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也退：美國是怎樣從「國父」們的對掐中受益的

天下 12-07

文|雲也退

機器貓有一款神水，噴在照片上，能顯示照片的「真相」，比如一個人能得意洋洋騎頭大馬，噴水之後就出現了下一個鏡頭：那人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我們對歷史事件的了解也有相似之處，我們一般看到的都是高光下的名人偉人，場面宏大的廝殺，慷慨激昂的演講，因為畫家總是捕捉最具代表性的一刻，將它拔升到一個代表人類精神的高度，可我們並不知道這一刻過去之後，誰來收拾的案卷和屍體，搬起摔倒的椅子，打翻的茶杯，那些大人物的生活中又發生了什麼。

多少歷史學者揮舞著手裡的神奇藥水寫書。像英國的兩大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埃利克·霍布斯鮑姆和E.P.湯普森都是此中高手；在美國，芭芭拉·塔奇曼靠著泡圖書館翻檔案，寫出的歷史著作兩獲普利策獎。21世紀初，連續兩年，有兩部寫美國開國元勛的著作獲得普利策獎，2002年是大衛·麥庫洛的《約翰·亞當斯傳》，之前一年，則是約瑟夫·J.埃利斯的《奠基者：獨立戰爭的那一代》。不過，《亞當斯傳》獲得的是傳記獎，而《奠基者》獲的是歷史獎，它寫的是一群「國父」，在舉世皆知的重大事件——美國獨立和1787年立憲——之後，又做了一些什麼事情，他們的性情如何流露，個人命運又如何因此註定。

在大事件周圍踏勘小道，尤見歷史學者的寫作功力。隨便檢索下，《奠基者》早已被製成了眾多有聲讀物，證明埃利斯的辭章水平之高。阿扎爾·納菲西在《想像共和國》，一本講述她如何通過書本認識美國的動人的作品中提道，她的一位摯友曾把《奠基者》推薦給她，說這是了解美國的絕佳讀物。英文原書名Founding Brothers，指華盛頓、傑斐遜、本傑明·富蘭克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亞當斯……但美國人通稱他們為「founding fathers」，或者「framers」——確立框架的人，埃利斯改用了brothers一詞，表示這些人之間的親緣聯繫。

把「國父」們的畫像掛在牆上，一個個從黑色的背景中浮現而出，戴著打卷的假髮，就算是真發也梳得跟假髮一樣，身著外國服飾，臉上造作地撲了粉，彷彿一直是這麼容光煥發，而從來沒個疲倦的時候似的。事實當然並非如此，他們也會迷茫，會嫉妒，會狂躁。政府是他們設立的，民主程序和法律是他們制定的，而在自然壽命延續期間，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檢驗這一套制度和程序能否合理運行，一個個都在探路，途中難免焦慮，因意見不一而爭吵。但是，再怎麼鬩牆，他們仍是brothers——兄弟，其人再怎樣平凡，他們的集體存在仍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奇蹟。

偉人的文治武功總是率先抓住眼球的。從薩拉米斯海戰到特拉法爾加戰役，從中途島到斯大林格勒，引人注目的都是地面上的拼殺，和其中個體的英雄主義亮點。相比之下，華盛頓入主政府後的財政問題簡直無聊透了。可是，北方諸州擔負了高額的戰爭債務，而南方，多年來未受戰爭滋擾，已經仁至義盡地給出了他們的一點點支援，這樣的現實對華盛頓來說，是一個難度不下於贏得戰爭的挑戰。華盛頓的財政臂膀漢密爾頓，謀劃讓聯邦政府來負擔這筆債務，當時就引來來自南方的兩位偉人——傑斐遜和麥迪遜——的憤然反對。硝煙散盡之後的偉人們轉移了戰場，可他們多半意識到，眼下的挑戰將自己的人生維持在和之前相當的精彩水平之上。

因為南北利益不同之故，國父之間還有的是爭鬥，一個不當心，美國就不是今天的美國。比如，南方諸州想把美國首都從費城遷往一個更加中心、更靠近自己地盤的城市；北方則不幹，他們認為費城挺好。於是就需要妥協。在澳大利亞，悉尼和墨爾本的首都之爭導致了堪培拉的誕生；而在美國，兩方的妥協產生了華盛頓特區，孕育這場妥協的是一次秘密晚宴，傑斐遜—麥迪遜為一方，漢密爾頓為另一方。南方的要求被滿足了，得到了一個近在手邊的首都；北方也獲得了自己所要的東西：由聯邦政府還債。

「晚宴」是《奠基者》里的漂亮一章，埃利斯以此告訴讀者，在「那一代」的政治智慧里，妥協佔據了一個多麼關鍵的位置。「1790年妥協的最顯著之處，在於迴避了一次政治危機，而當時的許多政治家都認為，這次危機會威脅到新生的共和國。」然而，妥協並不意味著矛盾的消失，事實上，「關於美國的未來，政治家有著互不相容的設想並據此去行動，而妥協則使得這些設想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如我們所知，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九人」在投票的時候，反對意見同樣是和最終判決並存的；這都是美國經驗中的精華，必須專章論述，不能以一句「求同存異」就草草概括了。

但要是沒有晚宴，南方會分裂嗎？同樣，要是富蘭克林晚年反對奴隸制過火了一點，南方會分裂嗎？我們在已發生歷史的現實性和未發生歷史的可能性之間穿行，出色的歷史學者，甚至能把沒有發生的歷史顯影出來。富蘭克林反奴隸制的行動位於「國父」們的爭端之外，它引發了一場真正的危機，南方諸州當真著手要脫離聯邦。一念之間，19世紀中期的美國內戰便可能提前上演，而戰爭的結果，也很可能和林肯那時候大不一樣。

那些看起來功成名就的偉人，他們的業績並不是建立在排除了所有錯誤選擇的基礎之上，相反，他們身上集中了諸多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既有想像力，也有原則、偏見、怪癖、缺陷；但幸運的是，國父們各自運用大腦，形成的合力控制住了偶然之手的操弄。在建立國家銀行的問題上，也是漢密爾頓—華盛頓支持，傑斐遜—麥迪遜反對，但像之前一樣，他們的衝突再次取得了雙贏的結果（儘管當事人未必這麼認為）：漢密爾頓贏了，美國央行有了一個早期形態，但是傑斐遜—麥迪遜的反對意見被決策者和大眾聽了進去：根據亞當·斯密學說，確保市場自由，讓政府干預的力度減至最小，才是一國繁榮的王道。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

雲也退：美國是怎樣從「國父」們的對掐中受益的

重要的不是做對每一件決策，重要的是在做出決策時容許反對意見，給改善、修正留出餘地。像華盛頓這種級別的偉人，建不世之勛後功成身退，受全民尊敬，存素樸之心，可是「完人」也是得在一樁樁現實問題的解決中打造。他在國父陣營中並不能輕易獲得其他人的景從，對他們來說，輕易附議或者妥協，彷彿是存在感喪失的表現。例如，對於法國大革命，華盛頓以及約翰·亞當斯一向反感，而傑斐遜和美國建國的另一位大功臣——托馬斯·潘恩——卻高唱讚歌。傑斐遜支持法國人的事業，華盛頓就抨擊他說，你關心法國，勝過愛自己的國家。

這一番較量，表面上是理念之爭，但傑斐遜「意淫」法國，其實是寄託他對美國的期望：「法蘭西代表未來的發展趨勢。」他說，法國「會建立一個自由的共和政府，甚至一種堪為典範的民主制，君主制和貴族制將被永遠廢除」，而這一切「將和平地、不流血地發生」。他當然錯了，亞當斯的預測才是對的，亞當斯認為英國那樣的路徑才是長久之計，而法國無非是一幫心中不忿的暴民在搞事情，不可以期待他們能做出什麼表率性的行動來。

埃利斯並不貶抑傑斐遜，雖然他用上了「自我欺騙」「幻覺」「活在虛構中」等等來定義他，但經歷過獨立戰爭的美國人，在與法國大革命相遇的時候產生自然的好感，並且因此而推崇傑斐遜遠超過亞當斯，則沒有什麼好非議的。關於一個更好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的想像，也是美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傑斐遜對此貢獻了自己的想像；另一邊，典型的英式智慧——「我不知道什麼是最好，我只知道什麼是最不壞的」即使被歷史證明笑到最後，卻不能把輸家打入名譽的地獄。

「國父」們不休不止的爭吵還帶來一個客觀效果，那就是稀釋了偉人身上的光環，放大了他們的局限，讓時人和後人能更加平靜而開放地衡量他們的是非得失。誰都有鬥氣的時候，暴露出頑固、虛榮、嫉妒、沮喪的一面無妨國父的形象，反而加增他們的人格魅力。在爭釁發生後，年紀較輕的傑斐遜拖著不肯出言和解，亞當斯也不願降低姿態，埃利斯用了好看的比喻：「兩位聖人繞著圈子，像老邁的狗一樣在他們自己地盤的邊緣吠個不停，用鼻子嗅著和解的可能性，就是不願主動縮短兩人的距離。」

亞當斯繼華盛頓擔任總統。雖然厭惡法國大革命，但在他的任內，他明智地避免了一場可能發生的美法海戰。他將不摻和歐洲戰事確立為本朝的原則。投桃報李，拿破崙攫取了法蘭西的軍政大權後，很快就同美國達成了和平協議，表示也不干預北美的事務。正在亞當斯應當享受到榮光的時刻，1800年，他卻在競選中輸給了老對頭傑斐遜。國父們確立了美國的憲制，又用這憲制把自己圈成了一圈歡喜冤家。

雲也退：美國是怎樣從「國父」們的對掐中受益的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

雖然在很多問題上立場不一，但他們都相信，各自的意見乃出於各自的信念，而目的則是為公。《奠基者》第一章「決鬥」中出現的阿倫·伯爾，就被漢密爾頓視為一個危險人物，埃利斯說，傑斐遜雖然也是漢密爾頓的對頭，但漢密爾頓將傑斐遜看作「一個空想政治家，持一套誤導民眾的政治原則」，而伯爾在他眼裡則「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原則」，是個投機分子。他將伯爾比作險些顛覆了羅馬的喀提林，一個才華橫溢、專能為一己謀私的惡棍；伯爾不屬於任何政黨，看上去和超然的華盛頓很相似，而其實，他始終準備著要去投靠最需要他的那一邊。

漢密爾頓不惜豁出性命去和伯爾決鬥，就有這一層考慮。聽其言觀其行，他認定，伯爾是底線之下的人，萬一讓他涉入美國政壇太多，可能貽害深遠。決鬥的結果，漢密爾頓中彈不治身死，通讀完全書後，這一被埃利斯詳加描寫，並且不惜瑣碎地分析過的突發事件才浮現出其意義來：不管槍擊的真相是什麼，不管伯爾是故意還是無意，關鍵是決鬥發生後，伯爾在壓力之下不得不逃離美國，而那些懷有公心，奉行一以貫之的道德原則，為了信念勇於力爭，同時又能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繼續留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

即使受益於自己的對頭，對於brothers來說也沒什麼心裡不踏實的。在拿破崙時代，傑斐遜認清了法國的真實情況，他執行前兩任的中立政策，遠離歐洲善保一方。他對英國和法國一視同仁地實施禁止貿易往來，給美國帶來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不過，託了亞當斯的明智之福，傑斐遜用很少的代價從拿破崙手中買下路易斯安那，將美國的國土瞬間擴大一倍，如此的功績，當記在全體國父的賬上。

還有什麼能比亞當斯和傑斐遜的去世更具象徵意義，象徵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國家忠魂呢？獨立宣言發表後的第五十個國慶日，兩個昔日冤家，曾經的不共戴天的政敵，就像商量好了似地一同歸西了。他們終成兄弟，也必須是兄弟，美國人需要這樣的神話，它為他們的國父記憶勾下了光榮的句點。

雲也退：美國是怎樣從「國父」們的對掐中受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