詩經》。從史料看,春秋之時除周王朝外,魯國和晉國是當時的文化大國,以有關晉國的記載為例,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考察《詩經》在當時的普及程度:

《左傳》所載晉國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種場合下引用過《詩經》的有士蔫、韓簡、趙成子、郤至、樂丁、士季、郤成子、士會、羊舍職、穆子、魏絳、叔向、趙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見,在這個階層中,熟悉和運用《詩經》已經變成了最基本的政治素質,離開了《詩經》幾乎無法證明自己見解的正確性。

《詩經》:日常必備之禮

《詩經》是當時在各種場合都會運用的經典。《詩經》絕不像今天那樣主要是一部文學著作,而是被納入到「禮」範疇之中,並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史書中引用的情況看,當時統治階層看重的是「雅」和「頌」兩部分,「風」只是偶有涉及。「風」不過是當時官方考察民情的方式,而「雅」和「頌」「出身」高貴,和「樂」結合在一起應用的是宴會、慶典、祭祀等各種「禮儀」場合,自然被貴族所重視。

《詩經》是進行交流的重要方式。從史料上看,大家應用《詩經》內容主要集中在這些方面:首先是總結殷商敗亡的歷史教訓。例如韓簡引《小雅?十月之交》中「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其次是讚揚周代君王的功德和政治謀略。郤至曾引《周南?兔罝》「赳赳武人,公侯干城」,「赳赳武人,公侯腹心」,讚美文王招攬殷紂時退隱山林的賢人,積累政治勢力。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執政卿大夫,通過學習和研究《詩經》,一方面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政治歷史經驗,一方面用這些經驗來審視當時的國事,由此政治理性得到了充分提升。《詩經》承擔著政治教科書的功能。

《詩經》:外交固定辭令

《詩經》是國與國之間政治外交的固定辭令。魯襄公二十七年,晉國的執政卿趙文子出使鄭國,鄭簡公在垂隴燕饗晉國使節,陪侍左右的還有鄭國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一班重臣。趙文子說:「七位大臣陪同國君來宴請我,是我趙武的榮幸。請七位各賦詩一首來完成鄭君的恩賜,我也好通過賦詩來了解七位的志向。」子展賦了《詩經》中的《草蟲》,趙文子說:「好啊,這是歌頌人主的《詩》,像我趙武是不足以承當的。」伯有賦《鶉之賁賁》,趙文子搶白說:「這是男女在床上說的話,是不傳之門外的,何況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這更不是使臣所應該聽到的話。」鄭國其他幾位大夫也都賦了《詩》。燕享結束後,趙文子告訴叔向說:「伯有將要被殺了。《詩》為心聲,其心在於污衊國君,並且在公開場合流露怨恨之意,他能長久嗎?」

從此段記錄我們可以看出,「賦《詩》」已經構成了外交禮儀的一個環節。「賦《詩》」不是自己現場作詩,而是吟詠《詩經》上的某一篇章,用這種隱曲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觀點,表達自己的態度。不會賦《詩》,自然就是「失禮」,是上不得檯面的。

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這話絕不誇張,不懂《詩經》,就失去了話語能力。那個時代,諸侯國之間關係複雜,在彼此的相互制約中才能達到微妙的平衡。儘管大家都虎視眈眈,但誰也不敢對別人輕易動武。在這種情況下,唇槍舌劍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了,都希望通過「禮」佔上風,以獲得文化輿論優勢,因此要比拼「文化軟實力」。《詩經》作為文化素養的一個主要部分,自然要被提升到「經國大事」的位置上。

《詩經》如此重要,所以在當時無論是周朝還是諸侯國都有官學,貴族子弟都要到那裡學習,學習運用《詩經》是最為核心的內容之一。實際上中國的「《詩》教」傳統從那時就已經起步,絕不是儒家佔據了強勢地位之後才有的。

《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然而如今我們閱讀《詩經》,卻感受不到曾經的功用與魅力,今日的我們到底如何再次走近《詩經》?

今日如何學《詩經》

「思無邪」

今日學習《詩經》,我們可以繼承、學習前人的成功經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思無邪」的讀《詩》方法,即要從正面理解詩意,不能想歪了,想邪了。《詩經》是中華文明大廈的支柱之一,她與大廈的存在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她歪了,那就意味著大廈傾頹。

「千古人情不相違」

讀《詩》,要縮短與《詩經》的時間距離。也就是說,在觀念中,不要把她當作古詩,要看作就是自己或身邊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說:「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千古人情不相違」,縱然《詩經》是數千年前舊物,事態萬殊,而人的情感反映則與今人無別。在略檢註解,疏通大意的基礎上,把她的意思品讀出來,而後與自己及身邊、眼前的人、事、物聯繫起來,其中的道理、情感自然會汩汩流出,使自己進入情景之中,去體會其心靈的脈動。在這種情景下,你可能會把外在的什麼賦比興之類,統統淡化,而感受的是她的精神力量。

「熟讀涵泳」

讀《詩》,要靜心平讀,反覆涵泳,不可有絲毫私意摻雜。朱熹說:「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迭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個道理。」朱熹曾批評人說:「今公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

這就是說,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強加在詩上,而要通過反覆涵泳,讓詩意自然流出,而與自己的情感、思想相融匯。王陽明《傳習錄》中有訓蒙的《教約》,他說:「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盪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這是讓《詩經》的精神匯入自己血液的一種方法。

錢穆先生曾說:「《詩經》是中國一部倫理的歌詠集。中國古代人對於人生倫理的觀念,自然而然的由他們最懇摯最和平的一種內部心情上歌詠出來了。我們要懂中國古代人對於世界、國家、社會、家庭種種方面的態度觀點,最好的資料,無過於此《詩經》三百篇。在這裡我們見到文學與倫理之凝合一致,不僅為將來中國全部文學史的淵泉,即將來完成中國倫理教訓最大系統的儒家思想,亦大體由此演生。」借鑒古人學習《詩經》經驗,以古典閱讀方法重新走進《詩經》,必將有助於我們抓住中華文化驚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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