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的廖承志

作者：吳彬

1933年3月，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的廖承志在上海被捕，經何香凝、宋慶齡、柳亞子等人多方營救後獲釋。這樣一來，廖承志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就不能繼續下去了，他便在家中陪伴母親。一直到8月底，廖承志的姐姐廖夢醒給他帶來了黨組織的指示，讓他到中央蘇區去，後來因為中央蘇區的交通已經斷絕，改為去川陝蘇區。

廖承志給柳亞子留下一封信，感謝他為搭救自己而做的努力，並托他照顧母親，然後便打扮成碼頭工人，在交通員的陪同下，從上海坐船到重慶。廖承志到重慶後，轉乘汽車抵達成都。由於一時沒能接上去蘇區的關係，又不懂當地方言，為避免暴露，中共四川省委安排他裝病住進醫院。三個星期後，他同羅世文一起，經綿陽、三台、鹽亭進入川陝蘇區。廖承志到川陝蘇區後，擔任省委常委兼川陝總工會宣傳部部長。

廖承志離開上海時，隨身帶著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指示信和敵軍密碼破譯法。到達川陝蘇區後，他把這兩件東西交給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的傅鍾。對於紅四方面軍而言，這兩件東西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敵軍密碼破譯法，因為在這之前，中央軍委對紅四方面軍不注意從空中截獲敵軍電報有過批評。自從有了廖承志帶來的「破譯法」，紅四方面軍的偵察電台就大顯身手。1933年12月至1934年9月，四川軍閥劉湘糾集各地軍閥部隊28萬人，先後向川陝革命根據地發動「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的偵察電台依靠「破譯法」，對敵軍的兵力部署和行動企圖了如指掌，為紅軍粉碎敵人的「六路圍攻」起了重大的作用。1935年春天，紅一方面軍為了衝破數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而四渡赤水，當時情況極度緊張，常常難以架設偵察電台，是紅四方面軍將截獲的敵軍情報及時轉發了過去，使紅一方面軍從被動變為主動。

粉碎劉湘的「六路圍攻」，是川陝根據地軍民合力進行的一次長達10個月的大戰役。戰役開始不久，廖承志調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他當時化名為何柳華，取柳樹不擇土地厚薄，不求環境優劣，遇土能紮根、見水能成活的頑強生命力的內涵。這個涵義很能代表他的處世作風，隨便到那裡他都能在群眾中紮下深根。當時川陝根據地有文化的人很少，廖承志知識淵博，才思敏捷，又有較豐富的實際工作經驗，很快就得到了根據地領導人的重視。川陝省委常委開會時，總是叫他作記錄，還常讓他起草文件。川陝省委為了對幹部進行馬列主義教育，辦了一所夜校，廖承志積极參加授課。他用最通俗的方式講解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加上他愛開玩笑，寓庄於諧，深深地吸引著來聽課的人。廖承志多才多藝，非常活躍，常常是一些集會上的積極分子。當時根據地流行演「文明戲」(即現在的話劇)，他幫忙排練，說是當導演，常常是排著排著，他比演員更投入，聽大家一拍巴掌，就興奮地跳上舞台，也成了劇中人。

張國燾剛開始根本沒把廖承志放在眼裡，認為一個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根本礙不了他什麼事。後來看到廖承志才華橫溢，又善於聯繫群眾，同時廖承志對張國燾的一些「左」的做法常提出不同的意見，令張國燾覺得不能等閑視之。有一次，廖承志在省委常委會議上提出「肅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問，張國燾拍桌子打板凳，吹鬍子瞪眼，像威嚴的家長，連批帶罵地把廖承志壓了下去。誰知後來，廖承志猶如腦後長著反骨，不斷提出與他看法相反的意見，提就提吧，還專挑人多的時候，不顧及一點兒情面。這還不算，張國燾聽手下人彙報，廖承志在群眾中還經常模仿他說話的語氣——怪腔怪調、陰陽怪氣，逗得幹部戰士哄堂大笑。這些都使張國燾嫉恨不已，並起了陷害之心。

1934年秋天，張國燾指示川陝省委保衛局局長余洪遠審查廖承志的來歷和歷史，余洪遠很敬佩廖承志的為人，不想讓他蒙冤，便派人認真調查，結果沒有發現任何問題。可是，張國燾、陳昌浩、周純全、曾傳六等人卻於11月的某個晚上，在巴中縣川陝省委住地對廖承志和羅世文進行突擊審訊。張國燾逼問廖承志受中央委派來川陝蘇區的目的，又別有用心地讓一個被屈打成招的省委於部出來指證廖承志是「特務」、「姦細」，被廖承志加以嚴正駁斥。就因為這些「莫須有」的罪名，廖承志當晚便失去了自由。1934年12月，川陝省委召開擴大會議。因為當時大部分紅軍官兵都是窮苦出身，為了挑起他們對出身不同的廖承志的敵意，省委負責人周純全受張國燾指使，在會上大造輿論，說他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央常委，母親是國民黨中央執委，他的家庭出身是資本家，這樣的人夠格當共產黨員嗎?如果不夠格應該怎麼辦?結果會議決定開除廖承志的黨籍，從此，廖承志開始了長達兩年被羈押的生活。

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西進川西北，開始長征。廖承志被張國燾派人押解著，隨部隊一起爬雪山，過草地，歷盡磨難。張國燾之所以沒有馬上殺他，——個方面當然是因為他是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廖仲愷、何香凝之子，殺了他不好向黨中央交代；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的多才多藝，他不僅會畫畫、會刻寫蠟紙，還懂好幾門外語。當時，張國燾在川陝革命根據地發行鈔票，需要他刻寫鈔票的樣式，而且還常常要他刻寫文件，在長征途中還讓他刻連環畫。雖然他身陷囹圄，但是他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依然很認真地對待工作。他為了保證按時給部隊提供急需的精神食糧，每天都要工作很長時間，以完成定額。除了保證數量，他還要保證質量。他耐心地給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講解調墨、印刷的技術，使連環畫的質量越來越好。長征開始後不久，他負責為「紅色中華通訊社」(「新華社」前身)新聞電台翻譯外語新聞電訊，還要每天把外電譯成中文，編成《新聞簡報》，供領導參考。

1935年夏天，紅四方面軍西進至汶川、理番(今理縣)一帶時，廖承志遇到了曾和他一起被張國燾囚禁的吳瑞林。當時廖承志和羅世文由張國燾控制的警衛排押解著行軍。廖承志見到吳瑞林時，做了個鬼臉，笑了笑。吳瑞林見此情景，心裡十分難過，便通過警衛排長葉聲詢問廖承志需要什麼幫助，廖承志要求給他弄點鹽巴。吳瑞林當即解下身上的兩個乾糧袋叫葉聲轉交給他。廖承志跟隨紅四方面軍多次過雪山、草地，有時沒有吃的，他就以幫別人畫像為條件，換取鹽巴和炒麵。有時沒有紙，他就把廟裡的帳幔當紙，在帳幔上畫像。廖承志在被關押的近兩年期間，不論爬雪山、過草地多麼艱苦，不管饑寒交迫的折磨，他都以共產黨人的頑強毅力和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一一征服了!由於他會寫會畫，有時部隊開大會需要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像，需要大標語，他就出來畫好、寫好，任務完成又被關起來。這樣的事情不知有過多少次，他從未有過怨言。在川西北草地上，在北上行軍休息時，一旦有「自由」的機會，他就和同志們說說笑笑，甚至放開嗓子唱歌，唱軍歌，唱民歌，唱法語的《國際歌》；再不就是拿出紙和筆畫渡船，畫山河，畫花草，也畫人物。他給朱德總司令畫了像，給劉伯承總參謀長畫了像，還給許多幹部戰士畫過像。

中共中央一直關注著紅四方面軍的動向，對於廖承志的處境尤為關心。1936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特意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給張國燾發電報，批評他在鄂豫皖根據地搞「肅反」時，有很多「左」的錯誤和擴大化現象，並要他接受歷史教訓，認真檢查，「使擴大化、偏見與單憑逼供刑訊等錯誤早告肅清」；對於廖承志不僅要保全性命，而且要給以優待。這樣一來，張國燾就不敢輕易殺害廖承志，但仍然將他關押著。1936年7月，由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團(後改編為紅二方面軍)長徵到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廖承志跟隨隊伍經過一塊草地的小山坡時，遇到了任弼時。任弼時以前並不認識廖承志，這時知道他的身份後，便笑著對他伸出熱情的手，這樣的舉動令廖承志十分感動，卻令張國燾十分尷尬。任弼時嚴肅地對張國燾說，如果廖承志需要什麼幫助的話，請你告訴我。張國燾當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答，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聲。任弼時的幫助十分有效，廖承志、羅世文等人不久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周恩來一直都在擔心廖承志的安全，1936年11月，得知紅四方面軍同紅二方面軍進入甘肅、寧夏後，便一路上打聽廖承志的消息。在往寧夏預旺堡的路上，周恩來終於看到了廖承志。早在20年代，廖承志就已經在廣州認識周恩來了，那時，周恩來與他的父親是黃埔軍校的同事。事隔多年，能在長征路上遇見自己所景仰的人，心中自是激動萬分。但同時，他的心情也十分矛盾，心想自己是個被「開除」黨籍的人，又被人押解著，該不該和周恩來打招呼呢?廖承志正在猶豫不決，神情嚴肅的周恩來走過來和他握手，當時什麼話也沒有說。周恩來很懂得鬥爭策略，他要保護廖承志，又不能讓張國燾起疑心。當晚，周恩來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當時屋裡很多人，張國燾也在場。見廖承志進來，周恩來便厲聲問道：「你認識錯誤了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在廖承志一一作答之後，周恩來讓他留下吃飯，不再跟他說話了。這以後，廖承志的待遇有了明顯的改善。

1936年12月，紅一、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後，在預旺堡召開的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張國燾在會上公開承認「逮捕廖承志和羅世文是錯誤的，是使他們受了委屈、冤枉的。」廖承志終於完全獲得了自由，並恢復了黨籍。

紅四方面軍被張國燾拉著過了三次雪山、草地，其艱苦卓絕，只有體驗過那種生活的人才能想見。廖承志一路上被當成犯人，處境更苦。當他隨軍長徵到達陝北時，身上穿件藏民的氆氌，經過長期行軍，弄得又臟又破，實在落拓。為了讓他照一張像樣的照片寄給母親，陸定一把身上的衣帽脫下來，借給他穿。然而，在廖承志看來，自己所經歷的磨難，與重獲自由、恢復黨籍的喜悅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戴枷行萬里，莫蹉跎，歲月多。世事渾如此，何獨此風波。纏索戴枷行萬里，天涯海角任消磨。休嘆友朋遮面過，黃花飄落不知所。嗚呼，軀殼任它溝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宇宙寬，恆星多，地球還有億萬年，百歲人生一瞬過。笑，笑，笑，何須怒目不平叫?心透神明腦自通，坦懷莞爾心光照；繩套刀環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廖承志在長征路上所作的這首詞，表明他並沒有在逆境中沉淪，相反，他一直保持著高昂的革命鬥志，堅信真理，矢志不移。預旺堡大會後，廖承志隨長征部隊到達陝北保安，在「紅色中華通訊社」負責外電翻譯。經歷了長征洗禮的廖承志，拋卻了所有的委屈和苦難，滿腔熱忱地邁進了新的革命歷程。

譚震林為之驚訝了，望著她問：「你不提提困難，就問什麼時候動身?」

迎著譚震林疑惑的目光，陳修良的語聲不高，卻是那麼堅定有力：「困難，當然很大，很多，提出來又有什麼用呢?只能在去了以後努力克服、戰勝它們吧。」

譚震林點頭說：「有你這句話，行呀!」

4月上旬，陳修良由特地從南京趕來的地下市委委員朱啟鑾陪同，由淮安進入這座遍布白色恐怖的城市。初到之際，她就住在朱家，對外稱姓張，是朱啟鑾的姑媽，來南京做生意的。

新上任的陳修良，首先要做的是召開重新組建的市委第一次會議。地下黨員張傑的家在磨盤街45號，是一座獨門獨戶的偏僻小院，來往的人不多。這天上午，書記陳修良、副書記劉峰，委員朱啟鑾、方休、王明遠，分別按通知來到張家小院，聚集於安靜的後院召開會議。

在陳修良傳達了華中分局對市委今後工作的指示後，與會者根據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白區工作16字方針，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如何站穩腳跟的問題上。

「只有隱蔽好自己，才能談得上戰鬥。」這是劉峰的發言。劉是地下市委的工運書記，已在虎穴中隱身4年多，有著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眾人對他的發言要點表示贊同，紛紛把目光落在陳修良身上。

陳修良感覺到了同志們的關注，明白這種關注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市委書記能否安全地隱身敵穴，將成為市委能否站穩腳跟的關鍵。過去的歷屆市委，都是由於書記的被捕而使個整個市委機關受到破壞。陳修良明白，自己要在南京安穩藏身，有著比別人更大的困難：她過去留學過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幾十個同學當中，有好幾個人叛變後在國民黨軍統、中統任職，當上了處長、專員。這些叛徒對地下黨的活動規律和工作方式，自然非常熟悉，是比敵人還要兇險的對手。他們就在南京，一旦遇上就能認出自己。儘管想到了這一點，陳修良仍以平靜的語氣對眾人說道：「隱蔽自己和展開鬥爭，是既尖銳對立又不相互排斥的矛盾，要有很好的處理藝術。對於這種藝術，我會掌握好的。」

陳修良開始了一方面保護自己、另一方面投身戰鬥的虎穴生涯。她在朱啟鑾家住了一段時日，意識到老朱系市委成員，萬一發生意外牽連其中，造成的損失太大，於是由朱在城南一條偏街上租了兩間房子，陳修良與一位叫金展輝的地下女黨員住在了一起。數月過去，陳修良又覺察到：金也是來自解放區，在南京沒有直接的社會關係，兩人都沒有正式職業，要是敵人核查起來難以應對。因此，又在「武學園」附近安下新居，與地下黨員柏炎夫妻組成一個新「家」。柏炎在國民黨南京兵工廠當技師，其妻柯秀珍是中學教師，夫妻倆有一個7歲的小孩。具有濃厚的家庭氣氛。陳修良是柏家的「姑媽」，在戶口簿的登記內容上，註明為「家庭婦女、文盲」。

時年39歲的陳修良，總是衣著陳舊，不加修飾，在外很少與人交談，從不與生人來往，神情顯得有些木訥。在外人面前，她對於書籍報刊概不張望，儼然像個文盲。不了解內情的人都以為她是個地位低下，與世無爭的家庭婦女。

1947年10日，陳修良再次遷居，在湖南路與地下黨員林征夫婦組成新的「家庭」，角色依舊是姑媽。林征夫婦也是新四軍派到南京一個大工廠進行地下活動的，此時只有放棄原有的工作，成了陳修良的秘書和交通員。這種環境格局維持不到一年，因為工委系統的一名地下黨員被捕而打破。

陳修良最後遷到華德電料行，以經理、老闆娘的面目出現。

華德電料行是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開辦的。經理鮑浙潮是一位大革命時期入黨的老同志。4個股東之中，有真正的資本家，也有我黨的同志，他就是上海局的副書記劉長勝。隨著地下市委諜報工作量越來越大，陳修良認為沒有正常的職業和固定住址，特別是沒有電話，工作和聯絡上極不方便，因此向中共上海局報告，要求把劉長勝的股份讓給自己。這樣一來，陳修良成了電料行的經理、老闆娘。

不過，這位人稱「張太太」的老闆娘，在別人眼裡一點也不引入注目。她身材清瘦，性格沉靜，衣著雖然華貴，但舉止言行，無不顯示出缺少文化素養的安分守己的婦道形象。她很少到營業櫃檯上，即使來了，也不問經營情況。拒台上的賬單、報表和報紙，一概不瞧，只與女店員拉家常。而店員們都知道，老闆娘從來不談政治，不議國事，最大的愛好是打麻將，有事沒事總是邀別人在樓上搓牌，有時候還要別人到她住處通宵夜戰。

3年多宋，陳修良先後搬遷了6次，一直安然無恙，在虎穴中穩穩地站住了腳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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