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互動與博弈中的文明和沉痾，困守華夏中心論而失現代化良機

向敬之

翻開中國歷史，總能看到東夷、南蠻、西戎和北狄之類的名詞，或與弓戈毗鄰，或同蟲犬為伍。這類現象是早期民眾對內外分際中其他族群的認識，目為好戰嗜血的殘忍、暴力與野性，使中國古代政權，很難長期地以統一主權國家的面目出現。即便三皇五帝時期，部落紛爭，已萌生華夷之別的早期狀態。數千年以降，中國傳統知識譜系隨著領土分割、朝代更迭，始終未以單一模式和觀念出現。

歷史學家許倬雲的研究視角，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延伸到國共較量的現代歷史，充分運用「自—他」「中—外」「中心—邊陲」等辯證理論，審視「中國歷史上的內外分際」，反思寫在《我者與他者》中的歷史存在。他將歷史上的中國，視為一個不斷嬗變、向前發展的系統，不論是作為政治性的共同體，還是文化性的綜合體，都有著其自身特有的現實與秩序。他的視點漸次轉移，從史前時代開始，展轉殷商、姬周、劉漢、李唐、趙宋、蒙元、朱明和滿清，著重闡釋王朝史上的歷代中外關係。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其所敘說的「中國」，當理解為「中原」。

歷史學家許倬雲

系統內部互動與博弈，「我」「他」不斷消融互補

外來游牧文化不斷侵蝕中原農耕文化。漢人和他族你來我往，相互滲透，彼此影響，甚至通婚聯姻、商戰爭鬥，明裡依助，暗中較勁。八次社會人性與政治秩序的斷裂同重建，使作為複雜文化共同體的中國，在一次次嚴酷的較量中，經歷了無數次血色變遷和停滯不前。我者與他者，或消融互補，或替代重組。數個古老的文化體系，沒有遏制住堅守自我、天朝至上的舊中國，呈多元的曲線發展。

中國史上多次變遷，表現在六個系統內部的互動，如中原國家同其他國族、中原本部同邊陲族群、中央政權同地方政權、國家上層同社會底層、文化學術方面「正統」同「異端」，以及市場經濟網路的運作。雖貌似苦澀慘痛的競爭，但所有的調節與適應，讓不同時期的中國，在全局上都處在掙扎與蛻化的歷程中。

閻立本《步輦圖》

唐初曾屈膝向突厥臣服，後發展壯大，數番用兵、用實力，迫使突厥諸部尊李世民為天可汗。大批胡人進入中原，或經商販賣，或定居做官，促使唐經濟文化日趨繁榮鼎盛。但，「我」「他」之間的兼容博弈，自始自終，未曾停歇，胡人安祿山、史思明借在中土節度擅權的機會，大興干戈，動蕩天下。漸已怯弱的唐政權，不得不求助於郭子儀、李光弼和僕固懷恩的外族軍隊，甚至直接延請回紇、吐蕃出兵參戰，還對客軍寫出了「子女金帛」任其處置的許願狀。此時的國家與社會，不再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那般情景了。如此劫難，最高統治者是應負責任的。妥善處理好了「我」與「他」的關係，安能讓安、史之徒有機可趁？

同樣是唐朝君王，在對待外來文化上，各懷態度，大相徑庭。早年玄奘西去天竺，求得佛經東歸，得到太宗禮遇甚隆，也為後世吳承恩寫作《西遊記》提供了不少想像的空間和素材。這是久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國社會、且以李耳後人自居的李唐王室，對外傳宗教的一種寬容和大度。時過百餘年後，韓愈上表諫迎佛骨，觸怒憲宗，險被處死，後貶謫出京。武宗崇信道教，下令廢佛，除長安、洛陽及諸道保留規定的少數佛寺外，其餘的寺院一律拆毀，毀廢寺院﹑廟宇數萬處，勒令僧尼二十餘萬眾還俗，解放寺院奴婢十五萬人，皆充兩稅戶，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頃。一個以禮待佛，一個盲目信佛，一個瘋狂滅佛，對外來「他者」影響的不同做法，可看出不同階段「我」「他」之間的和諧與矛盾。

此為宗教上他為我用，而在政治上卻顯亂象。閹宦專權，藩鎮割據，不時興起的農民反抗，引著強盛一時的李唐瀕臨崩潰。是時肇始，「他者」與「我者」鬥智較力，先是五代十國中異族強權蹂躪中原，分得某一區域；後為兩宋雖有心反抗但又貢獻「歲幣」，求取暫時安寧。「我者」的氣力似乎疲軟了許多，而「他者」的更新愈發強悍。契丹族、党項族、女真族、蒙古族的首腦們，無一不想漫步中原、踏歌江南，但「我者」依然堅守著狹縫裡的最後一隅，反而欣賞了外來族群的惡性廝殺。即便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強攻硬戰，橫跨歐亞，威武煊赫，也只能將南方的虛弱政權，留與孫子忽必烈爭取。南宋最後還是被滅了，但「我者」的力量，一直延續、壯大著，後來給予矛盾重重的「他者」集團一個致命一擊。

成吉思汗的鐵騎雖然飛馳在亞歐大陸上，攻城略地，縱橫馳騁，以他者的王者威嚴一改中國本土我者統治者身份，但最終卻不能改變蒙元盛極而衰的命運。我者再次成為勝利者，小沙彌出生的朱元璋重組漢人政權，建起「我者」的信心和榮耀。朱皇帝雖然讀書不多，但時刻防禦著他者的侵犯與妄圖變更，他與親信創製八股，利用變了質的儒學道統來鉗制天下士子，奴才似的為「我」所用。

成吉思汗

鎖國閉關政治，困守華夏中心論而失現代化良機

雖然資本主義萌芽在明中晚期初露端倪，但倭寇不時在東南沿海製造騷亂。西方海外狂戰的慾望，也使中國沿海島嶼成為了冒險者關注的對象。明政府實行海禁，開始鎖國閉關。然不到三百年的守衛經營，又一次為他者力量攻陷坍塌。

皇太極

滿清統治者自皇太極開始，貌似重視與漢族勢力聯手，數代以降，滿漢一家，相互消融，「他者」朦朧地轉為了「我者」。而著名的「千古一帝」康熙入主後玩起了心眼，表面上歡迎漢人進入朝廷為之利用來打壓滿族權貴階層，而實質上死守地維護滿洲族群的切身利益不受他族冒犯。此時的中國，以空前的大一統，實現了遮掩內外分際的政治利害關係的族群融合，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我者」與「他者」的暫時性兼濟天下。這只是一種遺憾，尚不至於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賠款割地的合約。然自此伊始，華夏文明更強烈地影響了中國皇帝專制和儒家文化培育的知識分子，謹終如始地制約著廣大民眾生存在「華夏中心論」「華夏文化優越論」中，構築「夷夏之辨」「嚴夷夏之防」的鐵屋子，以一種看似強勁實則孱弱的天朝繼承者心理，形成一種政治的、道德的、傳統的意識形態，逐步自我陷身在前現代國家的泥淖中，幾臨滅頂之災。虛擬的中國內外融合版圖，被皇帝們想像著無限拓展，拓展著他們作為「華夷秩序」世界「天下共主」的奇幻仙境。天朝上國，子孫賡續，即便對遠隔重洋的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在內的「西洋國家」，也被列入朝貢國家而寫進乾隆、嘉慶二朝的會典。

康熙

不料想，西方世界在此前後相繼經歷了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新大陸和新航線的發現、英國工業革命的爆發，歐洲國家開始了全球性擴張，提前進入現代化進程，而中國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上死死抱著「天朝」思想不放，以嚴刑峻法的形式拒絕「潰夷夏之防」。即便在1840年鴉片戰爭中被迫地開始現代化後，愈發以「形而上者為道」來抗拒「形而下者為器」，直至甲午一役中被曾蔑視的「蕞爾島國」日本擊敗後方覺痛醒，不可改變被他國一次次地強暴改變領土完整、國家獨立與主權平等的「天朝」命運，也因落後而不能很好地分享《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給與的、主權國家該享有的「我者」尊嚴。此時的最高領導人卻在裂縫分明的內外分際中，考慮如何增益滿清權貴的更加權利，強迫著爭權的也有勢力的立憲派與革命者聯盟。天朝體系，最終崩潰。

簽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及合約文本

中日在19世紀中葉先後被西方列強逼上現代化發展路徑，都進入了「我者」與「他者」激烈影響的國家命途，中國較之日本要早十多年卻停滯不前。滿清統治者進而強化部落式皇權專制、自大的天朝至尊、政經上閉關鎖國，無視接踵而至的鴉片戰爭引領的外國列強入侵、太平天國卷席的內部農民起義對政權結構的猛烈震撼，也讓開明官員同知識分子發起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接連在最高統治者的權利追求中曇花一現，最終導致唯有暴力革命「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宣示中國王權歷史上內外分際的最後一次融合。隨之而至的新文化運動、抗日戰爭、國共博弈，以血薦中華，方以「他者」變「我者」不致徹底失敗而成血色革命。

「我」「他」之間，是強弱型關係、生存權的競賽

回顧過往，不論先秦的列國體制，還是封建政權的轉移，都屬於中國內族群的「主」「客」轉化、「我」「他」混合，為中國世界形成、帝國系統衰變的具體表現。然自明朝開始，迄清日隆的閉關鎖國、顢頇尊大，使中國在歐美勢力、東洋威脅等「他者」面前，外強中乾，苟延殘喘，無所適從，直至最後喪身於一片「驅除韃虜」的排他呼聲和炮聲中。雖其間曾有幾位漢臣試圖中興，力挽狂瀾，但不能辯證地認清「我」「他」體用關係的正確運作，也只能嘆惋時運不濟。

日本《東征傳繪卷》描繪的遣唐使乘船赴唐的景象

四千年來，雖不斷有對外貿易、交流、饋贈事件發生，但無論張騫出使西域，還是唐代接收一批批遣唐使，或乾隆接見英使馬嘎爾尼時命之跪拜，至晚清被迫設立總理衙門後為使節覲見皇帝的五鞠躬，都不難發現中國中心論，始終轉動在大多數國人心裡。他們用文明光芒掩飾遍地沉痾，不情願同如其一樣存在地球上的國家與人民平等。這個很難擺脫的心障，將原本胸臆開放的普世主義，慢慢演化成自設的局限。世界性的「我者」與「他者」，完全不類於中國歷史上的「我者」與「他者」，已不是單純的國土、民眾和社會融合，亦非單純的政治、道德、意識形態所能導致，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主權平等、經濟流通和文化交流。

馬嘎爾尼使團成員在熱河朝覲見乾隆

「我者」與「他者」之間，是一種強弱型關係，是一種生存權的競賽。此強彼弱，強者自是意圖融合孱弱的一方，但清醒的弱者為了生存又伺機而動。華盛頓說過：「如果一個民族長久地仇恨或崇拜一個民族無法自拔，這個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隸之邦。」對於晚清那次「我」「他」較量殘局與慘痛，我們要有一種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歷史和現實，走出弱者被他化的心理，使我者心理清醒和強大起來。經過了八次錘鍊，現代中國已不再是傳統的中國。中國在幾個古老文化體系之中，經歷了最大也可能最為徹底的變化過程，我們甚至可以提問：原來的「中國」是否還存在？如今的中國，已不再是史前文化中的原始部落聯盟，也非動不動訴諸武力解決族群矛盾的封建王朝，而是進入了深化體制改革的現代化主權國家，進入了從經濟上、政治上、社會制度、文化程度、法治普及上備受尊重和更為平等的國際社會、世界文化的範疇。但，如何消解「我者」同「他者」歷史缺失，同生共榮，生髮出新的巨力，將是一個化「他」為「我」、棄「我」為「他」、「我」「他」存榮的涅槃過程。或許，我們可以循著許氏思想考量與社會觀察，結合現代中國特色的國情，找尋到尊重歷史與冷靜思考的重心和起點.

200年前中國人的形象

許倬雲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並著眼在文化、經濟等方面做重點解析。他審察有內外分際的中國歷史，努力觀照區域、族群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和分合，並推及全球文化圈之間的交往，使人在一個寬闊開放的視閾中，看清楚歷史的真相和世界的真理。《我者與他者》原為許氏於2007年11月應邀在香港中文大學「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上的講演，後據錄音稿修改、潤色和補充而成。是書在2010年8月由三聯引進首版，五年過去再版，仍有很多閱讀空間和讀者，充分閱讀其將中國歷史上「我者」同「他者」的接觸、掣肘和融合，進行了簡明扼要但深入淺出的探討，意欲為後世正確誘使「自—他」「中—外」力量匯流一脈，推進社會的強勁發展，提供理性史觀的事實分析。

而其也不無遺憾，遺憾中國內地在「我者」與「他者」的最近一次博弈後，對皇權專制的革命也使傳統經典成了破除陋習的陪葬品，許多優秀精華散落在港台日韓保存完好，而自身文化多陷身在他化非我的尷尬境地，讓人不無感傷和蒼涼。我們對於今日韓國，就端午祭、中醫及包括中國經典在內的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等傳統文化項目進行申遺並成功，似大有「盜用」中國文化之嫌，大可不必生氣和仇視，不必仍受百餘年前天朝上國的政治觀念與文化觀念的雙重影響，不必為兼容他者而忘記對我者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意識，強暴地自我期許為華夏文化的唯一正宗。

寧波，五口通商的城市，甬海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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