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麗絲·萊辛：女權主義把男女關係簡單化了

多麗絲·萊辛早年照片

對我來說，寫作是我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不寫作，我就會發瘋

都說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是個挺厲害的老太太，這兩天卻笑容可親，她北倫敦家門口外堆滿了花束，起居室里也滿是花，大都是橙色和紅色，萊辛笑言：「很明顯，人們想到我，就想到夕陽。」馬上要88歲了，被人視為夕陽未嘗不可。惟一不高興的是她的貓們，全世界把注意力都給了女主人，貓們有些嫉妒。

諾貝爾文學獎宣布得主時，萊辛正陪著兒子彼得在醫院，然後她又去買了點東西。兩小時後回到家，看到門口一群拿著照相機攝影機的人，還以為又是什麼劇組在她家那條街上拍電視劇。雖然每年差不多都是這天這時，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結果，但萊辛沒有刻意等消息。這位滿頭白髮的老婦人邁下計程車，左手拿著手提包，右手拎著塑料袋，記者們捕捉到的是她滿臉的驚訝：「你們找我么？出了什麼事？」

她一直認為諾獎不喜歡她，得獎後她接受採訪時說， 早在60年代，她在瑞典的一次文學晚宴上碰巧坐在一個灰白頭髮的矮小男人旁，此人是諾獎委員會的成員，他對萊辛說：「你永遠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因為我們不喜歡你。」 可能因為她曾是共產黨員，或因她被視為女權主義，也可能因為她總是直言不諱。反正，她覺得，如果他們願意她得獎，那她早該得了。她可沒想到，她居然能成為文學獎有史以來最高齡的得主。為什麼現在？大家都問，她也問，「可能因為他們不能把獎頒發給一個死人，所以他們想在我翹辮子之前趕快把獎頒發給我。」這是她的回答。

除了鮮花，更有許多遠近的祝賀，英國首相說她是英國的驕傲，南非總統說她是南部非洲的自豪，還有姐妹作家們，美國的奧茨(Joyce Carol Oates), 英國的拜厄特(AS Byatt), 加拿大的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讓萊辛得意的是她的偶像馬爾克斯也打電話來恭喜她，還有庫切稱她為「最有遠見的作家之一」。

祝賀中，大家都免不了要用「總算」二字，奧茨的話最直率：這個獎來得雖然好，但確實是晚來了20甚至是30年。

不管文學能否改變現實，我們還是繼續寫作

想到1972年5月奧茨在萊辛家中對她的採訪，仍是我至今讀到的最好的一篇評訪。專訪開頭寫道：「這是倫敦明亮，清新，寒冷的一天，一個許諾著春天的冬日。其實從掛曆上看，早已是春天了，1972年的春天，不是冬天，所以，一個人的期望就有些落空 ——花已經盛開了好幾個月了，樹上也枝葉茂盛，天空上陽光燦爛，但還是出奇地冷，時間彷彿成了一個永恆的懸念……」

奧茨對萊辛崇拜已久，滿懷敬意，是位真正的粉絲，她提早半個小時到萊辛所住的地區，為的是要看看萊辛日常生活的鄰里，「終於見到了她，在這個風格明晰，自信，和藹寬厚的女人面前，我幾乎要昏過去 ——一切不再真實，我一下子變得如同透明一般。」

奧茨盛讚萊辛的作品影響了一代人，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對於文學是否有此功用，萊辛卻表示懷疑。萊辛說：「一開始，作家可能希望通過文學來改變社會，但後來，社會沒有改變，他就有一種失敗感。之後的問題就很簡單，他為什麼覺得自己能改變社會？能改變任何事？」她也說：「不管文學是否能實現任何目的，我們還是繼續寫作。」

因此，奧茨寫道：「當我離開萊辛的公寓，順著下坡路走向地鐵站時，我感到一種更強烈的懸念。對我來說，這是生活中謎一樣的矛盾，一些真正才華橫溢的天才，卻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價值，他們在歷史中的地位……多麗絲·萊辛，這位溫和，冷靜，非常有趣，剛與我交談了兩小時的女人，居然還不知道她就是多麗斯·萊辛！」

多麗絲·萊辛晚年照片

差一點崩潰

萊辛屬於「大英帝國」的孩子（雖然她後來曾因不承認大英帝國的存在而拒絕接受皇封），於1919年出生於現今的伊朗，父母都是英國人，5歲時全家遷往南羅得西亞（今津巴不韋），南部非洲的生活對她的寫作影響極大。她在第一卷自傳中動情地描寫非洲原野的聲音、顏色和味道，「真正的原野，活著的，運作著的，滿是動物和鳥類的原野樹叢……你很可能驚動一隻野貓或是豪豬……我家門口有一棵大樹，淺色的樹身上有雷擊的傷痕，大樹里藏滿了蜜蜂和蜂蜜。」同時，她也親眼看到白人移民生活的艱苦，更體驗到白人與黑人的關係的不平等。她的母親雖讓人受不了，但是是母親從歐洲運來許多書籍，大多是經典文學作品。13歲時，萊辛輟學在家，開始了自學生涯。她生活的一面是原野上的玩耍和探險，另一面是讀萬卷書的強烈的內心世界。16歲時，因家境困難，她出去工作，做過電話接線生、打字員和秘書。

1939年，萊辛與弗蘭克結婚，育有一子一女。1943年，婚姻破裂，她離開丈夫和兩個孩子。對於拋夫棄子，她一直多受批評，她在自傳中寫道：「事實是，我無法生存下來。精神分裂是最起碼的。在我和弗蘭克的4年婚姻期間，我喝酒非常厲害，賽過那之前和那之後。我肯定會變成一個酒鬼，永遠和自己過不去，憂鬱，仇恨我自己。」她說至少她知道她的孩子能在外公外婆和父親那裡得到足夠的愛。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她仍說：「我很自豪我有膽量那麼做，如果我沒有離開那種殖民者圈子裡厭倦無比的生活，我會崩潰，會變成一個酒鬼，會精神分裂。」

她很快結識了第二任丈夫，一位德國流亡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於1945年結婚，兒子彼得出生，這次婚姻也以離婚告終，但是萊辛留用了前夫的德國姓氏。1949年，萊辛攜帶幼子，手提箱里裝著《野草在歌唱》的手稿，來到倫敦。

1950年，此書出版，好評如潮。

女權主義把男女關係簡單化了

萊辛是位女作家，但絕不是小女子作家。她的作品充滿著蓬勃的氣派和排山倒海的力度，主題宏大：種族歧視，共產主義，恐怖主義，人類的生存環境，她探索膚色，人種，性別，社會的隔膜，人（男人和女人）在社會、自然和宇宙中的地位。

她著作等身，風格迥異，如果做一個粗略的劃分，她的創作可以分三段：一是五六十年代時以南部非洲為背景的作品，處女作《野草在歌唱》，1952年到1969年間的5本半自傳體系列長篇《暴力的孩子》，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說。

第二階段從60年代起，她開始探索人類，特別是女性的心靈和情感，代表作是1962年出版的《金色筆記》。諾獎盛讚此書為「先鋒性的作品」，是「闡述了20世紀男女關係的為數不多的幾部小說之一」。

此書亦被視為「女權主義」的豐碑之作，但幾十年來，萊辛一直要和女權主義劃清界限，她認為女權主義把男女關係過分簡單化。小說主人公是位文思枯竭的女作家，通過5本筆記來清理自己的思路，探討政治、非洲、性、心理分析、夢境、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共產主義與男女間的愛情，小說結構複雜，不分章節，後現代的敘述手法，層層迭迭，剪不斷，理還亂。

從70年代起，萊辛基本拋開了非洲的主題，專心於科幻小說的創作，她也沉浸在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之中。這個時期的作品爭議最大，許多批評家和讀者覺得失望。

今年年初接受英國《衛報》採訪時，萊辛談到為什麼寫作：「對我來說，寫作是我非做不可的事。如果不寫作，我就會發瘋。我不能不寫作，也許我真有什麼不對頭的地方吧。」她說批評家們在她身上用了「所有的標籤」，「一開始說我是寫膚色種族的作家，然後是共產主義，女權主義，現在是神秘主義。其實我就是我，一直都一樣。」

萊辛對自己有個謙虛而又簡單的定義：「我只是一個講故事的。」她確實是個講故事的高手，但她的作品的許諾遠遠大於懸念，所以，我更喜歡奧茨30多年前給她的定義：「她就是多麗絲·萊辛！」（文/愷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