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給中國帶來什麼，後悔，噩夢，無奈？

半個世紀以來，不少西方人士認為，珍珠港事件的發生必然使蔣介石欣喜若狂。原因是在事件爆發之前，蔣介石早已喪失戰鬥意志，因此美日開戰一直是蔣介石夢寐以求的事件。

被日軍擊中的珍珠港駐港戰艦 當它終於到來時，蔣介石自是難以抑制其內心的喜悅。這個說法的含義非常明確：珍珠港事件爆發給美國帶來災難，但它卻讓蔣介石的軍隊從此以後無需認真作戰，可以靜待盟國把勝利果實雙手奉上。真實的情況是這樣的嗎？

第一反應是後悔

美國人關心其他國家和人民如何對待他們的災難，這本是極為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可以從這些國家的反應中分辨出敵人和朋友。在美國新結交的盟邦之中，蘇聯領袖斯大林個人當時的態度不甚清楚。倒是英國首相丘吉爾坦然承認，珍珠港事件讓他舒了一口氣，甚至感到欣慰。

有趣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似乎並不在意斯大林或丘吉爾的反應，反而對中國的態度異常關注。早在日本尚未發動攻擊之前，他已經主動地向胡適大使提出警告，萬一美日戰爭爆發，他希望中國領袖及人民群眾能夠自我剋制，避免公然慶祝。

但是翻看中國公私各方面資料之後，我們並不能找到任何跡象足以支持羅斯福的擔憂。這些資料顯示的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們似乎完全沒有想到美日之間會突然爆發戰爭。相反地，他們真正不斷期盼的是蘇聯和日本之間能夠發生大戰。事實上，他們並不曾仔細推想過，美日戰爭對中國前途到底會有何種影響。因此，羅斯福的這種顧慮，與其說是基於對中國的了解，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偏見。

按照蔣介石的敘述，他對珍珠港事變的第一個反應是後悔，覺得自己早先不應該過度敦促美國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以致日本喪失談判耐心而決心展開攻擊。但是到了12月11日，他又從日本攻擊西方國家的速度之快和執行之徹底等跡象得到一個新的體會。他推測日本必定是早有預謀，而且經過長期準備，絕不會因為美國在談判桌上犧牲中國利益而改變其主意。

對於羅斯福經由胡適傳來的警告，蔣介石則要到12月14日才在日記中作出反應。根據他的記載，他不僅感到不快而且大為不解，何以像羅斯福如此傑出的政治家，還是不能超越典型西方人對華人的優越感，居然以為中國人對美國的被突襲會幸災樂禍。在蔣介石看來，也正是出於這種白人優越感，才會使英美兩國對於日本的攻擊都疏於防範，以致一敗塗地。

事實上，在中日兩國四年多「戰而不宣」的日子裡，國民政府一直希望能夠爭取到的盟邦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因為他們認為，只有蘇日開戰才能即刻威脅到中國境內的日軍。因此自從1937年以來，蔣介石几乎每隔幾個月就會滿懷興奮地預言蘇日戰爭即將爆發。所以等到美日戰爭果真爆發時，他們其實並不感到特別興奮。縱使如此，他們依然決定把國家命運和西方國家捆綁在一起。

同盟國的「局外人」

珍珠港事變立即造成的後果，是讓蔣介石有了信心，認為他自己先前向西方國家所提出的日本侵略威脅警告，證明果然是正確的。

根據蔣介石的看法，同盟國的首要任務是建立盟邦機制，協調共同作戰。但他馬上就發現，盟邦仍然把中國看成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盟友，根本不屑把他們的防務計劃告知中國。12月10日，當中國政府接到情報，日本不久將同時進攻香港、菲律賓、馬來亞、泰國和婆羅洲時，蔣介石趕緊把情報轉送給英美兩國，並主動提議中國軍隊開赴這些地區去和英軍並肩作戰。12月11日，蔣介石再度警告英國，日本隨時可能攻擊香港和新加坡，並建議中英兩國應儘速擬訂聯合防務計劃。然而蔣介石不久即發現，原來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經安排了共同防務，但對中國卻秘而不宣。這個發現使得蔣介石首次在日記中表露了他對盟邦的不滿。他寫道：「是其對我各種輕蔑之行為，視中國為無足輕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經過事實，更無足為嘆也。國際間本是利害為主，決無為人犧牲之國，若以此為怪或為愧，則痴矣。」

在同盟國領袖之中，蔣介石對羅斯福最具好感而且心存感激。但是這些感情很快就因盟國對中國的歧視和排擠而受到干擾。

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之前，中國領袖只能「訴請」西方以平等方式對待中國；但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他們認為中國無論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經贏得了參加同盟國所有最高層次政治軍事會議的「當然權利」。中國如果仍然被摒除於門外的話，其含義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國家明目張胆地把中國看成是一個次等盟邦和一個次等民族來對待。「種族歧視」的標誌立刻變得無所遁形。

蔣介石本人此時確實被西方人士所表現出來的種族優越感所激怒，而且逐日加劇。在他看來，西方在戰爭初期之所以遭受巨大挫敗，正是因為它們太不把日本人（亞洲人）放在眼裡了。他也感嘆，儘管美國過去曾經多次反對日本的「南進」或「北進」政策，但卻從不曾反對過日本的「西進」（侵略中國）政策。

等到羅斯福和丘吉爾約定在華盛頓召開代號為ARCADIA的會商時，盟邦排除中國的跡象就變得明目張胆了。因為在這個會議里，英美兩國不但制定了有關全球作戰的大方針，而且成立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機構，一是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二是軍火分配局。這兩個機構都將對中國的戰局產生重大影響，卻都不允許中國派代表參加，也不向中國政府通報會議討論的事項。尤有甚者，這個會議還徑自宣布成立中緬印戰區，事先也都未曾和中國商量。儘管蔣介石內心對此感到強烈不滿，但是為了維護同盟國的團結形象，他還是對英美的決定加以隱忍，甚至接受了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稱呼。

熊式輝的「噩夢」

眾所周知，中國加入同盟國最早得到的好處，便是大幅提升了它的國際地位。作為世界反侵略宣言的簽字國之一，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無論用何種尺度來衡量，這個事實都是中國自1840年代以來的重大外交里程碑。然而大部分學者卻把這一事實，解釋成是羅斯福總統對中國的恩賜。原因是只有羅斯福堅持承認中國的四強地位，而英國和蘇聯兩國都對之視若無睹，覺得他是多此一舉。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追問：羅斯福的態度到底有多少成分是發自內心的高尚情操或是「浪漫主義」（借用馬歇爾的話）？是他純粹想要幫助中國，或是出自對美國國家利益的精準盤算？我們甚至可以問：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假如西方國家沒有把中國列為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個主要盟國的話，那麼它們將會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產生何種印象？

其實，此時正值印度的甘地公然宣稱不與西方合作，而在東南亞也有相當一部分當地人士熱烈響應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號召。這些發展都讓中國成為整個亞洲地區唯一旗幟鮮明地反抗法西斯的國家。當然，更現實的考慮是中國已經拖住了超過100萬以上的日軍。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羅斯福是否在實行恩賜，而是西方國家在它們自己危急存亡之秋，是否還能夠冒險地把中國排拒在主要盟國之外？

退一步說，排除一切溫情主義，而從一個純粹外交權謀問題來考慮，一個擁有強國地位的中國，也完全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羅斯福在1942年1月邀請中國派遣軍事代表團常駐美國。邀請函所表達的誠意和重視的口氣，很容易就感動了國民政府，使他們相信美國政府會重視中國軍事代表，就連宋子文也因此敦促蔣介石趕緊委派代表赴美。蔣介石把羅斯福的邀請當作認真大事，幾天之內就任命親信智囊熊式輝為代表團團長。

幾乎從一開始，熊式輝的處境就陷入一個無止境的噩夢。登上橫渡大西洋的美國軍用飛機時，機組人員要求中國代表團成員坐到機艙後方，因為較好的前艙位子是專為白人所保留。

他們在美國南方邁阿密市著陸後，又被塞進火車裡一個狹小的包間，因為大包廂只供白人享用。即使抵達華盛頓之後，他們的屈辱也還沒有結束。當他們去一家猶太人經營的理髮店理髮時，店主拒絕為他們服務，理由是他們是有色人種。因此，熊式輝在還沒有展開工作之前，就已經被這一連串的侮辱弄得極為不快。從最寬容的角度來說，這些侮辱事件之所以發生，顯示軍部一路上負責接待任務人員的無能。從最糟糕的角度來解釋，它們卻可能非常正確地反映了軍部完全不把中國人放在眼裡的心態，因此下級軍官才膽敢作出如此粗暴的行為。

對於中國要求參加英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事，馬歇爾則乾脆拒絕討論。到了5月3日，熊式輝不得不承認，他已經竭盡了一切力量，既然無法獲得美方的善意響應，剩下來的途徑便只有求助於第三者，如拉鐵摩爾、居里、胡適大使，乃至宋子文。但最終均無功而返。

一旦熊式輝認為自己在華盛頓無事可做之後，便建議蔣介石儘快把他調回國。蔣介石本人對盟國冷落熊式輝一事也大感不滿，甚至曾經一度考慮召回駐英大使顧維鈞以示抗議。但是由於幕僚們一致認為這種做法太過極端，所以最終還是沒有付諸實行。

不久之後，熊式輝的困境在華盛頓政治圈裡變成眾所周知的事件。熊式輝在美國受到的冷遇到了1942年底表現得最為突出，因為到了此時，羅斯福連他的名字都忘記了。1942年12月6日，蔣夫人從美國寫了一封信給蔣介石，其中有一段話提到熊式輝說：「羅總統憶及有一熊姓中國軍人在美，托其（羅斯福夫人）一詢有無接見必要。妹告為熊式輝，對日本問題頗有研究。」這和1942年初羅斯福急不可待地要把熊式輝代表團請到美國作為對比，實在由不得人不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