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還不老實，百般使出各種陰謀詭計

日本帝國在亞洲和太平洋戰爭中，投入了遠超日本國力的軍隊力量，用於對外侵略戰爭，最終勢窮力竭，得到的結果是帝國瀕臨崩潰，被中國抗日戰爭拖垮，又被美國的強大軍事實力徹底擊敗，海陸空軍都無力再戰。中國抗日戰爭堅持到最後，於1945年8月15日迎來全面勝利，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達十四年之久，全面抗戰達八年之久，在日軍的焦土政策和瘋狂掠奪之下，國內損失毀壞之大，為二戰同盟國之最。

日本軍國政權在1945年承認戰敗和投降這一過程本身，就隱含著日後為軍國主義和侵略戰爭翻案的眾多潛在因素。美國、英國、蘇聯和中國政府於7月26日提出《波茨坦公告》，要求所有日軍立即無條件投降，其中特別聲明，日本今後的主權，只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的主島及由盟國指定的島嶼。日本對此最後通牒不明其意，在任首相鈴木貫太郎公開聲稱，「不認為有何重大意義，決定不予理會」。但來自盟軍的打擊接踵而來，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小男孩」，8月8日蘇軍對日本宣戰，立即展開對日本關東軍的大規模攻勢，到了8月9日，美軍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胖子」。

日本政府於8 月11日到13日舉行了兩次御前會議，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辯論爭執不下，鈴木貫太郎首相請求「聖斷」，由天皇裕仁決定。裕仁決定停戰，向盟軍投降，但事先向廷臣和內閣清楚表明，要考慮日本長期存在下去的長遠大局，學習當年明治天皇「忍泣」接受歐洲三國干涉還遼時的苦衷，忍耐至極，一致努力，放眼於將來的復興。裕仁的意思是非常明確的，當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成功報了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的一箭之仇，以此推論，眼前所宣布的「投降」，同樣只是為了避免日本這一民族在地球上完全消失、島國成為荒瘠焦土的慘痛結果，只有忍辱緩過一時，以後一定要再尋機會，復興再起。可以想像，當時的不少日本人在停止抵抗之後，是寄希望於不久就能重演當年報復俄國的一幕的。

日本政府和裕仁過遲地作出適當的反應，「不變更天皇統治大權」，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美國政府確實做出了一定的讓步，變無條件投降為有條件投降。盟國的一致的答覆是，「日本政府的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但日本必須投降，日本天皇、政府和國民，都要聽從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日本人對盟軍的這一模糊答覆，基本接受，無法再拖，不僅美軍在得不到滿意答覆後，將被迫啟動執行數百萬盟軍部隊登陸日本本土的龐大計劃，而且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幾十萬部隊，正在被百萬蘇聯紅軍碾碎炸飛，挽救他們被徹底消滅歸天的辦法，就是立即停止抵抗。

日本國內主戰分子死戰到底、「一億玉碎」的主張，最終未能成功，讓位於它日再起報復的一線希望。天皇裕仁於8月15日向全國廣播，宣讀他的「終戰詔書」，被視為日本正式投降之日。

裕仁這一「終戰詔書」，從頭到尾都是日本人怪異醜陋思維和官樣面子文書的典範，是之後七十年內日本人仍然不忘戰爭榮耀、致力於復興帝國思潮的根源之作。因為宣告對象是國內軍隊和民眾，所以詔書中完全迴避了日本多年對外侵略戰爭給亞洲其它國家造成的巨大災難，包括對各國軍隊官兵犯下的戰爭罪行。「對美英兩國之所以宣戰，實出自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國之主權，侵犯其領土，固非朕之本志」，以這些字句輕輕帶過，並無真正悔意。

裕仁不得不向臣民承認，因為偷襲美軍而起的四年全面戰爭，「戰局並未好轉，世界大勢亦不利於我」，加上「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炸彈，頻殺無辜，慘害何極，實不可料」，不得不放棄侵略戰爭和強硬對外立場，否則「不僅導致我民族之滅亡，並將破壞人類之文明」。裕仁及其軍國政府在此用冠冕堂皇的詞句，繼續矇騙國內民眾，勉強承認戰爭失利之後，立即否認戰爭罪行，把日本軍國主義的滅亡，視為人類文明的損失，自投降之初就開始作最早的洗白工作。

這一詔書中唯一略帶真實性的部分，就是它確實挽救了日軍部隊，包括侵華日軍。如果他們不在當時聽從天皇的投降詔令，拒絕繳械投降，勢必在美軍、蘇聯紅軍和中國軍隊的合力打擊之下，被逐步消滅，最終死亡的日軍人數，將絕對不止日後統計的二百多萬人，而是駐紮在海外和本土的所有數達六、七百萬的龐大部隊，以及附屬於他們的殖民文官機構和人員，難以計數，而日本各島勢將成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荒地。

當時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發起強大攻勢，以一百五十萬軍隊碾壓日軍勉強拼湊起來的為數一半的關東軍。在日本政府仍然不降的情況下，即使美軍不去登陸日本本土各島，在海外各個戰場的日軍將會被逐個殲滅，消失殆盡。在盟軍的嚴密封鎖禁運之下，日本國土將會被扼殺困死，全體國民面臨飢餓至死的境地，無力抵抗登陸盟軍。所以美軍投下的兩顆原子彈，蘇聯紅軍又攻入日本人暗中列為本國大陸屬地的東三省，實際上是拯救了日本這個頑劣殘暴民族，讓原本至死不降的日本政府、軍部和裕仁，凜然而懼，產生動搖，在強力暴力面前，首次承認自己無力抵抗，只有放下武器，避免「一億玉碎」，也就是日本軍隊被徹底殲滅，登陸戰之後，結果就是日本國民大部遭難，日本民族血脈崩斷不繼，再無興起希望。

麥克阿瑟和美國政府原先擔心動用兵力攻佔日本本土時，會招致美軍的過大損失，這是一個錯誤判斷，如果採用圍困孤島戰略，應可困死日本軍國政府。至於擔心海外日軍會不接受天皇裕仁的投降詔令，負隅頑抗，加大盟軍的勝利成本，所以天皇裕仁實際上是對亞洲和平有所貢獻，這更是個錯誤的認識，那樣做的結果，日本政府和國家的損失將會更大，甚至會導致整個日本民族的滅頂噩運，遭遇殘酷無情的軍事打擊，繼而本島徹底毀滅，歸於瓦礫。裕仁在遭遇原子彈和蘇聯紅軍的暴力之後，及時認輸，發布投降詔令，主要關乎挽救日本民族不至大部滅亡，如其詔書中所說，達到了其既定的詭異長遠目的，與他和當時的日本人是否熱愛和平，與此完全無關。

日本人只願承認，對美國英國開戰是個錯誤選擇，隻字不提對中國長達十四年的侵略滅國戰爭。日本發動對外戰爭的目的，被說成是保家衛國，維護東亞地區的和平安定，戰爭所帶來的殘酷後果，僅僅限於「帝國臣民之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負戰傷，蒙戰禍，失家業者之生計」。這些完全歪曲事實的解說，基本上被日後的日本右翼政客一直真心承襲和發揚光大了。裕仁最為關心的，其實是自己皇族和國家的生存，不能中斷滅絕，否則會「破壞人類文明」，僅指日本文明，而不顧日本軍國主義滅絕其它文明社會的歷史重罪。

狡猾陰險而又極講面子的裕仁和軍國政府，自始至終都不提「投降」二字，更非盟國政府要求的無條件投降，詔文當中連「終戰」的字樣都沒有，僅僅提到「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表明其接受《波茨坦公告》而已。在盟軍佔領機關戰後並未廢除皇位、裕仁繼續在位至八十年代末的情況下，日本人自然接受了日本軍國並未投降的謊言，反而自視為自我犧牲、維護亞洲和平的典範。

日本軍國政府代表於9月2日在東京灣停泊的美國「密蘇里」號戰列艦上，正式簽字投降，但天皇及其代表卻沒有出席這一投降儀式，證明美國人當時已有意避免公開羞辱日本天皇。麥克阿瑟將軍和中國、蘇聯、英國等各同盟國代表與日本代表簽字的文件，是正式的日本投降文書，宣布所有日本軍隊總部和各處日軍部隊，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日本天皇和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被置於聯軍最高統帥之下。與此同時，天皇裕仁又發出一封「詔書」，對外發布，其中明確含有「放棄武器，著實履行投降文件之一切條款及由大本營公布之一般命令」的字樣。此時已是日軍投降後美日雙方談判具體投降事宜之時，各處日軍必須放下武器，這一「詔書」的內容也是美國人草擬的，自然會有明確的「投降」字樣，不能再容忍日本人的故弄玄虛和含混過關意圖。

這一天皇詔書向日軍各部傳遞發布，而非通告日本全國，所以日本人知之較少，日本右翼也盡量對此避而不提，以便日後頑固堅持自己的繆論，所謂日本當年並未投降，只是因為天皇裕仁為了愛惜本國人命和珍愛盟國人民的福祉，而自行「終戰」，功不可沒，福載千秋，日本近代帝國的最大戰犯，就此得以一變而為和平天神。

為了不褻瀆或觸犯日本人所謂的天皇半神權威，盟軍政府在發布《波茨坦公告》之後，對日本政府保留天皇制度的答覆，給以模糊答案，之後實際上接受了日本人的要求，從而為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和日本，留下了長期的隱患。

天皇裕仁「終戰詔書」留下的一大遺害，就是在其中號召日本國民，「欲忍其所難忍，耐其所難耐」。這一表達方式背後的含意，日本軍國政府殘餘分子和右翼人士心領神會，在這一暗示之下，更有理由多方忍耐，以忍耐低伏，去換取生存發展的機會，直到時機合適，實力充分，靠山可依，再出而為軍國主義和戰爭罪行公開翻案，再行當年的老路，如能避開以往軍國主義政府首腦的一些失誤，即有望再獲成功。天皇裕仁在給皇儲明仁的一封信中，就已把失敗原因推給自己的軍隊首腦，哀嘆手下沒有明治天皇擁有的那些傑出將帥，所以輸給了美國人，迫使他不得不下詔投降。若非軍部首腦行動草率，戰爭的結果就會截然不同。戰後日本右翼和許多日本人，都把戰爭失敗責任推給魯莽無能的軍部，天皇仍是明君，避而不提侵略戰爭的本質和遭遇失敗的必然性。

麥克阿瑟將軍於8月30日飛抵日本橫濱的厚木機場，隨行的美軍第一批空降部隊，開啟美軍全面佔領日本的序曲。在他抵達之前，日本人有兩周的時間可以利用，所以國內各個軍部和政府機關都緊急動員起來，尤其是那些軍事機關和憲兵總部所在，在他們佔有的大廈中，終日不絕地焚燒機密文件，以致東京等地在並無盟軍轟炸的日子裡，仍然黑煙漫天，同時在各地的警察廳、監獄和地方政府，同樣儘力銷毀文件，力爭做到死無對證。日本人急於毀滅侵略戰爭罪證，那些記載日本（天皇）侵略決策、日軍暴行及掠奪各國物資財富的機密文件，也就煙消雲散，有利於日本右翼日後為戰爭翻案大作文章。

日本1945年戰敗之後，盟軍中的其它國家同意由麥克阿瑟擔任對日盟軍最高統帥，而非另外各自派兵佔領日本本土的一部分，美國政府也同意其它國家盟軍加入佔領日本的軍隊，但麥克阿瑟不同意，結果對日本宣戰的盟軍，最後讓美軍一手把持對日本佔領和所有相關事項。

美軍原先準備了兩個集團軍用於佔領日本，第六軍和第八軍，擁有約50萬人的兵力，但美國政府在全球範圍內的戰爭狀態結束之後，快速整體裁軍，第六軍於1945年底解散，第八軍保持了20多萬的部隊，總部設在橫濱。蘇聯紅軍在擊敗日本關東軍後，於1946年5月從中國的東北撤出。他們提出的派兵佔領日本北海道北部的建議，遭到美國政府和麥克阿瑟的拒絕，儘管美軍部隊並未到達那裡。蔣介石政權接受了美國政府的邀請，決定於1946年初派出一個師的部隊到日本實施佔領，但到了1947年，由於國內局勢緊張而派不出來。除了小部分英聯邦軍隊附屬於美國佔領軍，在日本地方執行某些任務，以及蘇聯紅軍自行攻下佔領的庫頁島和北方四島外，日本本土沒有其它盟國軍隊駐紮佔領，這是戰時盟國在應對日本戰敗結局時的一個重大失誤。日本如同以往，依靠自己的各種詭計，加上全國上下一致的忍性，國民接受了戰敗的命運，而軍國政權首腦忙於躲過罪責，東山再起，繼續掌控這個反常國家。

日本宣布投降前後，雖然國內出現一些極端軍國主義分子，或自殺或試圖以武力阻止投降，但軍國政權高層已經決定，最大限度減輕盟軍毀滅日本本土的程度，以維持天皇體制的交換條件對盟軍投降，是最為可行的選擇。從美國政府暗中修改條件、同意維持天皇體制的傾向來看，日本軍國政權高層自然認為，他們有辦法逃脫審判判刑的命運，需要對作為盟軍主力的美軍表現出投降屈服的

日本軍國政權和裕仁確實造成日本民族的重大歷史性災難，但受到實際損害的是普通民眾，日本作為國家整體則極為得益，並假借失敗破產的表象，在美國人的幫助下躲過了戰爭賠償的歷史責任。日本人日後反而自認為是這場遍及亞太的戰爭的受害者，幾乎是唯一的受害者，有意出版了不少煽情的當時普通人悲慘遭遇的所謂回憶之作，把日本戰敗時的破敗之象，描繪成似乎是日本本土被他國暴力入侵為虐，才造成的慘狀。這些欺世混淆之作，居然被不少中國文人誠心接受，大發憐憫之情和全球村一類的虛言，進而製造出中日兩國人民都是戰爭受害者的偽論。所謂「知日」派的這些言論，是對曾經遭受滅國滅族危機的中國人民，造成的又一次巨大傷害，並對日本右翼和軍國主義思潮的高漲，提供了最大的外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