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對外貿易：賠了夫人又折兵｜郭建龍
明永樂帝朱棣接見外國使節 （圖片來自網路）
在皇帝看來，外商到來只是進貢，並領取賞賜。而在外商看來，這是中國特有的貿易方式，雖然古怪，卻可以讓自己獲利豐厚。
文｜郭建龍（行者，自由作家）
在對外貿易上，明代絕對算得上一個笨到家的朝代。
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於和尚，對於經濟、金融、商業均一竅不通，在他手上建立的對外貿易制度卻固化在整個王朝的血液之中，因而出現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現象。
從唐代以來，對外貿易就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成分。特別到了宋代，政府更是學會了利用對外貿易來發財，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外關稅和專賣制度，將政府的收益最大化。
然而到了明代，雖然朝廷試圖繼承宋元時期的對外貿易政策，卻由於無知，政府不僅無法通過對外貿易賺錢，還做一單賠一單，成了巨大的財政包袱，最後只好選擇閉關鎖國了事。
1. 宋元時期，商船靠岸就是黃金萬兩
在宋代，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官員，都對海外船隻的到來充滿了期待。
在沿海各省，一旦發現有外國船隻到來，地方官員立刻蠢蠢欲動，他們向上級申請開支，再派人到船上邀請船長、船員參加政府組織的聚餐，表示歡迎。地方官員與海外商人也稱兄道弟，一派祥和的景象。
為了歡迎海外商人，政府甚至出台了法規，保護那些出事的外國船隻。當有船遭遇颶風飄到了海灘，如果船主不在時，地方政府負責保護船隻的財貨。[1] 如果船主死了他的親人來認領，也要幫助他們完成交接。
在中央政府層面上，皇帝甚至親自下發空白詔書，讓他的使者們帶著詔書到南海諸國，根據情況填寫，招攬生意到中國來。[2]
當然，在一片重商的氛圍下，政府有著不小的財政利益。
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示意圖
在宋代，海外關稅的稅率是十分之一，一艘船停靠海岸，經過官府登記後，將十分之一的貨物繳納給政府，剩下的再展開貿易。
除了正常的稅收之外，宋代還實行官賣制度，許多海外商品不允許民間買賣，只能由政府收購，比如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物品，都是專賣品。即便必須專賣，但由於價格較為合理，形成了政府與外商雙贏的局面。在專賣之外的其餘物品，如果政府不打算收購，則由外商和中國商人進行自由交易。
這種貿易制度雖然不是完全的自由貿易，卻由於中央政府的鼓勵和各級官員的支持配合，運轉良好。
到了宋代後期，隨著政府斂財傾向的加強，另一種趨勢已經顯露。那就是，為了便於管理，將外貿向廣州、泉州等幾個重要港口集中，並禁止其他地區接待外國商船。為了避免本國商人的走私行為，限制本國船隻前往海外。
這種傾向的出現，為中國海外貿易投下了一絲陰影。
但在宋元二代，由於皇帝仍然能夠從對外貿易中獲得大量的財政收入，雖然從制度上加以限制，但在精神上卻仍然是鼓勵貿易的。當地方官員們深刻地領會了中央的精神之後，並沒有對外貿設置過多關卡，造成大的損害。
2. 商人冒充使節，外貿變成進貢
到了明代，事情卻發生了逆轉。這個笨拙的朝代繼承了宋元時期的制度基礎，卻沒有繼承宋元時期的貿易精神。
由於明太祖強調農業，輕視商業，明代各個邊境的官吏不僅不鼓勵貿易，反而限制貿易。他們認為，海外諸國與中國的貿易不是互利行為，而是皇帝的一種恩賜。
在這種思想之下，明代並未發展出一套良好的對外貿易規則，也沒有想過從外貿中獲利。在宋代，每艘船隻的到來都意味著一筆豐厚的財政收入，但明代既不對海外船隻徵稅，也不準海外船隻自由貿易。
明朝皇帝認為，外國人遠渡重洋到中國來，唯一的原因就是仰慕中國的德化，前來朝貢的。他們把所有海外的商團都當做外交使團，而不是做生意的商人。[3]
假如一個老外想來中國做生意，他必須把自己偽裝成外交使者，才會被獲准將貨物輸入中國。輸入中國後，還不能自由買賣，只能統一交給政府，算作貢品押往北京。[4] 而皇帝則會賞賜給這個「使者」大量的錢財，這些錢財不僅足以充抵貨物的價值，還比通過自由市場買賣賺得更多。
在皇帝看來，外商到來只是進貢，並領取賞賜。而在外商看來，這是中國特有的貿易方式，這種貿易方式雖然古怪，卻可以獲利更豐厚。
至於私下的對外貿易，則是完全禁止的。這就使得官方壟斷了對外貿易，成為現代貿易壟斷的一個先例。[5]
明洪武五年琉球帆船抵福州港前來朝貢貿易情景圖
除了東南沿海之外，在西北地區面向中亞內陸，一套類似的規則也建立了起來。從西域來的商人帶著貨物到達邊境後，必須在嘉峪關外等待。當一位外國政府的使節經過時，商人們會要求加入使節的隊伍，冒充使節的隨從，然後才能入關。
由於有名額限制，跟隨使節的商人又被分成兩個層次。那些較大的商人被允許和使節一起到北京，將貨物獻給皇帝，皇帝會回禮給他數倍的賞賜；而小一些的商人則被允許在邊貿市場上，或者更靠近內地一點的城市裡把商品賣掉，他們賺得少一些，但也滿足。
3. 朝貢有利可圖，日本人最會鑽空子
明朝這種對外貿易方式的建立，讓外貿對於政府來說，不僅不再賺錢，還成了一種巨大的財政負擔。
由於賞賜價值總是超過貨物本身，「買賣」做得越多，中央政府賠錢就賠得越多。不僅僅是商品價值問題，當商人跟隨使節進入內地後，一路上的吃住行和安全都是各地的官府負責，照顧這些使節（商人）團也需要耗費大量的地方經費。
在這種制度下，海外不管是國王還是商人，都很喜歡到中國來朝貢。並不是他們對大明帝國有多麼尊重，實在是因為買賣很划算。
許多國家甚至利用制度的漏洞來牟利。最會利用朝貢漏洞的是日本人。[6]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乏型國家，能夠拿出來朝貢的東西只有工藝品、木材、刀具等少量物品。而明朝王公貴族最歡迎的卻是東南亞的奢侈品，對日本人的貢品不感興趣。
但日本又是一個特別需要海外貿易並且很擅長貿易的國家，明代限制港口、限制貿易次數，根本滿足不了日本商人的需要。在制度漏洞的刺激下，日本商人冒充的貢團絡繹不絕，並且大量地夾帶走私物品，一份貢品之外，會有十倍的走私品藏在船中。而貢品的價格也屢屢被虛報，希望獲得高額的賞賜。
當明朝政府發現了日本人玩的貓膩之後，就想辦法應對。它一方面對日本的貢品大幅度壓價，有時只給到日本人希望價格的六分之一，同時規定日本人不得頻繁地進貢，每十年進貢一次，每次只允許兩艘船、兩百人。對於其他的國家，明政府往往規定兩到三年一貢，對日本的單獨規定在日本人看來顯然是一種嚴厲的懲罰。
由於進貢需求得不到滿足，日本人隨即對中國的沿海地區展開了貿易和海盜攻勢，中國進入了倭寇之亂頻發的時期。[7]
倭寇問題進一步刺激了中央政府，皇帝下達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貿易，並正式斷絕了除進貢之外的其他所有貿易形式。
《倭寇圖卷》 ［明］仇英 畫
4. 不給足賞賜就開打，皇帝成階下囚
在西北方向，明代的這套進貢把戲也引發了嚴重的後果。公元1449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皇帝被俘的土木堡之變就與對外貿易有關。[8]
這一年，皇帝在大太監王振的慫恿之下御駕親征，與屬於蒙古人遠支的瓦剌人（現在叫做衛拉特人）作戰。20萬明軍在太原附近與瓦剌人接觸後潰敗，向北京撤退。
在北京西面和北面，自古以來有兩條主要道路，一條是經紫荊關到達河北易縣，另一條經居庸關到達北京昌平。
在選擇從哪條路撤回北京時，王振猶豫不決，喪失了最後逃脫的機會。當皇帝的大軍撤退到土木堡時，被瓦剌人團團圍住。此時，距離居庸關還有百里之遙。
土木堡處於高地之上，水資源缺乏，皇帝的大軍饑渴難忍，掘地兩丈都找不到水。瓦剌人的首領也先佯裝撤退，皇帝立刻中計。在明軍準備向南撤離時，也先殺了回馬槍，將明軍徹底擊潰，20萬大軍瞬間消失。大太監王振、英國公張輔等大臣都死於亂軍之中。
皇帝在太監喜寧的陪同下，向也先投降。
明英宗朱祁鎮（1427－1464）
人們在感慨土木堡之變讓漢人政權蒙羞時，卻想不到這場衝突也是明代奇葩的外貿政策引起的。
瓦剌人喜歡中原地區的奢侈品，對綾羅綢緞、茶葉等的需求都非常大，而他們能提供給中原的，不過是些皮毛製品和牲口。如果雙方有正常的自由貿易，那麼瓦剌人的需求很難得到滿足。
但他們卻善於利用明代的朝貢漏洞。如同一陣風一樣，瓦剌的王公貴族們爭先恐後地向明朝納貢，用不值錢的東西換取皇帝的賞賜，並逐漸發展成一種類似於勒索的形式。
瓦剌人的朝貢隊伍也越來越龐大，早先的朝貢團只有幾十人，後來則達到幾百人，最後則有數千人之多。以前朝貢一年一次，後來則一年兩次，每次來人，一路上各個地方衙門就要出人出力，提供馬匹車輛、樓堂館所，地方政府也叫苦不迭。[9]
朝廷在賞賜上的花費也越來越高。皇帝受不了了，就變相地允許瓦剌人在邊境做一部分貿易，不用把所有的貢品都帶往北京。即便這樣，還是有大量的瓦剌人湧入。
在土木堡之變的前一年，瓦剌人的首領也先又派了一個號稱3000人的大型朝貢團前來。明英宗終於忍無可忍了。他嚴格核對人數，發現貢團的規模只有瓦剌人宣稱的五分之一，於是叫人按照實際情況付賬。[10]
明英宗的做法激怒了也先，第二年，他派出了龐大的騎兵襲擾明帝國邊境。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決定親征，這才有了土木堡之變。
對外貿易這個讓之前所有朝代受益匪淺的領域，到了明朝皇帝手中卻如同噩夢，無所適從。這在很大程度上與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經濟、金融上的無知有關。他心中的理想社會就是農業社會，農民種田，政府收取農業稅，以此維繫朱氏江山。至於別的經濟領域，他既不感興趣，也無能為力。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縱觀明朝的外貿史，是一段不斷加強控制，卻越來越扭曲的外貿史。最初政府既想控制對外貿易，又想「懷柔遠人」，結果將宋元時期的對外貿易制度弄成一種古怪的朝貢制度，這種制度在實施過程中不斷畸形化，造成了更多的問題，不僅無助於政府財政增收，反而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變得越來越滑稽。
由於你朝貢、我賞賜是顯而易見的虧本買賣，明朝對於商業和貿易的態度愈加敵視，並最終把中國送入了閉關鎖國的軌道。當這樣的保守思維固化到人的腦子裡時，整個社會對海外世界都充滿了偏見和敵視，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全扭轉。
而隨著國力日漸強盛，不少人又開始盼望重現「萬國來朝」的上國氣象。譬如前些年屠洪剛唱了首歌叫《精忠報國》，結尾一句是「我願守土復開疆，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真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END
注引：
[1]《宋史·食貨志下八》：七年，令舶船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舶司榷賦分買。
[2]《宋史·食貨志下八》：雍熙中，遣內侍八人齎敕書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諸蕃。商人出海外蕃國販易者，令並詣兩浙司市舶司請給官券，違者沒入其寶貨。淳熙二年，詔廣州市舶，除榷貨外，他貨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價直酌蕃貨輕重而差給之，歲約獲五十餘萬斤、條、株、顆。
[3]《明史·食貨志》：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
[4]《明史·食貨志》：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
[5]《續通考》卷二六：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嚴禁私下諸番互市者。
[6]《明史·食貨志》：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
[7]《續通考》卷二六：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奸豪與之交通，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
[8]《明史·英宗紀》。
[9]《明史·瓦剌傳》：每入貢，主臣並使，朝廷亦兩敕答之；賜賚甚厚，並及其妻子、部長。故事，瓦使不過五十人。利朝廷爵賞，歲增至二千餘人。屢敕，不奉約。
[10]《明史·瓦剌傳》：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
郭建龍 行者
曾經的IT工程師、財經記者。科技專欄作家。近年行游世界，有經濟、歷史、文化等多領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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