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任英國首相為發動鴉片戰爭找理由：林則徐不通情理

文史 04-19

核心提示：帕默斯頓在議會辯論時反覆強調中國的境況是如何的蠻荒悖逆，林則徐的行為又是怎樣的不通情理，這對英國法律和國際法都造成了破壞和損害，因此英國出兵是要「撥亂反正」，是要表明英國的「是」，糾正中國的「非」。

本文摘自：澎湃新聞網，作者：李陽，原題：《英國首相︱帕默斯頓：鴉片戰爭始作俑者，80歲的風流首相》

巴麥尊（Palmerston，即帕默斯頓）在英國歷屆首相中知名度不算高，但若翻開歷史教科書，就會發現這個名字和鴉片戰爭緊緊聯繫在一起。作為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年間的英國外交大臣，1855-1858、1859－1865年間的英國首相，帕默斯頓是英國政壇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擔任首相的時間並不算長，兩屆任期加起來一共十年，遠遠比不上沃爾波爾、小皮特等人。但是，說起那個時代，英國人無一不會想到他，長達58年的政壇生涯讓他在英國內政外交的歷史上都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菲利普·圭達拉（Philip Guedalla）在為他寫的傳記中說：「帕默斯頓一死，十八世紀的最後一支蠟燭便熄滅了。」

今年適逢帕默斯頓逝世150周年，他的一生充滿爭議。有人說他不尊重議會，在他死後議會才迎來春天；有人說他把持朝政四十年，獨斷專橫。無論如何，帕默斯頓的政績是耀眼的：贏得克里米亞戰爭、保護印度的貿易航線、為義大利統一助一臂之力、消滅奴隸貿易、解決印度起義、建立埃及的總督制（Khedivate of Egypt，1952年埃及獨立後被廢除）、在比利時建立憲政體制（延續至今）……對一個執政到80歲的耄耋老人來說，這豈止能用「不錯」來形容？他並非唯一一位在任期內去世的首相，但卻是唯一一位以81歲高齡在任期內去世的首相。他把自己的青壯年乃至暮年的一生都全部獻給了他衷心熱愛的英帝國。他視英國為世界上最好的國家，窮盡生命維護她的利益。曾有一位法國的外交官員向他恭維表態：「如果我不是法國人，那我一定希望自己是英國人。」帕默斯頓冷靜地回應說：「當然了，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也會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英國人。」

專橫的政治領袖？

作為第三代帕默斯頓子爵，亨利·約翰·坦普爾（Henry John Temple）出生於1784年，正是漫長的十九世紀將要揭開序幕的時間。他並非嫡出，乃是庶子，不過因為是父親的長子，所以繼承了坦普爾家族的爵位。這個愛爾蘭的望族從英國中部的沃維克郡發家，在都鐸王朝時期迅速崛起，後來在愛爾蘭獲得大片土地讓整個家族都有了愛爾蘭背景。或許也是這樣的背景讓這個家族的第三代子爵從小就性格強硬。

無論是作為外交大臣還是首相，他都不允許別人質疑他的權威。他在外交部的統治專制集權，不容同事們半點插手。他曾說過：「要記住，外交大臣必須牢牢追隨他所屬的內閣的政策，但他也可以有些空間去處理自己辦公室的基本事務，不用事無巨細地寫下來供別人批評議論。」

這種專橫的性格讓不喜歡他的人們對他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後來的英國首相迪斯雷利稱他是「老黃瓜刷綠漆」（an old painted pantaloon），托利黨稱他是「帕默石墩」（pumice-stone）。就連維多利亞女王也不放棄這個愚弄人的機會，和丈夫一起給他起了個德國外號pilgerstein（或許可譯為「朝聖的石頭」）。

誠然，曾做過帕默斯頓頂頭上司的人物們大多都不喜歡他。他早年不算得志的政治生涯就是這一事實的佐證。利物浦伯爵（Earl of Liverpool）為了擺脫他，遣派他擔任印度總督卻被拒絕。喬治四世不同意戈德里克子爵（Viscount Goderich）提出讓他出任財政大臣的建議。維多利亞女王不止一次跟羅素（Lord Russell）抱怨說她總有一天會受不了帕默斯頓，非要他辭職不可，因為他連女王的話也可以當作耳旁風。雖然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把外交政策的草案交給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丈夫愛爾伯特親王過目，但對後者給他的修改意見，他永遠置若罔聞。如果催促得急了，他就陽奉陰違，當面答應說要改正，然後還是照舊執行。

儘管如此，仍然有許多人欽佩他為現代英國外交體系的奠定所做的努力。要知道他可是以七十歲的高齡第一次登上英國首相的寶座，至今也保持著英國首相初次就職時最高齡的紀錄（離任時亦是最高齡）。出任首相前他先後在戰爭部工作18年，在外交部工作21年。他毫無疑問是英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外交大臣之一。

他對外交的理解，可濃縮為那句廣為人知的「沒有永恆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在他眼中，英國的利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作為一名長於外交事務的政治家，如果沒有堅定的愛國立場，縱然再豐富的外交知識和外交經驗都是空談。當有人斷言帕默斯頓是歐洲當時唯一理解石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問題的專家時，他回應說：「懂得石－蘇問題的人只有三個，一個死了，一個瘋了，還有一個是我，但我忘記了。」

「帕默斯頓的鴉片戰爭」

了解帕默斯頓對英國的情感之後，或許我們可以重新解讀他在鴉片戰爭中的所作所為。1840年4月9日，英國議會下院在長達三日的辯論後以271票對261票的優勢通過發動對華戰爭的決定，帕默斯頓毫無疑問是這一決定的主推手。格拉斯通直接稱第一次鴉片戰爭是「帕默斯頓的鴉片戰爭」。帕默斯頓在議會辯論時反覆強調中國的境況是如何的蠻荒悖逆，林則徐的行為又是怎樣的不通情理，這對英國法律和國際法都造成了破壞和損害，因此英國出兵是要「撥亂反正」，是要表明英國的「是」，糾正中國的「非」。

這種建立在偏見之上為戰爭行為正名的言辭並非帕默斯頓的發明，關鍵在於當時英國的大部分議員也樂意戴上這副有色眼鏡去審視中英關係之間的形勢。在討論英國對華輸出鴉片的行為歸根究底不道德之時，不少議員都提出，買賣存在的前提是市場的需要，言下之意既然中國人要買，英國人負責賣怎麼就有錯了呢？帕默斯頓子爵直言「英國人為什麼要承擔中國人的道德問題？他們要買別人都禁止買賣的東西，難道還是別人的責任嗎？」

對於靠著鴉片發家的英國商人，這個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英國要不要為買家實際存在的對鴉片的需求而承擔道義責任，視乎這一責任的代價有多大。1840年9月，倫敦東印度公司委員會與中國聯合會（The Committee of the London East India and China Association）的主席在寫給帕默斯頓的信里提到，所有運往中國的貨物都經過議會的批准，他們了解所有貨物的去向、物品內容乃至細枝末節，因此現在「要把這盆髒水扣到商人們頭上可並不合適」。

除了經濟利益，英國的榮譽也在這場辯論中被反覆提及。帕默斯頓稱「必須採取措施證明英國國旗的榮耀和王室的尊貴」。議會裡蔓延著「如果我們屈服於中國的羞辱，那麼英國今後的政治走向將會威嚴掃地」這樣的論調，滿是「英國一定會參戰，這樣她的臣民才能滿懷信心地仰視那面勝利飄揚的旗幟，知道他們的祖國不會屈服於失敗和羞辱」這樣的聲音。帕默斯頓的確是促使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關鍵人物，但即便沒有帕默斯頓，鴉片戰爭仍然會發生。我們自然不必為歷史人物開脫，但我們必須看到，鴉片戰爭是擺在這位政治家面前的唯一選擇。如果發動戰爭於英國是有利的，那麼他並不在意自己是否背上了戰爭的罪責。

多情的風流貴族？

克里米亞戰爭留給英國的爛攤子讓人們不得不承認只有帕默斯頓才能帶英國走出困局。「人生七十古來稀」，1855年，70歲的帕默斯頓扛起了英國執政者的大旗。有人說他當時耳朵不好、近視、頭髮灰白，但這絲毫沒有妨礙他繼續自己政治抱負的野心。愛爾伯特親王評價說帕默斯頓是給他和女王帶來最少麻煩的首相。女王自己也在日記里承認：「哦上帝知道！我們和他（指帕默斯頓）在外交事務上曾經鬧得多麼不愉快！但是他做首相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對我也很好。雖然我還是難以喜歡他。」

人們不喜歡帕默斯頓有很多原因，除了他不討好的性格，還有人認為他實在不像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紳士，因為他太鬧騰了。作為以「維多利亞美德」而聞名的女王身邊的近臣和一個「鑽石王老五」（帕默斯頓到55歲時才第一次步入婚姻的殿堂），他有無數情人，其中更不乏有夫之婦，因此人送外號「丘比特勛爵」，形容他是政界的「唐璜」似乎也並不過分。

當時英國大名鼎鼎的交際花澤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Jersey）和他的關係說不清道不明。他三次向伯爵夫人的妹妹喬治安娜（Lady Georgiana Fane）求婚卻均被拒絕。艾瑪·穆雷夫人（Mrs. Emma Murray）為他生下孩子起名叫亨利·約翰·坦普爾·穆雷（Henry John Temple Murray）。俄國駐英國大使的夫人多蘿西（Dorothea Lieven）似乎也曾與他過從甚密。人們也都相信墨爾本勛爵（Lord Melbroune）的妹妹考珀爾夫人（Lady Cowper）為他生了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夭折）。1839年，考珀爾去世後，帕默斯頓如願娶了她。而在他當上首相後，有次在溫莎城堡還被人撞到闖進女王侍女的寢室。要不是墨爾本勛爵為他說話，女王還真能有幸目睹他的離職。甚至在1863年，帕默斯頓78歲的時候，他還被傳喚在一起離婚訴訟案中出庭（事後證明這是一起針對他的惡作劇）。

「老帕姆」（人們給帕默斯頓的昵稱）如此充沛旺盛的精力早在他出任戰爭大臣一職的時候就初露端倪。當時年僅22歲的帕默斯頓出於對前途的審慎考慮，婉拒了出任財政大臣的邀請，而接受了戰爭大臣的職位。這個職務不負責軍事決策，僅僅管理軍隊日常事務，類似於政府的「審計師」。年輕的帕默斯頓以超乎常人的決心與毅力處理了四萬餘起部隊欠款，幾乎追溯回了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的時候。

在普通百姓心中，他那股輕鬆不羈的貴族氣質讓他有別於其他上層人士，他不斷迫近戰爭邊緣的外交政策也充滿了野心和刺激。帕默斯頓也是英國歷史上第一個藉助「現代媒體」——報紙——在社會上贏得不菲聲譽的政治領袖。當他在下院的演講見諸報端，那其中蘊含的熱情與想像力立即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呼應。所以當刺殺路易·拿破崙的陰謀敗露，帕默斯頓被迫辭去外交大臣的職務之時，民眾對此表示強烈憤慨。人們形容他好像狐獴，時刻保持警惕，神態滑稽，雖然身材弱小，卻擁有兇悍的攻擊力。他於1862年10月15日為哈特利學院（Hartley Institution，南安普頓大學的前身）剪綵一事幾乎成了人民群眾表達對他崇敬心情的「粉絲見面會」：「天剛蒙蒙亮人們就來到街上，店鋪都關門了，到處是忙著張燈結綵的人。大伙兒都盼著這一天，好像重要的節日一樣」，僅僅是為見帕默斯頓子爵一面。

如果政界也有巨擘，帕默斯頓必然是其中一位。這不單是因為他的政績，還在於他對英國的赤誠之心。1865年10月18日，帕默斯頓逝世。臨死前床邊還擺著他的公文箱，裡面是一封沒有寫完的信件。而他最熱愛的國家，正在「太陽永不落山」的光輝下如日方中。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政治學博士後流動站、各國議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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