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八王之亂是怎麼回事--詳悉八王之亂

一、八王之亂簡介

中國西晉時統治集團內部歷時16年(291～306)之久的戰亂，史稱「八王之亂」。其延續時間之長，波及面之廣，同室操戈之慘，引起的戰亂之烈，皆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所罕見。在這場大動亂中，位處今孟津平樂鎮翟泉、金村的金墉城，竟成了一座幽禁帝後親王的皇家監獄。16年中，先後囚禁過一帝、三後、九王，其中，晉惠帝的繼後羊氏在10年間五立五廢，每一次廢后都是被囚禁在這裡。

戰亂參與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

太熙元年(290)晉武帝臨終時命自己的老岳父——弘農大姓出身的車騎將軍、楊皇后的父親楊駿為太傅、大都督，掌管朝政。繼立的晉惠帝司馬衷是個白痴，史載他游於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及天下慌亂，百姓餓死，他竟說：「何不食肉糜?」其即位後，皇后賈南風(即賈后)為了讓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權，於元康元年(291)與楚王司馬瑋合謀，發動禁衛軍政變，殺死楊駿，而政權卻落在汝南王司馬亮和元老衛瓘手中。賈后政治野心未能實現，當年六月，又使楚王司馬瑋殺汝南王司馬亮，然後反誣楚王司馬瑋矯詔擅殺大臣，將司馬瑋處死。賈后遂執政，於元康九年廢太子司馬遹，幽禁於金墉城，次年殺之。從此，諸王為爭奪統治權，展開極其兇殘的內戰，史稱「八王之亂」。

二、八王介紹

其代表人物為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史稱「八王之亂」。

西晉初建，晉武帝司馬炎以曹魏亡國之鑒而大封同姓諸侯王。太熙元年(290年)，武帝死，晉惠帝司馬衷繼位。此時同姓諸王的勢力已發展到出則總督一方軍政、入則控制中央朝權的程度。元康元年，武帝後族楊氏與惠帝後族賈氏為爭權衝突激烈，皇后賈南風聯合司馬瑋、司馬亮髮禁軍圍殺太尉楊駿，廢楊太后，以司馬亮輔政。旋即，賈后矯詔先使司馬瑋率京城洛陽各軍攻殺司馬亮，又借擅殺大臣之罪處死司馬瑋，進而獨攬大權。永康元年(300年)，禁軍將領司馬倫舉兵殺賈后，廢惠帝自立。至此，宮廷政變轉為皇族爭奪朝權，演成「八王之亂」。

次年，司馬冏、司馬穎和司馬顒等共同起兵討伐司馬倫，聯軍數十萬向洛陽進攻，司馬倫戰敗被殺，惠帝複位，由司馬同專權輔政。永寧二年(302年)驃騎將軍司馬乂與司馬顒等裡應外合攻殺司馬冏，司馬乂掌握朝權。太安二年(303年)，司馬顒與司馬穎不滿司馬乂專權，借口其「論功不平」，聯軍進攻洛陽。司馬顒任張方為都督，率精兵7萬東進;司馬穎也發兵20餘萬南下;司馬乂麾下也不下數萬人。交戰各方兵力約在30萬人以上，號稱百萬，為「八王之亂」以來軍隊集結最多的一次。

雙方大戰數月相持不下。永安元年(304年)初，司馬越發動兵變殺司馬乂，迎司馬穎進佔洛陽，控制朝政。是年七月，司馬越等挾惠帝進攻司馬穎，兵敗東逃。司馬顒乘機出兵攻佔洛陽，迫惠帝與司馬穎遷都長安，獨專朝政。永興二年(305年)，司馬越再度起兵，西攻長安，司馬顒戰敗。次年六月，司馬越迎晉惠帝還洛陽，不久，司馬顒與司馬穎相繼被殺。

十一月，司馬越毒死惠帝，立晉懷帝司馬熾，至此，這場持續16年的西晉「八王之亂」結束。

八王之亂，嚴重破壞社會經濟，導致北方各少數民族大規模內遷和各地流民起事，加速了西晉王朝的滅亡

三、八王之亂為何爆發

司馬炎接受曹魏政權禪讓，建立晉朝，有感於曹魏政權抑制宗室、而被自己所取代的遭遇，在晉朝建立之初就大封宗室子弟為王，並且允許王國設置自己的軍隊，取消州郡的常備武裝。他還陸續用諸王統帥中央兵馬鎮守荊、揚、關中等要害地區，逐漸替換異姓方鎮，以為這樣，可保大晉朝江山永固。沒有想到在他死後，由於繼任的晉惠帝司馬衷是個白痴，缺乏統治國家的能力，政權落入權臣、惠帝的外祖父楊駿之手。

楊駿在女兒太后楊芷的支持下，獨霸朝綱，排擠汝南王司馬亮到許昌鎮守，引起宗室諸王不滿。而皇后賈南風，秉性酷虐暴戾，又淫蕩放肆，也想把持朝政，於是就趁此時機在永平元年[291年]密召都督荊州軍事的楚王司馬瑋入京，讓他與都督揚州軍事的淮南王司馬允配合，利用掌握禁軍的東安公司馬鯀的力量，一舉殺掉楊駿，並逼死太后楊芷。

楊駿死後，汝南王司馬亮按照晉武帝遺詔回到京城，和元老重臣衛瓘一起輔政。司馬亮和衛瓘為了保持個人權利，在利用小恩小惠收買朝臣的同時，就逐步剷除在剿滅楊駿時湧現的新貴宗室東安公和楚王等人，引起新貴們和皇后賈南風的嫉恨，於是賈南風先暗地唆使惠帝指使楚王殺死司馬亮和衛瓘，然後再以「矯詔」罪名除掉楚王司馬瑋，這樣朝政大權就完全落在賈后之手。

得到權勢的皇后賈南風恣意妄為，一方面因為淫亂後宮，臭名遠播;另一方面又設計除掉太子司馬遹，且妄圖以妹妹賈午的兒子假冒自己的兒子，達到永久篡奪晉朝江山的目的。但因為貪圖賄賂而任用了所謂年老無能的趙王。而趙王也是個野心膨脹的人，他利用太子司馬遹餘黨對賈南風的痛恨，在元康六年[296年]偷偷利用掌握禁軍的便利發動政變，廢掉賈南風，賈南風最終被用金屑酒毒死。

趙王司馬倫掌握朝政後，大肆任用親信，誅殺異己，招致朝臣人人自危，又在永寧元年[301年]廢掉惠帝司馬衷自己做了皇帝。同年，齊王司馬迥[鎮守許昌]、成都王司馬穎[鎮守鄴城]、河間王司馬顒[鎮守關中]等起兵討伐趙王司馬倫。從此方鎮軍參加內戰，戰場從洛陽、長安延伸到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結果趙王司馬倫被殺，惠帝複位。朝政被依靠軍事實力佔據京城的齊王司馬冏掌握。

齊王當政後，大肆任用親黨，排斥異己，而又奢侈腐化，這就與同樣覬覦朝政的河間王司馬顒產生了深刻的矛盾。河間王就聯合同樣失勢的成都王司馬穎一起聲討齊王罪行，並故意挑動京城動亂，以誘使齊王殺長沙王司馬義的詭計，企圖找到除掉齊王的借口，從而攻進京城，殺掉齊王。但事與願違，雖然齊王被殺，但朝政卻被實力較弱、但近水樓台的長沙王司馬義掌握。

長沙王雖然小心翼翼治理朝政，但還是被沒有達到目的的河間王司馬顒找到借口，於是河間王再次聯合成都王司馬穎，起兵直指京城。戰爭的曠日持久最終引發京城內亂，司馬義被東海王司馬越策動反叛的殿中將領拘捕，並被東海王司馬越用借刀殺人之計，交由河間王部將張方以殘忍的火刑所殺。而兩支叛軍也因為失去起兵借口退回各人老巢。

由於不斷遙控朝政，引發皇帝和朝臣反對，掌權的東海王司馬越等人就鼓噪惠帝親征成都王司馬穎，結果卻在盪陰之役中被成都王司馬穎戰敗，惠帝被俘，東海王敗逃。

成都王司馬穎掌握政權後，軟禁皇帝，誅殺異己，卻對於安定天下缺少良策，並引發幽州都督王浚叛亂。王浚拉攏兇悍的烏桓、鮮卑兵參戰，攻破了成都王的鄴城老巢，成都王只好帶著皇帝一起狼狽逃回京城，但中途卻落入了河間王部將張方之手，張方劫持皇帝和成都王司馬穎遷都長安，惠帝又落入河間王司馬顒魔爪。不久後，河間王被東海王所率領的山東諸侯聯軍戰敗，自己老巢長安被攻破，惠帝得以重返洛陽。孤立無望的河間王只好接受東海王司馬越的假意邀請，離開長安回洛陽，但行至半路父子三人都被預先埋伏的東海王的親信勒死，而成都王司馬穎也因為與山東諸侯交惡，又進退失據，被范陽王司馬虓的部將劉輿殺掉，朝政再次回到東海王之手。

光熙元年[306年]，惠帝中毒而死，皇太弟司馬熾被立為皇帝。但此時內戰已經延續十六年之久，各軍燒殺洗劫，使北方生產受到極大破壞，人民受到極大痛苦。西晉的統治力量也已消耗殆盡，而西方和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卻先後興起，西晉最終在公元三一六年被匈奴人劉淵建立的漢國滅掉。

四、八王之亂的影響

晉武帝司馬炎死後不久，西晉統治集團內部為爭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進行了歷時十六年(公元291年～306年)之久的戰亂。這次戰亂不僅使西晉王朝的統治力量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還對中國歷史，特別是漢民族的發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八王之亂的直接原因是當政的司馬氏集團吸取曹魏政權被篡奪的教訓，為保住自家江山，開歷史倒車，大封宗室造成的;深層原因則是司馬氏政權缺乏合法性，統治基礎不牢固，社會認同程度低(一般來說，由宮廷政變建立的王朝都比較孱弱，存在時間短，比如西晉之前曹魏、之後南北朝時期的各王朝等)。

八王之亂持續時間很長，又主要在當時的統治中心洛陽附近進行，給人民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痛苦，最終導致了西晉滅亡和「五胡亂華」悲劇的上演。

更重要的是，這次戰亂所引發的「五胡亂華」給中原漢族帶來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還對漢民族的人口結構、心理素質和民族自信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我們知道，漢民族的前身是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古華夏部落聯盟，經歷了夏、商、西周、春秋、戰國、秦、漢各個歷史時期兩千多年的演化，通過戰爭或交往逐漸融合、吸收周邊各部族，至西漢中期正式定名的。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一演化過程中，中原漢族始終居於主導地位，每次融合都是漢族主動以巨大的人口優勢吸收其它部族，被融合或吸收的其它民族基本上都是學習、接受漢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生產生活方式，又經過長時期的雜居共處，逐漸融入漢族，最終成為漢民族的一部分。經過多次的民族融合，漢族人口基數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至西漢末期總人口達五千萬以上，那時就已經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但八王之亂以後被歷史書上稱為「民族大融合」的五胡亂華時期卻和在此之前的民族融合有著天壤之別。

首先是八王之亂嚴重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生產力，大批漢族人死亡或逃亡，致使漢族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大大降低。據史料記載，八王之亂爆發前，西晉總人口約為三千萬，北方發達地區(以洛陽、長安為中心)超過兩千多萬，其中大部分為漢族，但少數民族人口也不少。史書上說 「關中百萬戶，胡人居其半」，據此推算，北方少數民族(主要是被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五個少數民族)應有五百萬人左右。這麼多的少數民族人口，至少需要在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環境下才能完全融合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但八王之亂的爆發徹底打亂了這一進程。

戰亂之後，北方的剩下的漢族人口也只有一千萬左右，和內遷的不數民族相比已沒有多少優勢，更重要的是，經過戰亂，漢族的力量受到了嚴重的削弱，為少數民族中野心家創造了霸佔中原的機會，給後來的「五胡亂華」和民族大屠殺埋下了禍根。

從匈奴劉淵建立政權到北魏統一北方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進入中原的各少數民族及漢族相互攻殺，損失都很大，其中以北方漢族損失最大。有資料稱在石勒(羯人)統治時期，北方漢族只剩下約四百萬人，所佔比例已低於北方的「五胡」，成為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在這之後雖然經歷了北朝近二百年的痛苦「融合」，而這種是在漢族人口不佔優勢的情況下進行的，並且主要依靠漢族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融合時間又短，還基本不具備民族融合所需的和平環境，融合的進程極不順利，後遺症也比較多。所以，到隋朝建立，北方最後一個較有規模的少數民族——鮮卑消失為止，雖然漢族又成為北方地區的主體民族，但漢族本身人口結構卻和八王之亂前有了巨大的變化。

與此時同時，因戰亂遷移到南方的漢族也與當地的百越等少數民族進行了融合，相北方情況相似，遷入的漢族人在數量並不佔絕對優勢，融合的動力也主要來自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但環境相對和平，過程也相對順利。

從八王之亂到隋朝建立近三百年間，整個中國特別是北方，戰亂不斷，漢族和其它各民族也不斷融合，最終以「五胡」為代表的少數民族融入漢族作為結局。雖然漢族仍然是整個中國的主體民族，但由於這次民族融合具體環境和條件與以前有很大的差別，融合之後的漢民族人口組成結構發生了變化，導致了漢民族的心理因素隨之發生了變化。

五、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

西晉原是一個強盛的王朝，它的前身--魏滅了蜀，它自身滅了吳，三國一統，何其雄哉。誰知開國之君剛死，就爆發了宮廷政變，沒幾個月，又來了一次。此後雖安靜了一段時間，但八年後，動亂不可遏止的爆發了。宮廷政變升級為大規模內戰，今天這個王人頭落地，明天那個王人頭落地，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上演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八王之亂」。八王酣戰未休，五胡又揭竿而起，遂演成著名的永嘉之亂，西晉王朝從此覆亡。距晉武帝死時僅二十年。

西晉亡於最高權力的爭奪。這種爭奪是歷史上最極端的典型事例。歷代王朝都有最高權力的爭奪，但像西晉這樣沒完沒了，不死不休，卻是絕無僅有的。八王之亂以極端的形式向世人昭示，社會風氣的畸變，造成了秩序的崩潰，把所有的人推向動亂的深淵，給社會帶來深重而又長久的災難。

五胡亂華指公元三0四年匈奴人劉淵建漢稱王，至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統一北方的一百三十六年間，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個胡族擾攘中原，在中國北方先後建立十多個割據政權之史實。其成因約有下列數端：

(一﹚胡人內徒，處置失當：漢武帝以後，中國西、北邊境外的胡人(匈奴、羯、鮮卑、氐、羌﹚逐漸內徒，如魏晉時關中地區人口百萬，其中胡人約佔一半。當時有一些人主張把內徒胡人加以分割、遣回故土或另徒他處，以使「戎晉不雜」，但都未能實現。邊吏又百般虐待胡人，使他們「怨恨之氣，毒於骨髓」，再加上東漢、魏、晉以來統治者多以胡人為兵，遂令其勢漸盛。

(二)晉室腐敗，國家內亂：自東漢末年以來，由於長期的割據混戰，缺乏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因而中國對邊裔各族本已很難控制。西晉雖然實現了全國統一，但政治極端腐敗，國力不振，兼以八王之亂大傷國家元氣，統治根基動搖。而胡人遂乘機擴充實力，日漸強大。

(三)地方積弱，邊事不修：在國家分裂時期，若割據政權比較強大，對邊事仍可加以控制，如曹魏之對付烏桓、鮮卑，蜀漢之徵服南中。但西晉盡罷州郡之兵，使地方武備不修，以致胡人在邊境起事，各地根本無力節制。

(四)北方災害，胡人遂起：晉惠帝時期，北方慘歷內戰之禍長達一十六年，使生產遭受嚴重之破壞，後來中原地區又連年災荒，餓殍遍野，社會殘破，民變四起，因此胡人乃得以乘時而起，釀成禍亂。

五胡亂華對中國歷史曾造成很大的影響。它從一開始就釀成大亂，導致西晉迅速滅亡，迫得晉室衣冠南渡而建立東晉王朝(詳見下述)。南遷的晉室已非復統一的王朝，它偏安於江左，僅保得半壁江山，同時北方盡被五胡所據，先後建立了十多個割據政權，紛爭擾攘，接著又與南北朝對立，使全國分裂長達二百七十餘載。從另一方面看，五胡亂華卻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大配合。因為五胡之大量內徒及入主中原，使他們逐漸漢化，造成了胡漢的配合;而隨著晉室南渡，南方地區也迅速開發並日趨繁榮，漢族和南方一些部族發生同化。由此中華民族之內涵乃日益擴大。

六、八王之亂的歷史教訓

「八王之亂」堪稱中國歷史上權力鬥爭的集中寫照和縮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殘，朝政失綱，後宮失序，爾虞我詐，朝雲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今天你殺人，明天人殺你，殺人的人再被人殺，一直到全部殺光為止。在這場權力爭奪戰中，無論賢愚，不分長幼，都如飛蛾撲火般爭相湧進權力的漩渦中心。比如，趙王司馬倫，儘管「素庸愚」、「頑鄙無識」，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權力乃至對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識如陸機，雄豪如劉琨，才華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賈氏黨人賈謐「二十四友」之中，為人所詬病。賈氏一黨敗亡，「二十四友」雖然雲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誅外，其他人仍未從權力鬥爭中抽身而退。陸機兄弟不聽顧榮「還吳」勸告，先依司馬穎，又被司馬穎所殺，留下「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的長嘆。劉琨先結附於司馬倫，後依違於司馬冏，若不是後來戰歿沙場，亦難不讓人指為追逐權力之輩。可以說，權力如同一劑春藥，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勢，不明事理，前赴後繼，執迷不悟，義無反顧。

更讓人唏噓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屬於清流時望之士，在掌握權力之後，彷彿馬上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甚至讓人感覺，他們掌握權力的過程，就是「變質」的過程。比如，司馬亮史稱「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專權，則權歸私門，「冠蓋車馬，填蓋街衢」，頓失時望。又如，司馬冏「少稱仁惠，好振施」，因眾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響者雲集，然而一旦專權，則「驕奢擅權，大起府第」，「耽於宴樂」、「沉於酒色」，「中外失望」，以至敗亡。再如，司馬穎「器性敦厚」、「眾望歸之」，然而一旦專權，則「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司馬)冏時」，尤其「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又如，司馬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專權，則「專擅威權，圖為霸業……不臣之跡，四海所知」，同樣「大失眾望」，最後憂懼而死。權力又如同一劑毒藥，感染了每一個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難以清醒，難以掙脫，猶如杜牧在《過秦論》中所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總之，權力真是個壞東西，不管是誰，只要沾著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錯亂。

當然，權力既不是春藥，也不是毒藥，與其說權力是個壞東西，不如說不受制約的權力才是個壞東西。回過頭來看八王的競相登場，每個人在出場之前無不躊躇滿志，然而一旦掌握權力後其表現卻又無不令人大失所望。這不禁讓人想起馬克斯?韋伯所說，與其將權力建立在個人魅力的「卡里斯瑪」權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權威之上。儘管這種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瑪型政治那樣激動人心的獻身精神和英雄氣概，然而卻更穩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預期性。人性總是有弱點的，有弱點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約的權力，想不變質都難。與其將權力的運轉寄希望於個人威權的自製(或者說開明專制、仁慈的獨裁者等)，不如寄希望於制度的約束。這是因為，個人威權的不可預測，根源就在於我們無法寄希望於其道德品性——事實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個人的威權當然可能使事情變好，然而更多的情況卻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為問題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問題的解決之道。總之，權力這個東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亂，關鍵在於是否將它鎖進籠子里，讓它戴著制度的鐐銬跳舞，而不是過於相信掌握權力者的道德自製。如是，可能也就不會有「八王之亂」這樣不斷重複的歷史悲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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