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

天下 12-09

許倬云：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

文 |許倬雲

一個宗族，通常擁有一些祖產，也許是田地，也許是店房。這些產業出租的收入，就是族內的共同財產。老弱貧寒的族人，平時依靠這些祖產的收入，津貼他們生活。孤兒、寡婦，當然更是名正言順，用祖產維持其日常需求。族內會有一個學堂，由祖產聘請老師，也許就是族內的老書生，教育族內兒童。有出息的孩子，在過去是趕考，在現代是上學，自己本房無法支持時，其不足之數，也由祖產供應。男婚女嫁，本房本支無法獨立辦理時，一樣也是用祖產津貼。發達的房份，會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購置更多的產業，捐獻給宗族——這種親族圈內的「小共產」，在將近一千年左右，使中國相當一部分人口，免於饑寒，而且還有開展發達的機會。

以我自己所見為例。無錫一縣，據我所聞，有五六十個宗族，每一族都有或大或小的祖產，提供族人生活基本保障。我們家的祖宅，在無錫東城，有一個五六畝的大院，還包括一個桑園。城外還有數十畝良田，出租給佃戶。城內也還有一些佃房，其租金也是祖產的收入。上一節所說的津貼老弱貧寒，以及維持學堂等等的費用，就由這些祖產的收入支付。我印象中，比較特別的一份，則是桑園內，有數百株桑樹。我的祖母，是主要一房的女家長；春天的時候，由她老人家，率領全族女眷，採桑養蠶，結成繭實，由繭行收去。這一份收入，就是全族女眷的零用錢，寡婦的額外津貼、女孩上學的置裝費用、女兒出嫁時的添妝等等費用。有些壞掉的蠶繭，那些亂絲，就是我們學生們墨盒裡面的絲絨。

在乾嘉時，我家人口不少，單在大院內居住者，包括族人和僕役，大概就有兩百人左右。太平天國之亂，東南受害極大，「家家涕痕」，我們許家，損失男婦三十八口；四支之內，有兩支絕後。族人四散逃亡，有些從此沒有再回來。老宅被太平天國的守將，佔為王府。有一部分院內，是太平軍的火藥庫。太平軍亂後，要收拾這三十八口死亡者，自己族內只有四個男丁，全賴出嫁的幾個女兒，她們也蒙受大難，但是，這幾家姑奶奶們，回饋娘家，安排喪葬。這就是親戚關係，從親族延伸到姻親，互相提攜，渡過難關。從太平軍後，直到抗戰前，先父從他的祖父，到他自己，三代的努力，修繕祖宅，恢復祖產，使故居大院，仍是全族「歌於斯，哭於斯，聚族於斯」的地方。在我的印象中，無錫城內，以及一部分城外的大家族，不下二三十家，彼此之間，都與我們家有千絲萬縷的「老親」關係。如果沒有這種以親族為基礎的共同體，許多大族，不能夠撐過難關。

模仿親緣組織，則是各種社團本身的內部關係，例如，宗教團體：佛教、道教的寺觀和宗派，或者民間組織：漕幫和其他地下或半地下的團體。這些組織，也用父子、叔侄、兄弟的名稱，界定他們的人際關係，我們可以稱為「類親緣組織」。寺院、宮觀，本身就是一個家庭一樣的結構，因此，他們的成員，也是在團體之中，有一定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的功能。漕幫，是中國水路交通的員工，組織類似工會的大團體。他們成員之間，界定為一個龐大的弟兄團體，生、老、病、死，以及其他需要的事務，都由漕幫於必要時，加以協助。最顯著的，在各個重要的碼頭，都設有羅祖庵；年老退休或者生病的弟兄們，都可以住在庵中。又例如，造船工人、鐵工、木工，都有自己的同業公會：南水仙、火德星君、魯班廟，這些祭祀地，對於同仁，一樣有種種的照顧和互助。

將許多不同的親緣關係網，混合類親緣關係網，以「鄉土」的觀念，編織為更龐大的地方組織，也是傳統中國，權力結構中，很重要的一環。雖然中國號稱是大一統的帝國體制，自古以來，中央的權力其實不大，真正的治理實體，各個時代並不一樣。遠的不必去說，以近古而論，從宋代到清代，大致都是以縣級作為真正的治理單位。縣級的社會，乃是自主性的共同體。清代縣令，單車上任，身邊只有三五個秘書，再加上屬僚和助手，整個縣政府工作人員，也就不過二三十個人。一縣人口，通常在十餘萬到五六十萬之間。真正的日常事務，其實不在縣衙門，而是在民間。

以我自己家鄉江蘇無錫作為例子。大概乾嘉以後，江南大定，滿清政府不再擔心江南會有叛變。同時，江南的士紳集團，自從明代以來，已經逐漸成形。這些士紳，真正地執行了地方的管理工作。每一代，大概總有二三十位士紳，代表三五十家大族，共同參與地方管理。這些管事的士紳，並不是以財富或是官位，參與地方的管理工作，雖然沒有明確的選舉制度，大致上還是以人品和性格，作為大家擁護的條件。每一個參與管理的士紳，又代表了至少兩三個大族，大族與大族之間，千絲萬縷的婚嫁與友誼，都是彼此知道根底，可以信任的。

無錫縣內，除了士紳以外，當然還有許多商家和作坊，近代以來，又以小上海著稱，有不少江南的企業家，在當地設廠，也在其他地方設廠，生產日常用品，當地人的資源，確實相當豐厚。管事的士紳，過去並沒有特別的名號，但在近代，則以「商會會長」的名義，有一個領袖，領導群倫。北伐以後，無錫的士紳領袖，先是楊翰西，後是錢孫卿，兩人都不經營企業，只是因為他們人望和學問，得到大家尊重，才擁護他們，出頭管事。在軍閥鬥爭時代，為了防止過境的軍隊，進城騷擾，地方的領袖們，就出頭與軍隊談判，付出一筆開拔費，使他們不再進城。無錫地方上的福利，暫時性的例如，修橋補路，又例如，每年準備一定的救濟金，接濟從江北南下，逃春荒的難民。經常的福利：無錫有育嬰堂（孤兒院）、養老院和乞丐的安置。這三個項目，大概都是從乾嘉之際開始的，到1949年，有二百多年的歷史。這些費用，都有士紳們按例向企業界和工商業，取得一定的捐助，委派可靠的人員，監督和管理。

士紳家族的女眷們，也並不閑著。我的祖母，就是當地念佛會的副會長；會長和兩位副會長，都是當地人物的老太太。她們以念佛會為網路，募捐款項，冬天送寒衣，青黃不接時，給糧食，以救濟當地的貧戶。她們督辦的「齋堂」，也就是守寡無靠的婦女，可以養老的地方。這些婦女，卻也是在養老院與育嬰堂里工作的人手。

每天早晨，管事的士紳們，在「新公園」的一個茶室聚會，討論公眾事務；外面的大間，則是一些想提出請求的百姓，等候提出請求。也有各行各業的主要人物，隨時聽取士紳們向他們交代的工作和承諾捐助的款項。一縣之長，在將近中午時，才會到達茶室，聽取這些士紳們的決定。整個一縣事務，基本上是老百姓自己在管，政府奉行他們的意旨而已。

這種形態的組織，不是無錫獨有；當時整個的江南，幾乎處處都有同樣的社會結構，以當地民間力量管理當地事務的體制。江南以外，我相信，中國各處，比較富裕的地區，大概都會有類似的社會。

許倬云：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

稍微和這種方式不同的，則是北方戰亂較多，比較不安定的地區，地方人士也會有以自衛的目的，而組織地方自治。在抗戰時期，我家有一段時候，住在湖北西北部，也就是先父工作的地區。與老河口相距不遠處，河南的西南部，宛西(南陽)地區，內鄉、淅川、鎮平等五縣，曾經有一位別廷芳組織了自衛隊，保衛豫西五縣，土匪不敢進入。他只是一個當地中等地主出身，讀過私塾，也讀過師範。眼看家鄉不斷遭受匪害，殘破不堪，他出頭糾集鄉里親朋友好，組織民團，保衛鄉里，同時發動民間力量，進行建設。他們開發小型水利系統，提升當地的農業收入，也興辦各種小型的現代企業，例如，水力發電站、農具廠、紡織廠、麵粉廠等等。他推行保甲制度，家家聯防，使姦宄無所藏身。嚴刑峻法之下，當地居然可以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河南省政府委派的縣長，只是在任垂拱而治，沒有實權。

別廷芳組織的地方自治，其運用的網路關係，也就是親戚故舊，和地方原有的宗族組織與信仰團體。這些千絲萬縷的關係，編織了綿密的差序格局網，才可以不經過法律，純粹依靠人際關係，強調人人儘力，為己為人，以保持鄉里的安全和繁榮，從私擴展到公，實現傳統中國理想社會。

從上面所說，差序格局的延伸，是由親緣延伸到地緣，每一個人在這大網路之內，有所歸屬，依靠網路解決自己的問題，也憑藉網路，貢獻自己的力量。這種網路的起點，則是最基本的親緣關係：親子之間的親密互依。人類的生物性，也是為了個體自己的生存，與經過繁殖，延綿的後代。親子之間，其親密性是自然的。生我、育我、顧我、腹我：父母為了子女，可以犧牲一切；子女為了父母，也可以無所不至。孟子認為，「仁」的起點是惻隱之心，而他形容惻隱之心，卻是從孩子看見死去的父母，屍首暴露，心有不忍，回去取了鋤頭，埋葬父母。孟子這番形容，確實是道盡了親子之間，必然存在的一番顧念和依戀。親族只是親子關係的延伸，兄弟骨肉，當然也是親子附屬的同胞關係。這些就是從最自然的生物性，開展為人間倫理的基礎。男婚女嫁，既是生物性的需求，也是社會性的結合。夫婦情愛，是人際關係根本之要項；由婚姻建構的親戚關係，則是配偶雙方家族之間，交叉的聯繫，乃是親屬關係的延伸。因此，中國文化的差序格局，乃是從生物性中，最基本、最自然的部分，由近及遠，從最親近的骨肉，延伸到宗族、鄉里和類親緣的團體。

儒家理想，以「仁」為本，「仁」的定義，是忠和恕，「忠」是內心之中，「恕」是我心如他心，「仁」則是二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儒家的基本觀念，正是儒家倫理的基礎。戰國道家的文獻，有「惠」字出現，其意義是與「愛」相通的。佛家進入中國，頗為著重其普世、仁愛的一面。這三家的觀念合而為一，正是上述「推己及人」的基本。

由推己及人的原則，儒家才發展為「己欲立而立人」。所以，論語「憲問」：「修己」，應是個人對於人倫的充分理解與實踐。「修己」之後，行有餘力，下一步是「安人」「安百姓」。「安人」之「人」，還是人自己附近的其他人群，這些人群，就可以界定為鄉里之間的互相照顧。「安百姓」，卻是「安」全人類，邊界極大，因此，孔子都說，古代「聖王」都很難做到「安百姓」。他不是說，不能做，而是因為世界太大，「聖王」只不過是中國一地的王者，未必能夠照顧到全人類。然而，孔子仍舊以此懸為目標，盼望有一天，每一個人的「安人」，可以互相交叉、重疊，發展為大網，使得全人類，都在互相關心、互相幫忙的過程中，得到適當的照顧。第一章中，曾經討論馮友蘭「新原人」和「新道學」。他提出，人類的倫理觀念，應當是逐步提升。在本章中，我們討論的方向，也是指出，中國的人倫關係，可以從生物性，提升到社會性，又從社會性，提升到超越的普世價值，其提升到形態，其實與馮氏所說，可以互通。

這種構想，乃是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重疊。個人的部分，是從「修己」，領會到自然的人性，個人既不能孤立，也不應當孤立。集體的部分，則是由近及遠，推己及人，量力為之，能先照顧到四周圍，才互相照顧，逐漸將整個大的差序格局的網路，籠罩在更大的人群。差序格局之中，個人既有權利、也有義務，人不能孤立，然而人也不是屈服於集體的安排。這一種個人到集體的延長線，是開展的，不是斷裂的。在這差序格局之內，個人要自我約束，時時刻刻理解，個人是集體中的一部分。然而，個人也知道，個人不是由集體支配的，個人對集體的儘力，與他可以從集體出去的保障，互為因果，互相依附。中國文化中，差序格局的特色，與今日西方文明中，個人主義的極度高漲相對比，可以救濟個人主義的孤獨，也可以防止因為個人主義過度發展，社會必然面臨的碎裂與瓦解。而且，這種共同體，並不是出於利益的合約，而是基於人性的感情。利盡則交疏，人性之間天然的感情，卻不會因為利益之有無，而就此斷絕。這是中國文化中超越性的價值，也可以擴充成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以補現代文明的不足。

許倬云：延續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