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期，他是和林彪齊名的傑出將領，但情商欠缺，結局讓人痛惜

紅軍長征途中，中央政治局繼兩河口會議之後，為了增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和信任，進一步統一兩大主力紅軍的行動，又在蘆花(今黑水縣城)召開了蘆花會議(黑水蘆花會議)，全面總結了四方面軍的歷史經驗，並對全軍進行了整編。

紅一方面軍改編為四個軍，軍長分別是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紅四方面軍改編為五個軍，軍長分別是許世友、孫玉清、程世才、余天雲、羅南輝。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九個軍長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林彪和余天雲兩人。

這兩人年紀相當，都是九個軍長中最年少的英雄人物，善於打硬仗、惡仗，戰功赫赫，威名遠揚，這年都還不滿三十歲。

如果說，林彪是紅一方面軍中的「戰神」級人物，那麼余天雲絕對算得上紅四方面軍中的第一驍將——無論是打仗還是喝酒，向以勇猛聞名的許世友都要怵他三分。

可是，林彪和許世友等人後來都成為了人盡皆知的開國將帥，而余天雲卻藉藉無名，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去了，就連曾是他的搭檔的徐向前、李先念、陳再道、洪學智、許世友、王建安等人，在他們後來寫的回憶錄當中，都儘可能地迴避余天雲，呈現一種集體沉默的狀態，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余天雲的確是個不折不扣的軍事天才，尤其在打游擊方面，可謂得心應手、神出鬼沒。張國燾在《我的回憶》書中甚至把他的戰術提到了和毛澤東並列的高度，稱二人都是游擊天才。

可是，余天雲的情商有問題，這嚴重地影響到了他的發展，最後竟然走上了因想不開而走上了不歸路。這，不能不讓人扼腕長嘆。

余天雲是湖北黃安（後改為紅安）人，1906年出生在貧苦農民家庭， 1927年11月與李先念、王樹聲、詹才芳、陳再道等人一同參加了黃麻起義，在革命的征程中，他很快就由一名普通戰士成長為軍中的驍將。

余天雲的最得意之作是柳林河之戰。

該戰，國民黨八萬人馬與紅四方面軍的兩萬主力正面廝殺，直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多年後，曾參與這場戰爭的人回憶起來，獨自心驚膽戰。

陳賡就說：「柳林河戰役比任何一次戰鬥都更為猛烈，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遜色。」

激戰中，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等紅軍首腦坐鎮柳林河指揮所指揮作戰，突然有敵軍殺到，危急之際，余天雲一如長板坡上的常山趙子龍，率孤軍奮勇救援，將來敵一一殲滅。

1933年6月，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召開木門會議，將4個師擴編為4個軍，余天雲任30軍軍長。

在對付四川軍閥劉湘的「六路圍攻」戰鬥中，余天雲率領30軍強挑橫樑，在黃木埡一戰中圍殲川軍萬餘人。

在此後的總結大會上，30軍榮獲三面錦旗——256團被譽為「夜老虎」，263團被譽為「鋼軍」，274團被譽為「夜襲常勝軍」。

在紅四方面軍，沒有人懷疑余天雲的作戰能力和指揮才幹，可是，對於余天雲的為人和作風，卻有著不同的聲音。

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鍾（上將）曾在一份報告中說：「余天雲那時腐化浪費，思想意識一塌糊塗，有很嚴重的土匪行為，能力又差，不注意掌握政策，自己有時還破壞政策……」

傅鍾認為余天雲作風霸道，他回憶說：「跟余天雲一起的警衛員、通訊員，沒有挨過他打的很少，一個通訊隊一百餘人，全部被他打過，還有挨幾次打的。」

有一次，部隊行軍在羊腸山路上，因為馬失前蹄，余天雲從馬上摔了下來，爬起後，不問青紅皂白，拔槍就朝馬夫連開了三槍，把馬夫打殘。

杜義德將軍則認為余天雲的心胸狹窄，容易猜忌、忌妒，睚眥必報。他回憶說：在一次戰鬥後，時任30軍89師政委的杜義德被調往31軍。余天雲蠻橫無理地對杜義德說：「你要去31軍，得把30軍的槍還給我。」余天雲一直覬覦著杜義德那支20響的駁殼槍。杜義德回答：「槍是我從敵人那裡繳來的，憑什麼交給你？」余天雲說：「槍是30軍的，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杜義德也是個火暴脾氣，忍不住罵道：「這槍是紅軍的槍，怎麼就是你30軍的槍？老子豁出去不當這個師政委了！」余天雲大怒，不僅扣下了槍，連人也扣下了，還惡人先告狀，跑到張國燾那裡說杜義德的不是。張國燾皺皺眉頭說：「杜義德這個人有什麼問題沒有？」徐向前說：「此人16歲參加赤衛軍，18歲參加紅軍，父親因此讓地方還鄉團打死了。打仗不怕死，敢拚命。」張國燾說：「那就給他一桿長槍打仗去。」杜義德最後被撤了職，他心愛的手槍也變成了一枝長槍。

除了前面兩條外，最致命的是，余天雲重視打仗而蔑視政工工作，主張「槍杆子第一」。他認為只有打仗才能消滅敵人，政治工作可有可無，從不把部隊中的政工幹部放在眼裡，動輒把他們罵得狗血淋頭。

余天雲的口頭禪則是：「軍事能打仗，能消滅敵人，你政治工作能消滅敵人嗎？」

有一次紅30軍在戰鬥中受阻，時為30軍政委的李先念和一些師團幹部正在商議對策，作為軍長的余天雲不但不跟著出謀劃策，卻在一旁說風涼話，他笑嘻嘻地對李先念說：「政委，你去給他們上勞動課去，這個山頭就能攻下來！」把李先念氣得直翻白眼。

蘆花會議後，余天雲任紅四方面軍31軍軍長。由於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張，私自率紅四方面軍主力南下，政令不一，部隊怨聲四起。

余天雲是個直腸漢子，他的牢騷不是悄悄說，而是放聲破口大罵。

張國燾以為余天雲對自己不滿、反對自己南下，就借著總指揮徐向前此前在清江渡會議上批評余天雲隨意打死號兵和挑夫等事，宣布撤銷余天雲軍長一職。不久，又將他調赴紅軍大學「學習」。

紅四方面軍的紅軍學校，學員多為部隊中的營團級軍官，由原紅四方面軍參謀長倪志亮擔任校長（但未到職），原紅9軍軍長何畏任政委（後為校長），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這時也因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而被貶來任總教官。

余天雲莫名其妙被撤了職，本來就一肚子氣，而何畏和他此前同是軍長，兩人互相不對付，現在成了上下級關係，余天雲氣得要命，經常借酒發威，揚言要打何畏。

關於余天雲大鬧「紅大」的種種，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校長何畏是他（余天雲）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此被判處短期禁閉」。

關進禁閉室反省後的余天雲情緒十分消沉。

余天雲出來後，何畏仍然視他如同犯人，行軍時強令他背米。

余天雲不服，以行動相對抗，故意製造麻煩，既不肯走路，也不肯騎馬，指天劃地地大罵：「何畏當政委，憑什麼我就當學員？」

戰士們沒有辦法，只好用擔架強行抬著他走。

1936年4月，當部隊行至西康省的丹巴縣（今屬四川省）激流邊的鐵索橋時，被戰士們抬著走到了橋心的余天雲突然大罵了一聲：「去他娘的！」一個想不開，翻身跳到浪濤翻湧的丹巴馬河中，就此離開了人世。

這年，余天雲只有30歲。

余天雲的屍體被打撈上來安葬時，張國燾痛悼余天雲的死，褒揚其過去的戰功，但著重強調：「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

後來，毛主席極其感慨地說：「余天雲還是個娃娃嘛，想不開，尋了短見，怪不得誰。」

1945年中共七大，余天雲被授予革命烈士稱號。

余天雲的悲劇已經成為了過去，但余天雲的悲劇仍值得今天的黨群幹部思考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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