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面临一种新的社会危机

以色列只是中东地区一个面积很小的国家，建国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六十多年，却在电子、通讯、农业、生物技术和航空等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明显的优势，成为中东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以色列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紧张的族际关系可能成为以色列社会面临的一种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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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5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回归法》，以法律的形式来践行犹太复国主义，表达了欢迎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相继移居以色列，大大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结构。犹太人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阿拉伯人处于国家的边缘地位。在统治集团内部，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以色列国家的缔造者，把握着国家的政权，把持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位置，亚非裔犹太人处于边缘地位。不得不注意的是，这时的犹太民族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成的，他们在来源国家、宗教、语言、风俗和饮食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差异。大致而言，这时刚组建的犹太民族内部大致分为两个族群：欧洲裔的犹太人和亚非裔的犹太人，也可以分为东西方犹太人；在国家内部，主要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两大民族。族裔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以色列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至今以色列仍没有处理好复杂的族际关系。

作为一个多族群的国家，以色列人口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样性。整体来看，主要分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但基于移民背景、经济方式、宗教信仰、政治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可以进一步区分成若干次族群。由于次族群间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异，族群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构成了以色列族群分化的基本对应关系。国家认同和民族构建增强了以色列的族群性，这种族群性不仅表现在民族文化层面的差异，而且还表现在族群政治层面。为了政治目的，注重强化族群认同。族群政治不仅是政党支持的重要基础，也是政治观念的分野。以色列政党在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竞争中成立，各政党能否得到族群的支持，关系到政党竞争的成败。

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右）和以外交部长、议会最大党前进党主席利夫尼，

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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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族群特征来看，阿拉伯人很难融入以色列国家构建之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语言、心理、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语言上，以色列阿拉伯人讲的是阿拉伯语，不过多数族裔都具有同时通晓希伯来语的双语能力。在民族认同方面，多数以色列阿拉伯公民没有融入以色列社会，他们生活在自己的领地，讲阿拉伯语。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并非是完全同质的，当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有名望的阿拉伯富人阶层和几乎所有的专家、教授、技术人员，以及普通老百姓都逃走了，剩下的15万人大多是生活贫困、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阿拉伯人。从当今以色列社会发展看，大多数阿拉伯人处于社会的底层，经济条件和政治权利相对较低。社会分层、贫富差距、政治权利的不平等不断加大，特别是强调以色列犹太国家的属性，这些问题实质上加大族群矛盾。

以色列建国初期，移民来源广泛，使用语言繁多，他们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等。对一个新兴的国家来说，进行整合是必要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决定国家意识形态和精神状态，塞法迪犹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等族群是需要改造和被融入的一群人。自上世纪60年代来，强大的移民浪潮改变了以色列的人口构成。东方犹太人的数量逐渐超越西方犹太人，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人逐渐沦落为少数民族。东西方犹太人政治地位不平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地位的差异，都成为了以色列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虽然不是数量上的多数，但占据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他们是以色列国家的缔造者，把握着国家的政权，把持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位置。以他们的价值观、文化、生活方式为「模子」，消除族群间的分离和界限。正如前总理本·古里安所言：「必须把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溶化掉，在复兴民族精神这个模子里重新加以铸造。」在实现「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过于强调犹太属性，忽视阿拉伯文化，诱导族际矛盾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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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从属族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接受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包括新政府和新身份，使之变得更加文明进步。他们最终没有被排斥于社会主流之外，使这些新移民也取得成功，跻身于中、上层社会。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他们对任何不公正待遇的感受和反抗都增强了，这本身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民族混合或同化，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固有的种族歧视、阶级分层和宗教对立，极大地阻碍了族裔成员的同化与融合，使得民族多样性长期延存。

在国家的政权中，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控制着以色列族群政策大权，对其他非犹太人采取歧视性的政策。创造一种合法化族群从属关系的政治社会制度，甚至给他们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这为族群斗争埋下了伏笔，使以色列的民族构建陷于崩溃。

以色列是一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建立的「霸权式族群政治体制」，在其中族群霸权体制里保存民主程序，包括一个基本固定的民主结构和行为方式，比如选举、议会制度。霸权式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和稳定的制度相关，政治不稳定与体制中少数民族和边缘群体的合法性密切相关，这导致了社会的无序和制度的功能障碍。少数民族往往通过增加政治两极化和加强反政府游行和抗议来表达对政治体制的不满。然而，这样的民主造成了结构紧张，因为它要求国家给少数民族一些实质的政治权利，而不是空头支票。

公开许诺民主和否认少数民族平等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产生族群政治典型的紧张和冲突。这种对族群冲突的敏感性和族群秩序长期不稳定是政治变革的强大引擎。同时，还得关注主导族群优势丧失和一系列民主化的矛盾。权力分享制度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主国家模型，其结构和本质是更民主和平等，尝试处理族群间的分歧，让每个族群成员得到平等的权力。

以色列阿拉伯人举行「土地日」抗议活动，

图片来源：新华网。

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解决族群问题所面临的巨大障碍。事实上，我们正在见证主导族群追求自身利益而忽视其他族群的利益，特别是处理以色列阿拉伯人的事务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不可能实现社会稳定，可能导致未来族群间的冲突，族际矛盾甚至转变成以色列社会新的危机。以色列主导族群书写的游戏规则，以色列阿拉伯人很难改变这样的局势，而在以色列的政治语境中去解决阿拉伯人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盟」主席赫尔佐克，

图片来源：新华社。

在未来，以色列不可能维持现有的族群格局。随着社会的整合和族群的力量变化，它不得不接受彻底的改变。允许不同族群间有平等的表达权，享受自由基础之上的公民平等，这一转变会受到边缘族群的欢迎。阿什肯纳兹在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以色列国家并非是符合多有族群利益的民主国家，这是以色列族群政治重建的障碍，也是国家分化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As’ad Ghanem, Ethnic politics in Israel:the margins and the Ashkenazi centre, Routltdge 2 Park Square, Milton Park, 2010.

今日主笔 李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