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紅：另一個白血病患兒父親的不同選擇

文|閆紅

羅爾現在是說多錯多，這幾天拋出的「三套房子，一套給兒子，一套給老婆，一套留著養老」之說，更是觸動了「重男輕女」這個社會痛點，讓旁觀者出離憤怒，一片嘩然。

然而我仔細看那個視頻，倒不覺得羅爾做如此安排就是重男輕女，只是兒子是前妻所生，一直不在他身邊，做父親的，大概心有愧疚，想用這種方式做點補償。更讓我驚奇的是，在女兒病情危重的生死關頭，他對未來的規劃還能如此井然有序、不容撼動，那種對於舊有的中產生活的執念，令人觀之膽寒。而我的一個朋友，跟他遭遇極其相似，做出的，是全然不同的應對。

那是在2001年，這個朋友八歲的女兒老是發燒，帶到醫院，醫生診斷是白血病。他沒有等確診，先跟做醫生的朋友打聽去哪兒治更好，朋友說，去北京吧。他二話沒說，到銀行取了兩萬多塊錢綁在身上，帶上老婆，扛起女兒，直奔火車站，坐了一夜的火車，來到北京，確診是標危級別的白血病。

他先交了一萬塊錢給醫院，心裡咯噔一聲，雖然這之前他已經覺得天塌了，交錢的時候，那種貧窮感，才真切地逼到眼前。醫生說了，他女兒這病，如果運氣好，治好要十多萬，如果運氣不好，那就沒有底了。他當時有十多萬存款，一時半會是夠的，那種窮，更多的是一種「心窮」，對於未知的不確定，萬一運氣不好怎麼辦？要花多少錢？他到哪裡去弄錢？

他回去辦一些手續，這一次，他買的是硬座，普列，火車晃悠了一天一夜，車上人滿為患，夜裡地上橫七豎八地躺著靠著的，都是民工。雖然說人無高低貴賤，那個無眠的夜晚，我的這個朋友，還是政治上很不正確地想，我，也落到這一步了啊。

他是國企職員，收入一般，但一直都過得還算寬裕。名下算是有一套房子，三十多平方米，一室一廳，是岳父的房子拆遷補償中的一套，房產證一直在岳父手中。他和妻子與他父母同住，父母有退休工資，也願意貼補他這個獨生兒子，他從前並不怎麼考慮錢的事，閑來集個郵，看看書，跟朋友釣釣魚，他以為他會這樣愜意地度過這一生，沒想到，還有這樣一場兵荒馬亂，雄踞於這個意想不到的關口。

既來之，則安之，不就是生活質量下降嗎？反正，女兒還活著，還有醫治好的希望。那幾年，他一次次地，和老婆一起，扛著女兒，來往於本城與北京之間，一般都是買兩張卧鋪和一張硬座票，他坐硬座，坐了很多次之後，他最初的那點感觸蕩然無存。

生活質量下降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北京，他們租住地下室，省吃儉用，自己自然捨不得打車，最初女兒做完化療，回他們租住的地方，幾乎都站不住，他還是選擇擠公交。在晃晃悠悠的公交車上，他一手托著孩子，心有不舍，但還是抱持著一個信念，他要省下每一分錢，用在給孩子治病上。後來想，何必呢，才在女兒化療之後，打車回住處。

老婆買來蝦子，給孩子增加營養，剩了一個，孩子實在不想吃了，老婆讓他吃，他讓老婆吃，兩人為此，居然吵了一架。

並不是吃不起一隻蝦，那種緊張感，還是出自於對於深不見底的未來的恐慌。那個地下室里，住的多是病人家屬，有人閑來會到街上拾破爛賣錢，他們有工資，並沒有到那步田地，還是他說的那種心窮，沒有經歷過的人，無法體會。

錢就那麼花出去了，五千一萬地交，每次去北京都要兩三萬，一年要去兩次。單位里的人知道他的情況，都來探望。工會說我們給你組織一次捐款吧，領導說，要搞就搞大一點。他拒絕了，說，我沒到那個地步。

他拒絕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他一個「悶強」的人，受不起這個捐助。雖然他確實很慘，但他也不願意扮演一個很慘的人；第二點更重要，他知道自己能獲得捐款，並不是因為他最不幸，而是他佔有某種資源，他要是接受捐款，就是佔了那些更倒霉又沒有資源的人的便宜。

這種感悟，起自他對另一個罹患白血病的小女孩的一次探訪。他在本地報紙上看到那個小女孩的遭遇，她來自附近的郊縣，家境貧苦，求告無門，報紙上登出了那個小女孩的照片，很漂亮，一雙無辜的大眼睛，讓人看得揪心。同病相憐，他對這個比自己的女兒更不幸的小女孩生出父親式的憐惜，跟老婆商量著，帶點東西去看看她。

他們來到醫院，小女孩很可愛也很可憐，他們和小女孩家人交流著各自的病情以及治療經驗，正說著，坐在旁邊的另一病人家屬哭了起來，說自己比小女孩一家更窮、更無助，但沒有辦法找到人幫幫他們。

那一瞬間，他感到這世間太不公平了，一個人能否獲得援助，居然不是因為他（她）最需要援助，而是與他（她）長得好不好看、有沒有進入記者的視野、時機是否恰到好處有關。對此，他無能為力，但是，他不願意再加入這種不公平，製造這種不公平。

他想過賣房子，跟老爺子商量，把房產證拿回來，錢沒了還能掙，孩子沒了就徹底沒了。是「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的信念支撐著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信念中，吃苦、變窮、階層下降，就都沒有那麼重要了。還好，耶穌不願意當他的仇人，幾年後，女兒的病治癒了，考上了大學，參加了工作，他重新回到原先的生活狀態里，現在過得挺好，一切，原來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這個朋友是個挺斯文的人，說話不緊不慢，一板一眼，有時會顯得有點「娘」。同桌吃飯，他端起酒杯時，會不覺翹起蘭花指，這屬於先天因素，和手上的韌帶長短有關，但還是會被人調侃地指出，大家都笑，他也笑。可是在我心中，一直敬他是條漢子，他在女兒危急關頭的當機立斷，在女兒醫治過程中所做的選擇，所走過的心路歷程，都堪稱壯烈。

他和羅爾的不同選擇，是因為他更自尊，對救治女兒這件事更專註，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羅爾對自己的生活，有著更嚴格的設定，無法接受好容易積攢下來的財產流失，對生活的安排被一場意料之外的災難打亂，賣房子對於他來說更是不可想像，他並非不愛女兒，只是覺得這個缺口是被強加上的，他就要用外來的力量，把這個缺口找平。

這也許是中產者的慣性心理使然。吾國原本是沒有中產的，都是窮人，好容易攢下一點小錢來，都是窮漢乍富，享受物質生活的同時，也難免會顧盼自雄，與人比較，尋思自己的坐標。然後進一步力爭上遊，同時保住自己的所有。於是就產生了這樣一種緊繃感，這緊繃感像個引線，引發了後來的種種。

這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捐助，人們捐助別人時，心中的幻象，是在捐助那個可能存在的自己。害怕自己落到那一步，希望萬一落到那一步時，也有好心人出手相助，羅爾能收到兩百多萬捐款，很大程度，賴於這種移情。當人們發現，他根本不是想像中的那個人，他現在就比自己更有錢，對明天有著更確定的安排，難免要拍案而起了。雖然，我也理解，羅爾的壓力更多地來自於這種「心窮」，可跟那種真正的窮比起來，這種「心窮」真不算什麼，你看我這個朋友，不就是自己默默消化了嗎？

是可以鏗鏘有力地說，出現羅爾式悲劇，是我們社會保障還不夠，醫保不夠到位，但我誠實地說，就羅爾女兒這件事看，醫保的報銷比例不算低。當然，即使這樣的報銷比例，剩下的那部分，對於一些家庭還是一種重壓，這樣的家庭，是應該得到社會的援助的。

但羅爾不在其列，他跟我那位朋友差不多，甚至比我那位朋友的處境還要好一點，作為一個承擔風險能力相對強一點的人，他起碼在經濟上，應該比那些更為困窘的人，多承擔一點耗損，或者，也可以花錢買一些大病保險之類。這也是社會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種相對公平，說起來有點殘酷，但是也只能承受，就當是現階段所繳的另一種所得稅吧，每一個不處於底層的人，也許都應該有這樣一個心理準備。

【作者簡介】

閆紅|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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