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是台灣民主的推手？

蔣經國在台灣轉型過程中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的角色？是偉大的改革者，還是為情勢所迫不得不然？

政治學理論對民主化的解釋主要有兩派。一派強調經濟社會現代化的結構性原因，亦即經濟發展會帶來都市化、教育水平提升以及中產階級的出現等，並進而促進民主文化。另一派強調行動者的策略性互動、協商，主要行動者包括反對陣營中的激進派和溫和派，以及執政集團中的鷹派和鴿派。在對台灣的研究中，兩派都提出不同解釋。

在重視行動者互動過程的分析中，有人特彆強調蔣經國在台灣民主化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強調蔣經國具有一貫的民主信念，是「由上而下」地推動政治改革。真的是如此嗎？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只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更能真正讓我們理解台灣民主化的動力與原因。

強調蔣經國作為民主改革者角色的文獻，經常忽略他之前的作為：就在他宣布解除戒嚴的幾年前，發生了嚴重鎮壓黨外民主勢力的美麗島事件（1979年12月以及次年的大審判），更不要說他更早之前是情治單位首長，是獨裁政體中的關鍵人物。是他轉變想法了嗎？

政治學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統治者永遠都想要保持政治權力。面對社會要求改革的呼聲，他會考慮鎮壓成本與容忍成本何者較為巨大。一旦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讓統治者無法忽視，甚至鎮壓也很難維繫其政權時，威權統治者就可能考慮實行某種改革來維持政權的延續。但當然，統治集團對於該如何面對民間壓力，也往往有不同的政治判斷，而這個統治集團的分裂，往往就是轉型的契機。透過幾個歷史關鍵點的分析，我們可以更了解蔣經國。

1. 1970年代初的「革新保台」

國民黨來台後實行嚴厲的威權統治，外省族群掌握了主要的黨政軍權力，而所謂的「中央民意代表」（「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也都是在大陸時期選舉出來的，完全不能代表本地民意。

1970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面臨來自內外的重大壓力，威權體制出現裂縫。在島內，國民黨內部出現人才老化問題，因而從1960年代後期就開始思考人才甄補，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以及結合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力量。再者，1969年內首次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黨外人士黃信介當選，加上剛選上台北市「議員」的康寧祥，他們開始相對激烈地批評政治。此外，1971年的保釣運動也開始轉向要求政治改革。

對外，先是1971年尼克松訪問中國大陸，該年下半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失去國際支持並與美國關係面臨重大轉變。國民黨政府深知「反攻大陸」無望，必須向島內尋求更多的正當性，才能鞏固權力。

尤其，蔣經國即將於1972年接班，此時正在為新局面布局。這中間又出現一個重要的插曲。1970年4月26日，蔣經國以「行政院副院長」身份到達美國，在紐約遭到兩位台灣博士生黃文雄、鄭自財開槍刺殺。雖然刺殺失敗，但對蔣經國帶來極大震撼：他沒想到本省籍人士對他、對國民黨統治，有如此深的恨意。

蔣經國確實在國民黨內比較有不同想法。在1969年，蔣經國就推動一項臨時條款修正案，允許「中央民意代表」補選。他在1972年擔任「行政院長」之後，標舉「革新保台」，在「內閣」中大舉任用台籍人士，如「行政院副院長」徐慶鍾、「內政部長」林金生、「交通部長」高玉樹、「台灣省政府主席」謝東閔、台北市長張豐緒，以及「政務委員」李登輝等。此後，他持續在黨內和政府內培養新一代本土人才，如國民黨的中常委中，本省籍比例在1960年代為10%上下，到1972年增加到14%，1976年增加到22%，1979年為33%，1986年為45.16%。

為了讓國民黨延續統治，蔣經國試圖逐漸改變國民黨的性質，推動「黨國體制」的本土化。但與此同時，黨外的政治運動逐漸發展起來，從外面給予國民黨更大壓力。

2. 美麗島事件

從1970年代初開始，黨外民主運動逐漸成形，以組織化方式參與選舉、創辦雜誌。1977年的選舉，黨外人士進行全島串聯，最後贏得4席縣市長、21席「省議員」、8席台北市議員、146席縣市議員、21席鄉鎮市長。這場勝利讓他們逐漸成為一個非正式的政團。

面對黨外勢力的逐漸壯大，國民黨開始採取壓制行動。1979年1月21日，警備總部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的莫須有罪名逮捕高雄縣長余登發父子。翌日許信良、張俊宏等人齊集橋頭鄉，發動示威遊行要求釋放余登發。事後，余登發被判處八年徒刑，桃園縣長許信良被停職兩年。

但黨外運動持續前進。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一場示威遊行，引發激烈的警民衝突。這給予國民黨鎮壓反對運動的借口，並在事後對黨外主要領導者展開大逮捕。1980年2月，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姚嘉文、陳菊、呂秀蓮、張俊宏、林弘宣八人在軍事法庭上被以叛亂罪判刑，其餘三十三人亦被判刑二到六年不等。

更讓人震驚的是，就在軍事審判前的2月28日，不明人士闖入林義雄家中，無情地殺害林母及雙生女兒林亮均、林亭均，唯一活口是被殺成重傷的大女兒林奐均。林宅血案成為台灣民主史上最哀傷的一頁，且至今未能破案。

很明顯，面對越來越組織化的黨外民主運動，主政的蔣經國決心要一網打盡，徹底鎮壓。但是他沒有料到的是，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並不能壓制住已經崛起的人民聲音。當1980年代的布幕拉起，更多的社會力量和異議聲音開始吶喊。

3. 解嚴

首先，1980年年底舉行的「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黨外勢力取得良好戰果，整體得票率比1970年代更高，約為三成。尤其，幾位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的家屬出來參選「討公道」，都高票當選。次年，美麗島大審的律師辯護團多人參選市議員，如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也都高票當選。美麗島世代入獄，但律師世代和更多年輕人投入民主運動，黨外勢力已經重整出發，並確立了約三成的民意基礎，讓國民黨無法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美麗島事件後的1980年代初期，確實存在著一種恐怖氣氛：1980年2月發生林宅血案；1981年10月，海外學者陳文成離奇陳屍台大校園；而到了1983年，有數人被以叛亂罪逮捕。

黨外的街頭運動也在這一時期減少，但卻更進一步組織化。1982年9月，黨外勢力再度提出競選共同政見；1983年，不同派別分別成立「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同時，1983年「立委」選舉得票率為29.3%，高於1980年的27.9%；1985年，兩派共同成立「1985年黨外選舉後援會」，這已經是1986年9月正式組黨的先聲了。

除了政治組織，1980年代也有更多的「黨外雜誌」出現。這些雜誌報道政治黑幕、社會不公，激烈批評政府，因此也屢屢遭到查禁。但總是會有新的雜誌前仆後繼地出現。

進入1980年代後，由於政治空間擴大，更出現各種社會運動和街頭抗議，並從1983年起開始劇增：環保、勞工、消費者、原住民、學生運動，等等。據統計，從1983年到1986年，有三千起街頭抗議事件。

民間壓力之外，國民黨機器也開始逐漸損壞。首先，從1980年代初開始，蔣經國的健康就不斷惡化。其次，國民黨的統治也發生一連串危機，如1984年的「江南案」引起美國高度不滿並對台施壓，1985年發生十信事件金融醜聞，並導致「財政部長」下台。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美國給予國民黨當局的壓力。雖然台灣和美國在1978年「斷交」，但是台灣仍然需要美國的政治支持；而1980年代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年代，也給予台灣進一步革新的壓力，以持續強化作為「自由中國」的「國際形象」。

當然，蔣經國並非黨內最保守的力量。他確實希望透過小部分改革來維持國民黨的權力；相對於黨內其他元老如黃少谷、嚴家淦和軍方的保守勢力，他更知道順勢而為，願意逐步推進改革來響應民意。

台灣的民主化，很大部分是與本土化的訴求重疊的。國民黨作為一個移入政權，絕大部分政治權力都集中在台灣少數族群的外省人身上，且堅持所謂「中央民意機構」必須維持中國法統。省籍偏差的政治權力分配結合威權統治，成為反對運動最重要的批判主軸。因此，黨外運動的民主化主張，也是要求讓政治權力本土化。

蔣經國清楚認知到這個矛盾，所以才先在1970年代，後在1980年代，以拔擢本省籍精英作為政治革新的手段，推動「黨國體制」的本土化，但這並不能滿足社會期待；直到伴隨著本土化而來的民主運動在1980年代前半期越來越強時，他才清楚知道國民黨必須進行民主化改革。

所以，1984年國民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1986年三中全會，決定政治革新，並容忍民進黨組黨：在民主進步黨在圓山大飯店成立後的半小時，警備總部向蔣經國提出逮捕名單，蔣經國回答說，「抓人不能解決問題」。這一年，他也說出「我也是台灣人」。次年，他廢除長達將近四十年的「戒嚴令」。半年後的1988年1月，蔣經國過世。

他是一個看到民主化壓力，知道無法逆勢而為的聰明統治者。

4. 結論

台灣的1980年代確實是一個顛簸的年代，但相對於其他政治轉型，台灣又是一個相對比較寧靜的過程，沒有大規模的暴力與流血。這當然來自政府與反對者的摸索與智慧。

台灣的民主化並非來自蔣經國的良善，說他由上而下地「開啟」或「帶領」台灣民主化，都是不準確的。但是，蔣經國確實從1960年代末開始知道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危機，先在1970年代推動「黨國體制」的本土化來化解這危機，但當民間壓力開始超過他預期時，他以美麗島事件的鎮壓來抑制逐漸崛起的民主運動。進入1980年代，反對運動新一代精英與民眾冒著各種風險去衝撞體制，且爆發更多社會運動，讓蔣經國在考慮容忍成本和鎮壓成本的相對大小後，發現鎮壓可能是無效的，再加上個人身體健康和其他內外因素，做出了開放的「明智」決定；他也知道，這個決定可以能讓國民黨和平轉型，並且持續掌握政治權力。

而他是對的。

以上內容，來自

《時代正在改變》

《時代正在改變》

作者：張鐵志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