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之父」竟是盜墓賊，日本用國家資金支持來中國盜墓內幕
日本「考古學之父」是個盜墓賊
本文作者 倪方六
日本人對中國集安境內高句麗古墓葬的盜掘，主要發生在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至1936年（民國二十五）間，領頭的是池內宏和濱田耕作兩人。
這兩人都是日本國內著名的考古學者。池內宏曾先後任東京帝國大學、名古屋帝國大學教授，研究朝鮮、滿洲（中國東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紀史，是東洋史專家。
濱田耕作更厲害，是日本近代考古學家和漢學家，奠定了日本現代考古學的基石，被日本人譽為「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他除在日本國內進行考古以外，還曾任「朝鮮總督府」古迹調查員，在朝鮮境內從事「考古」工作，把朝鮮人的祖墳挖了一通。
但是，對中國人而言，這位日本「考古學之父」卻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盜墓賊。
日本人對本國的古墓保護相當嚴格，輕易不可能發掘。在這種情況下，周邊國家，如中國、朝鮮、蒙古等，便成為日本人極佳的「考古」對象。日本人對外國考古資源的覬覦不是一天兩天了，在考古上，日本人率先向歐美學習，開啟了東亞考古的現代模式，包括中國早期的考古發掘方法、器物類型學等，有一部分都是跟日本人學的，現在日本的考古水平仍高於中國。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日本人不能來華隨便挖了，便以提供考古經費的方式合作，參與對中國的古迹古墓發掘。
所以，從清末起，日本人在日本國家資金的支持下，便有計劃地開展盜挖中國古墓。1925年（民國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濱田耕作和後來被日本人稱「日本近代東洋考古學先驅」的原田淑人兩人開始籌劃成立「東亞考古學會」，其援助資金來自外務省，名義上是推進日本在中國的考古研究，實際上就是盜掘中國文物。
不客氣地說，「東亞考古學會」是個「盜墓學會」。集安高句麗墓葬成了此「盜墓學會」的重要「研究」對象。集安高句麗墓葬中大量的壁畫墓，不論是考古學價值，還是人類學、歷史學價值都很高。所以，池內宏和濱田耕作將盜墓鏟伸向了這些壁畫墓。
集安的壁畫墓目前已知的有：角抵墓，舞踴墓，環紋墓，冉牟墓，洞溝12號墓，散蓮花墓，龜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墳5號墓，五盔墳4號墓，麻線溝1號墓，山城下332號墓、983號墓，萬寶汀1368號墓，下解放31號墓，長川1號墓、2號墓和禹山下41號墓，等等。這些墓中的大部分，都被池內宏和濱田耕作盜掘過。
日本人看中墓內的壁畫，「研究」的手段很卑劣，能揭的揭下來，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們挖盜的文物，一律帶回了日本，沒有給中國人留下一件。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東北考古工作者對日本人發掘的高句麗墓葬進行複查，並重新發掘。因為被日本人盜掘嚴重，幾乎沒有什麼文物出土，可見日本的「考古」多麼徹底，什麼都不給你留下。
五盔墳位於集安洞溝平原的中部，有5座墓葬順次排開，其巨大封土形如盔胄，當地人俗稱為「五盔墳」。其中的5號墓，日本人編為「四葉冢」。為什麼日本人編出這號？原來他們從墓中挖出了「金銅四葉」。
1962年，吉林省博物館根據省文化廳的指示，會同集安縣文物管理所對5號墓和日本人書里的「洞溝未編號墓」4號墓，進行了清理。工作隊從當年6月開始，至8月基本結束。這次清理報告發表在《考古》（1964年02期）上，從報告中看，並沒有什麼新發現，大概早讓日本人先「發現」光了。
前來盜集安高句麗墓葬的，並不只是池內宏和濱田耕作兩個日本人，之前和之後都有「考古隊」進入。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6月，其中有一支「考古隊」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在時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的帶領下，對內蒙古境內的遼代陵墓、集安的高句麗墓葬進行了盜掘。
這兩人都是日本國內著名的考古學者。池內宏曾先後任東京帝國大學、名古屋帝國大學教授，研究朝鮮、滿洲（中國東北部）的古代和中世紀史，是東洋史專家。
濱田耕作更厲害，是日本近代考古學家和漢學家，奠定了日本現代考古學的基石，被日本人譽為「日本近代考古學之父」。他除在日本國內進行考古以外，還曾任「朝鮮總督府」古迹調查員，在朝鮮境內從事「考古」工作，把朝鮮人的祖墳挖了一通。
但是，對中國人而言，這位日本「考古學之父」卻是一個盜墓賊。
日本人對本國的古墓古迹保護相當嚴格，輕易不準發掘。在這種情況下，周邊國家，如中國、朝鮮、蒙古等，便成為日本人極佳的「考古」對象。日本人對外國考古資源的覬覦不是一天兩天了，在考古上，日本人率先向歐美學習，開啟了東亞考古的現代模式。
中國早期的考古發掘方法、器物類型學等，有一部分都是跟日本人學的，或者說受到影響，現在日本的考古水平仍高於中國。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日本人不能來華隨便挖了，便以提供考古經費的方式合作，參與對中國的古迹古墓發掘。
所以，從清末起，日本人在日本國家資金的支持下，便有計劃地開展盜挖著中國古墓。1925年（民國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濱田耕作和後來被日本人稱「日本近代東洋考古學先驅」的原田淑人兩人開始籌劃成立「東亞考古學會」，其援助資金來自外務省，名義上是推進日本在中國的考古研究，實際上就是盜掘中國文物。
不客氣地說，「東亞考古學會」是個「盜墓學會」。集安高句麗墓葬成了此「盜墓學會」的重要「研究」對象。集安高句麗墓葬中大量的壁畫墓，不論是考古學價值，還是人類學、歷史學價值都很高。所以，池內宏和濱田耕作將盜墓鏟伸向了這些壁畫墓。
圖：高句麗古墓壁畫人物風俗圖
圖：高句麗古墓壁畫人物風俗圖
集安的壁畫墓目前已知的有：角抵墓，舞踴墓，環紋墓，冉牟墓，洞溝12號墓，散蓮花墓，龜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墳5號墓，五盔墳4號墓，麻線溝1號墓，山城下332號墓、983號墓，萬寶汀1368號墓，下解放31號墓，長川1號墓、2號墓和禹山下41號墓，等等。這些墓中的大部分，都被池內宏和濱田耕作盜掘過。
日本人看中墓內的壁畫，「研究」的手段很卑劣，能揭的揭下來，不能揭的拍成照片，所有他們挖盜的文物，一律帶回了日本，沒有給中國人留下一件。20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東北考古工作者對日本人發掘的高句麗墓葬進行複查，並重新發掘。因為被日本人盜掘嚴重，幾乎沒有什麼文物出土，可見日本的「考古」多麼徹底，什麼都不給你留下。
五盔墳位於集安洞溝平原的中部，有5座墓葬順次排開，其巨大封土形如盔胄，當地人俗稱為「五盔墳」。其中的5號墓，日本人編為「四葉冢」。為什麼日本人編出這號？原來他們從墓中挖出了「金銅四葉」。
1962年，吉林省博物館根據省文化廳的指示，會同集安縣文物管理所對5號墓和日本人書里的「洞溝未編號墓」4號墓，進行了清理。工作隊從當年6月開始，至8月基本結束。這次清理報告發表在《考古》（1964年02期）上，從報告中看，並沒有什麼新發現，大概早讓日本人先「發現」光了。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前來盜集安高句麗墓葬的，並不只是池內宏和濱田耕作兩個日本人，之前和之後都有「考古隊」進入。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6月，其中有一支「考古隊」以「日滿文化學會」的名義，在時南滿醫科大學教授黑田源次的帶領下，對內蒙古境內的遼代陵墓、集安的高句麗墓葬進行了盜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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